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師周澤，當一位理想主義者決定轉身

昨天，周澤律師的告別信，像一片深秋的落葉，在法律界的湖面上輕輕盤旋，激起的不僅是漣漪，更是整個律師職業群體沉默的嘆息。這位從業數十年的資深律師，用"不開心"這樣簡單的詞匯，包裹著一個 profession 最深沉的疲憊。他宣布將辭去澤博律師事務所主任職務，待手中案件辦結后，逐步退出律師江湖。這個決定背后，不是一個個體的退縮，而是一個職業內在困境的集中爆發。

讀他的文字，那種逐漸積累的無力感清晰可見。2021年，他第一次認真考慮過離開。那次經歷像是敲在鐘上的第一錘，余音經久不散。五年過去了，他堅守著自己的執業風格，但那種壓抑感卻像南方的回南天，越來越濃，越來越難以驅散。通過一系列職業風險、投訴機制與行業慣例，一張無形的網將周澤們牢牢捆縛。周澤所面對的，是一種結構性的困境。這種困境，是許多人共同的隱秘傷痛。

理解周澤的困境，需要理解法律職業本身的復雜性。當律師們選擇將樸素的社會關懷轉化為專業的法律實踐。這種轉變不僅需要熱情，更需要信念。然而，當他們真正深入到司法實踐的肌理中時，卻發現法律條文與司法實踐之間，存在著巨大的鴻溝。這條鴻溝不在于任何人的惡意，而在于整個系統的慣性、路徑依賴與多重目標沖突。一個案件不僅僅涉及法律適用，還牽涉到地方穩定、部門協作、考核指標等諸多非法律因素。律師的聲音，在這樣的多重奏中，往往顯得微弱而邊緣。

周澤的壓抑感，正源于這種理想與現實的結構性落差。他產生的"屈辱感"并非來自某個具體個人的態度，而是源于整個互動模式本身。當維護當事人合法權利、維護法律正確實施、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行為，被反復置于"是否合適"的審視之下，整個職業的價值坐標系便出現了內在的混亂。律師們不得不在"堅持專業判斷"與"規避職業風險"之間反復權衡，這種權衡本身就是一種巨大的精神消耗。

他的退場，讓人想起職業社會學中的"現實性適應"理論。當理想主義者發現，堅持原則的成本超出個人承受能力，且改變制度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時，選擇退出便成為一種理性的自我保護。周澤們曾經相信，通過一個個案件的辯護，可以推動司法實踐的改善。但他們逐漸發現，個體的力量在整個司法機器面前，實在過于渺小。律師在刑事訴訟中的角色定位，本質上處于信息、資源與權力的三重邊緣。在這樣的結構性弱勢下，繼續堅守需要的不只是勇氣，更需要一種近乎殉道者的激情。

值得玩味的還有周澤使用的"律師江湖"這一表述。江湖在中國文化意象中，既有自由不羈的一面，也有規則不明的一面。將法律職業比作江湖，本身就透露出一種無奈。本應是現代社會最規范、最透明的專業領域，卻在實踐中充斥著不成文的規矩、心照不宣的禁忌與難以言說的生存智慧。在這個江湖里，資深律師不僅要應對法律問題，更要處理復雜的人際關系、微妙的庭外互動與不確定的職業風險。年輕律師需要學習的不只是法律條文，更是如何在這個生態中"生存"下來。周澤的退出，某種程度上是對這個江湖規則的不適應——他始終學不會像某些同行那樣，在多重約束下游刃有余地舞蹈。

然而，他的離場并非失敗，而是一種清醒的價值排序。在律師事務所的運營邏輯與個人的職業信念之間，他選擇了后者。這種選擇需要極大的勇氣——承認局限的勇氣，拒絕被同化的勇氣，以及對自我認同另一種形式的堅守。他寧愿放棄整個江湖，也不愿放棄內心的尺度。

周澤的轉身離去，應該引發整個職業共同體的深層反思。當一個從業數十年、享有盛譽的律師因"不開心"而選擇離開時，問題顯然不只出在個人身上。律師職業的吸引力，正隨著這種結構性困境的加劇而減弱。年輕人在進入這個行業前，看到的不僅是法庭上的慷慨陳詞，更有資深前輩的無奈轉身。這種示范效應，比任何說教都更有力地塑造著法律職業的未來。如果連最優秀、最有信念的法律人都無法在這個系統中安住自己的位置，那么整個法治建設便失去了一批最寶貴的實踐者。

我們惋惜周澤的離場，然而我們又深深理解他的選擇。因為這不是怯懦，而是清醒的現實判斷；不是放棄，而是拒絕在異化的環境中自我消解。他守護住了內心的法律秩序，哪怕這意味著要退出外部的律師江湖。

我們不能站在道義的制高點上要求別人去無畏，只能呼吁全社會正視律師這個職業的結構性弱勢，改善其執業環境。當法律條文的理想世界與司法實踐的現實世界能夠更好地銜接，當律師的專業意見能夠獲得更充分的制度性尊重，像周澤這樣的理想主義者便無需在堅守與退出之間做出痛苦抉擇。但在那一天到來之前，我們只能目送這位理想主義者轉身，然后漸行漸遠。他的離去，留下的不僅僅是一聲嘆息，而應該成為一個職業的警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