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劍雄：步履不停的追問者

每年12月15日，弟子與師友們總會不約而同地聚在復旦園。這并非正式的學術會議，而是一場溫暖的約定——為葛劍雄先生慶賀生日。2025年歲末，同道們笑語盈盈，先生精神矍鑠。葛先生風趣地說：“八十，好像只是上海老人壽命的平均值！實在用不著什么祝賀，不過，歷史地理學科的傳承與發展卻是一件大事啊！”“現在科技這么發達了，你們一定要好好鍛煉身體，為國家多干幾年！” 言談間，沒有絲毫功成身退的暮氣，反倒像一位整理好行裝、隨時準備再次出發的旅人。此時此刻，他也正在南非跨年旅程中。

2026年1月4日 星期天夜光杯封面人物

對先生而言，八十一歲，不過是又一個扎實的起點。

從毫末到合抱

1945年12月，他出生于浙江吳興縣南潯鎮，少年時遷居上海。高中時代成績優異的他，卻因患肺結核休學一年半，最終與高考失之交臂。在老師的建議下，他于1965年進入上海古田中學，成為一名英語教師，一教便是十余年。這段經歷未曾消磨他的向學之心，反而在扎實的教學實踐中沉淀下嚴謹與耐心。1977年，32歲、僅有高中學歷的葛劍雄，憑借出色的教學成績被評為上海市教育戰線先進工作者，并當選市人大代表。也是在這一年，改革開放的春潮初涌，研究生招生制度恢復。他抓住了這扇豁然敞開的時代之門，以初試總分第一的成績考入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師從著名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教授。

這段非同尋常的經歷，被他在閑談中化作激勵后學的素材，并沒有一絲怨天尤人之態，而是充滿了自豪。他內心對那個時代的感激是具體而微的——它讓一位優秀的中學教師，得以憑借純粹的學識叩開最高學府的大門，并最終成長為新中國首批自主培養的文科博士之一。在譚其驤先生身邊的十余年間，他作為助手參與大量高層學術活動，于耳濡目染中深刻體悟了一代宗師的治學風范與家國情懷。這份早年的滋養，奠定了他學問的底色：既要深扎于“地”的坐標，更須關切創造歷史的“人”。

古語云：“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層之臺，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談的都是基礎的重要性。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是中國學術界之重鎮。筆者以為，史地所之所以受到眾多學者的推重，是因為自史地所的創始人譚其驤院士與眾多前輩開始，都甘心為學術界做最基礎性的工作，從而為中國學術界的前行搭建了更高、更科學、更穩固的平臺。譚先生和他們那一輩學者最大的功績就是八冊《中國歷史地圖集》。而這八本圖集解決的就是一個“地”的問題。歷史書籍中有無數地名，如果不知道其確切的位置，那么，后人的讀史，就成為“盲人摸象”與“懸空之虛說”，哪里談得上什么準確性與科學性？八冊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出世后，從此，歷史研究及大眾閱讀史籍，就有了一個非常堅實而嶄新的平臺，數以千計的古代地名有圖可查，其科學價值、影響及作用是難以估量的。國內外學術界高度認可八冊《中國歷史地圖集》的貢獻，其原因正在于此。

而葛先生將自己的學術關懷與研究焦點放在了“人”身上。我們所說的歷史，都是“人”的歷史，沒有“人”，哪有歷史？然而研究某個人的歷史，其意義肯定是有限的。組成社會需要一定數量的人，而一定數量的人就是“人口”。研究社會與歷史，都離不開人口研究。葛先生很早就有了撰寫中國人口歷史的長遠規劃。他認為：“就像國民應該了解自己國家的歷史一樣，中國公民都應該了解中國人口發展的歷史。專業研究人員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而葛先生之所以長期堅持中國人口史研究計劃，還曾受到一位國際學者“B教授”的刺激與激勵。這位“B教授”聲稱：他從來不采用中國學者的說法與證據。其傲慢的態度引起葛先生極大的憤慨。他在《中國人口發展史》的《前言》中寫道：“只要我們自己還沒有拿出舉世公認的人口史研究成果來，B教授之流就還會有市場。”也許正是這股不甘于服輸的骨氣，成為葛先生數十年來沖破重重困難，完成一流的人口史研究成果的重要動力。他主編的多卷本《中國人口史》拿到多種社科獎項，他個人所撰《中國人口發展史》也多次再版，并被翻譯成英文出版發行。他用自己的成果在學術界維持了一位中國學者的尊嚴。

師者的溫度與豁達

熟語云：“打鐵還需自身硬。”一名成功的教師首先要有過硬的本領。傳授的核心應該是研究方法論，而不是所謂客觀“知識”）

追隨葛先生問學，恰似“如沐春風”。這春風，并非一味和煦，更帶著催發新綠的明晰力量。前些年，葛先生曾被復旦學子們評選為“最受學生喜愛的導師”之一。在學生眼中，葛先生教學與科研工作的最大特點，就是實事求是的求真態度與“凡事一分為二”的豁達與明辨精神。

傳統時代，對于史家要求有“三長”說法，即史才、史學與史識。其中，史識最為可貴。作為一位學者，葛先生最可貴之處就在于他能夠提出自己獨特的觀點，既接地氣，又具世界眼光。如中國人口龐大的基數，曾引發不少國際人士的擔憂。對此，葛先生并沒有絲毫回避與遲疑，而是堅持從學術立場表達自己的研究成果。他指出：“從秦始皇建立中國第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中國本身的人口壓力從來沒有成為向外擴張的原因，也不是開拓疆土的動力。”歷史時期“雖然中國的人口從數千萬增加到了19世紀中期的4億多，但都是依靠本國生產的食物供養的，從未產生過向境外尋求生存條件的企圖，因此中國的人口數量從來沒有構成對外部世界的威脅。”這種一針見血的真知灼見，不僅是葛先生深思熟慮的學術成果，更體現出他關心世事，回應關切的高度智慧。這無疑也是學術研究經世致用的完美體現。

如果說葛先生主編《中國人口史》就是解決一個“歷史上中國人口到底有多少”的問題，那么他主編的《中國移民史》就是解決“中國人口從哪里來”的問題。關于中國移民史研究的重要性，葛先生鄭重指出：“離開了移民史就沒有一部完整的中國史，也就沒有完整的經濟史、人口史、疆域史、文化史、地區開發史、民族史、社會史。”“移民對于中國的偉大貢獻，只有認真地加以研究與總結，我們與我們的后人才能了解先民們的光輝業績，并使之發揚光大。”這是何等熾熱的治學情懷，這又是對歷史何等負責任的態度！也許只有這樣的情懷、態度與責任感，才能解釋數十年來葛先生為中國移民史研究付出的艱苦努力。

除了治學態度與學術方法之外，追隨恩師感受最深的地方，是他對學生的寬容與鼓勵。而鼓勵學生超越自己，則正是教育者的“至高境界”。葛先生特別鼓勵學生勇于提問，他樂于見到學生提出獨立見解，甚至挑戰權威。我曾因對前輩大師的某個觀點產生疑問而忐忑，葛先生認真聽后的一句“你的想法有道理”，如同點燃火種的引信，讓我瞬間化忐忑為信心。他在為學生著作作序時，能毫無保留地寫下“我們的學生已經在很多方面超過我們”，這份喜悅與豁達，源自一位真正教育者的深厚底氣與早年身為教師的樸素信念。他厭惡教條與空談，崇尚“實事求是”到了近乎執著的程度。這或許與他早年的教學經歷有關——站在中學講臺上，必須把復雜的道理講得清晰透徹。他總強調，歷史地理學絕非地名倉庫，而是一套理解人地關系的方法論；掌握觀察世界的框架，遠比死記知識更重要。

一個人就是一支部隊

2023年，時年七十九歲的葛先生從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任上榮退，然而未歇多久，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圖書館館長的聘書又交到手中。他欣然接受，開啟了滬深雙城奔波的“新常態”。即便年過八旬，他依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歷史地圖集》第二冊的執行主編，并在復旦大學與港中大（深圳）兩地指導著多名博士生。2025年，他出版了《何以中國》《也是讀書》等多部著作，并完成了《譚其驤學術傳記》。他在第十八屆國際歷史地理學家大會、聯合國“大河對話”等多個重要場合發表主題報告，從歷史地理角度闡釋中華文明。正如他所說，這一年他“至少完成了兩份正常工作量”。對他而言，學術生產已是生命自然流淌的一部分，無所謂“退休”的界限。在他的辦公室，寫字桌上來自南極的石頭都是他“行萬里路”的無聲注腳。他的學術世界，始終與腳下的大地和時代的呼吸緊密相連。他研究人口史、移民史，不僅是為回答學術問題，更深藏著理解中國何以形成的鑰匙。

2022年，他登上B站講授《中國史》；他甚至擔任熱門游戲《王者榮耀》的學術顧問，以嚴謹又鮮活的方式，把歷史講給更多年輕人聽。他的普及著作《大地上的中國史》在港出版，舊著《四海之內》發行近三萬冊，這些努力都指向同一個方向：讓學術走出象牙塔。

他的行程表揭示著一種令人驚嘆的活力。滬深兩地館長職責、學術會議、各地講座，他獨自安排一切，不帶助理。一只行李箱便是他出差的標準行頭。有人建議他帶個助手，他擺擺手，滿滿“一個人就是一支隊伍”的從容與獨立。為了與同事溝通更便捷，他近幾年學會使用微信。2025年，他乘坐120次飛機，足跡遍及3大洲26城，飛行超20萬公里。對比2019年的飛行數據，他笑言“畢竟老了6歲！”這是一種充滿自律與熱情的生活狀態，既有與家人同游海島的閑暇，更有為學術與責任奔走世界的勤勉。

面對未來，他清晰地調整著目標：“原來確定……輕松工作到85歲。現在……需要調整為正常工作到85歲或更久。” 驅動這份“正常”的，是具體的責任——例如，為了卻先師譚其驤先生的遺愿，參與主持《中國歷史地圖集》新一輪修訂。他知道“這不是短期內可以完成”，但正因如此，八十一歲這個“新起點后面會是一個較長的時段”。

原標題：《封面人物 | 葛劍雄：步履不停的追問者》

欄目編輯：華心怡 文字編輯：吳南瑤 王瑜明

視頻制作：金晶

來源：作者：安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