1952年開封市委書記向毛主席要官遭開除永不錄用

新中國成立初期，全黨上下正大力整肅干部作風，堅決反對特權思想和個人謀私行為。就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一位戰功赫赫的開國功臣，因一封直接寄給中央和毛主席的信，徹底斷送了自己的政治生涯，成為黨史上一段引人深思的往事。

這位功臣名叫戴季英，1906年出生在湖北黃安（今紅安），那個走出兩百多位將軍的“中國第一將軍縣”。他的革命資歷確實深厚，1926年加入共青團，1927年轉為中共黨員，同年就參與領導了著名的黃麻起義，成為起義總指揮部成員，還兼任七里區農民義勇隊總指揮。起義失敗后，他跟著隊伍轉入木蘭山區堅持游擊戰，后來成為工農革命軍第七軍黨委委員，是鄂豫邊革命根據地的創建者之一。

戴季英的家人為革命付出了巨大犧牲，父親被國民黨反動派活活燒死，母親被地方劣紳打死，五個兄弟中有四人犧牲在戰場上，整個家庭只剩他一人幸存。這份家仇國恨，讓他在早期革命斗爭中格外英勇。紅軍時期，他的職務一路提升，1931年成為鄂豫皖省委委員，出任紅二十五軍第七十四師政委，紅四方面軍主力西征后，他留在根據地重建紅二十五軍并擔任相關領導職務，當時徐海東還是該軍第七十四師師長，算得上是他的下屬。1934年11月，紅二十五軍開始長征，整編后程子華任軍長、吳煥先任政治委員、徐海東任副軍長，戴季英擔任參謀長，他與戰友們率領不足四千人的隊伍一路牽制二十多萬國民黨軍隊，為主力紅軍北上創造了有利條件，成為最先抵達陜北的長征部隊之一。

可這位猛將身上，卻有著讓人難以接受的固執與偏執。早在鄂豫皖蘇區時期，張國燾推行極左路線，戴季英當時擔任省保衛局審訊科長，為了表明自己的“革命堅定性”，在肅反中采取“逼供信”的手段，參與了大量錯捕錯殺行動。紅二十五軍的許繼慎、熊受暄等高級將領在這一時期遇害，這起冤案的主導者是張國燾，戴季英作為具體執行者負有直接責任。1935年紅二十五軍抵達陜北后，他擔任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政治保衛局局長，又把鄂豫皖的那一套帶到陜北，掀起了肅反擴大化的風波。當時陜甘邊根據地縣以上、紅二十六軍營以上干部幾乎全被逮捕，包括根據地創始人劉志丹、習仲勛等人也被他關押入獄，遭受嚴刑拷打，兩百多名黨政軍干部慘遭殺害。幸虧中央紅軍及時抵達陜北，毛主席當即下令“刀下留人”，派遣王首道等人接管保衛局，劉志丹等人才得以獲救。事后中央查明這是冤案，給予戴季英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并撤銷領導職務，可他始終不認為自己有錯，還在審查時極力辯解，連周恩來都怒斥他：“像劉志丹這樣的‘假革命’越多越好，像你這樣的‘真革命’，倒是一個沒有才好。”后來中央監察委員會明確，陜北肅反“應當由當時中央代表派駐陜北代表團書記朱理治等同志負政治上的主要責任，直接負責的是陜北保衛局長戴季英、陜北軍委會主席聶洪鈞”。

抗戰爆發后，戴季英被派到新四軍第四支隊擔任副司令員，后來升任政委，還曾代理過司令員職務。1944年，他受中央委派返回河南，擔任中共河南區黨委書記、河南軍區政委，之后又成為中原局委員、中原軍區副政委，在中原突圍戰役中牽制了國民黨三十多萬兵力，為解放戰爭戰略展開贏得了寶貴時間。這段時期，他在抗日游擊和根據地建設上確實有不少實績，陳毅就曾高度評價過他參與指揮的半塔保衛戰，稱其為“黃橋決戰的序曲”。

新中國成立后，組織上任命戴季英為河南省委常委、開封市委書記，當時開封還是河南省會，這個職務在旁人看來已是高配。可戴季英卻滿心不滿，他總覺得自己資歷老、功勞大，早在20年代就是省級干部，解放戰爭時期又當過河南區省委書記，如今的安排完全“屈才”。他常常在公開場合倚老賣老，自我標榜功勞，根本不把河南省委的領導放在眼里，多次發表與省委意見相左的言論，甚至在干部會議上公開指責省委領導是“左派”，制造內部矛盾。

1951年底，戴季英索性直接給中央和毛主席寫了一封信。信里沒有反思自己的問題，反而猛烈攻擊河南省委的工作，羅列自己的革命功績，明目張膽地伸手要官，明確要求組織任命他為中央委員和河南省委書記。這封信送到毛主席案頭后，一向重視干部作風的毛主席看后勃然大怒，怒不可遏地批示：“戴季英已經不可救藥了！共產黨不需要戴季英這樣的高級干部。這樣的人，應該開除黨籍，開除公職，永不啟用。”1955年，毛主席在黨的七屆六中全會上做結論時，還特別提到：“不可救藥的人總是很少的，比如陳獨秀、張國燾、高崗、饒漱石，還有陳光、戴季英。”

戴季英的一生充滿爭議，他為革命流過血，家人為革命付出了慘痛代價，可他卻在肅反中犯下嚴重錯誤，又在功成名就后迷失了方向，把功勞當成向組織要價的資本。歷史對每個人的評價都很公正，功績不會被抹殺，錯誤也不會被掩蓋。當我們回望這段歷史，不禁會想：究竟是權力腐蝕了人心，還是初心的失守注定了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