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緒、身份政治、大漢族主義，“1644史觀”背后的三重隱喻

2025年年末，“1644史觀”“悼明”等論調，在中國互聯網掀起一場“狂歡”，泛起的層層漣漪甚至受海外關注。

這場“話語新解”，以1644年為截然的歷史界限，將明清鼎革視作華夏文明的“至暗時刻”；生搬硬套“殖民”概念，將清朝污稱為“外來殖民政權”；甚至從族群文明性角度，將近代中國的落后與屈辱全部歸咎于清朝。與之一體兩面的“皇漢”“悼明”，緊隨其后，從中國古代經典名著中大搞“歷史索隱”，抑或肆意歪曲解讀明亡歷史。

這些行為打著歷史愛好、甚至文史研究名號，實則將各類現代概念、西方話語一知半解地拼湊起來生硬解讀中國歷史，割裂古代歷史，對立傳統和現代，否定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將多元文化視作族群隔離，分裂中華民族共同體。

但是，很多參與其中的人甚至不知道自己援引的一些觀點、學說，其背后根源“大有來頭”，其中不少早在19世紀以來西方帝國主義殖民中國、拆解中國的理論基礎中就已出現——“南北二元論”“征服王朝論”“滿蒙非支那論”“內亞史觀”……是不是很眼熟？如今也許只是換個詞匯，變一下形。

這場網絡風潮底下是復雜的，有探索求知的好奇，有現實情緒的宣泄，有愛國情感的表達，有網絡物質的誘惑，也有別有用心的煽動……各種各樣的議題和情緒交織其中“借殼上市”，只不過這次借的“殼”具有很大的危險性。作為普通大眾，只有不斷求索認知，以包容的心態，理解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建構過程，明辨分裂勢力的別有用心，堅定歷史自信，守護國家認同和民族團結。

一場爭議也會成為我們正本清源、明辨是非的契機。為此，觀察者網邀請臺灣“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員吳啟訥老師，從所謂“1644史觀”“悼明”輿論風潮著手，分析其背后隱含的多重涵義，反映了什么問題，在政策制定、話語論述中該如何調整？同時，現代中國的發展脈絡、中華民族的構建過程，最核心的歷史觀是什么？如何看待古代中國與近現代中國、傳統文化與近代革命、中國與世界的關系？

以下為整篇談話的關鍵詞，在此先行刊發上篇。

· 情緒、身份政治、大漢族主義，“1644史觀”背后的三重隱喻 · 中國的民族觀帶有傳統天下觀，與西方民族國家敘事完全不同 · 中華民族的共同利益不是虛構的，而是實實在在的 · 革命中國的史觀，反對什么、繼承什么 · 中國歷史學研究的最大盲點，是對世界史缺乏了解 · 警惕變形的中國中心觀與割裂的中國歷史觀 · 強迫癥一般的索隱，對民族精神健康無益

·三重隱喻：情緒、身份政治、大漢族主義

觀察者網：近期，大陸互聯網上掀起一陣1644史觀、“悼明”的話語狂歡，甚至溢出網絡圈層，不得不在更主流的輿論圈層去回應它。從敘事、話術到網絡活動，怎么看這場輿論風波從表象到本質的問題，您能否條分縷析、將此拆解出幾個層面的議題？

吳啟訥：關于這個問題，大致可以從三個層面來回答。

第一個層面是，幾個月前，我曾經針對“明粉”現象，在類似議題中談過有關印刷資本主義時期出現時的情形，中國近代的印刷資本主義出現在19世紀晚期，甫一出現便產生了漢民族主義的思潮。這種思潮顯然跟彼時中國的留學風潮有很大關系，尤其是留日風潮；中國知識分子、社會精英一下子接觸到境外很多本質上對中國國家利益懷有較大敵意的觀點。

當時，由于中國精英和社會大眾本身的政治需求，即反對清王朝統治，認為清政府喪權辱國，他們看到日本人穿著“吳服”，恍若“回到漢唐”，又遭日本人嘲笑腦后的辮子，急于向日本人辯解，在此動機下就非常容易接受漢民族主義思潮，并很快從日本擴展到中國境內，發表在眾多報紙媒體上——當時的發表門檻很低，就這樣漢民族主義思潮迅速擴張開來。

當時的漢民族主義革命派，主要就是興中會、同盟會，背后得到日本方面的資助，甚至跟軍國主義也存在關系。這里不是詆毀革命派，所有的革命都會經歷從幼稚到成熟的過程。他們在跟立憲派關于中國未來國體的爭論中，一開始非常激烈，但到20世紀初，雙方的觀點逐漸趨近，到辛亥革命前，其實雙方的共識已經比較高了，即中國內部不能發生族群對立，這對中國的前途沒有好處。

后來，革命派違背了此前有些人跟日本人簽訂的協議，比如中國革命成功后要把中國東北讓給日本這類荒唐的建議；因為任何革命者一旦要執政，就會發現所謂“驅逐韃虜、恢復中華”這種主張窒礙難行，那將造成中國國土的分裂。所以，“五族共和”就成為革命成功后，立憲派跟革命派的共識，如果沒有這個共識，今天的現代中國就無法存在了；這不只是簡單排除一些領土而已，而是整個中國沒有了安全屏障，就像圍在院落外面的藩籬撤除了，門戶洞開，帝國主義就可以直接深入中國。

到了21世紀初，中國輿論界再次出現類似印刷資本主義的熱潮，發表網絡言論的門檻基本不存在。顯然，中國的輿論環境并不像敵對勢力所形容那樣沒有言論自由，恰恰相反，中國在很多層面上的言論是不受限制、沒有門檻的，這跟西方世界包括日本在內有鮮明對比，后者對言論有諸多限制，尤其是事關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議題，并沒有討論空間。

在這種輿論環境下，有些人由于知識積累有限，再加上自己對社會的一些情緒，放大了所謂族群矛盾，形成了新一波印刷資本主義之下的討論潮流，但很明顯這里面存在知識盲點。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很多參與這股熱潮的人認為討論民族和國家的議題不需要任何知識門檻。他們講話有個習慣，“我對歷史感興趣，我閑暇之余去研究一下歷史”，但從來沒有人說“我對物理感興趣，我退休要去研究物理”。舉幾個跟1644史觀有關的例子：有些網文的作者尚未具備歷史研究必備的時間感和空間感，他們話里話外的認知是，自己的祖父母是從明朝直接來到現代中國的，1643年受孕，1912年才出生；還有，中國和“滿韃”在空間上是隔絕的；“漢族”和“滿韃”甚至有生殖隔離，所以“民族”可以遺傳，而自己是血緣上“純正”的“漢族”，等等。

這里面有認知誤區，歷史作為中國傳統學術，是中國自主學術體系的起點，但這個起點的門檻其實并不低，我并不是想用精英主義去包裝歷史研究的專業性，我主張歷史的人民大眾化，但如果我們認為不需要專業訓練、不需要任何知識的積累、方法的獲得，就能直接對歷史下結論，那就勢必導致結論的簡單化，而這個簡化的結論一定會對我們民族的利益、社會的福祉造成損害。這是第一個層面。

第二個層面，是關于所謂的大漢族主義，在西方列強、殖民者，以及現代世界對華敵對勢力眼中具有很大的作用。在18世紀末19 世紀初，西方世界就企圖拆解東方的幾個傳統國家，對他們來說，這些傳統國家妨礙其殖民體系的擴展和殖民利益的推動，而這些傳統國家中最明顯的就是奧斯曼土耳其、俄國、印度和中國。

他們拆解這些國家有一個整體方略，就是他們認為這些國家不是現代民族國家，其內部存在多元的文化和族群現象，這是他們最重要的切入點。于是，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在這些國家內部煽動民族分離，這是西方慣用的手法；但大家沒有注意的是他們主要煽動哪些民族的分離？其中最明顯的，在俄羅斯，他們煽動的其實是俄羅斯民族主義，或者叫大俄羅斯民族主義，而不是烏克蘭民族主義、白俄羅斯民族主義或者高加索山、波羅的海這些小型的民族主義。因為大俄羅斯民族主義是其中影響最大、對于裂解沙皇俄國成效最高的意識形態。

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當中，其實也隱含了大俄羅斯民族主義和傳統沙皇俄國內部其他民族主義的獨立訴求。布爾什維克革命成功后，是用革命代替了這些民族分離的訴求，由各民族組成了一個新的共同體，即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而大俄羅斯民族主義的危害，在列寧和斯大林時期，他們就深有體會，所以都非常強調要反對各種民族主義，尤其是反對大俄羅斯民族主義，后一項主張在俄羅斯內部挑起了很多不滿，覺得我們俄羅斯人首先犧牲了自己的利益，讓利去成全別人，覺得自己吃了大虧。這和當時其他少數民族的反應相比，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與俄國采用相同模式成立的國家是南斯拉夫王國，后來在鐵托領導下變成南斯拉夫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其中人數最多的民族塞爾維亞族也有相同感受。南斯拉夫解體背后的原因也是相似的。1990 年代蘇聯解體，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不是中亞民族主義，不是波羅的海三小國民族主義，也不是烏克蘭民族主義，而是大俄羅斯民族主義。

美西方注意到大俄羅斯民族主義是影響最大的勢力，一直暗中鼓勵蘇聯把所謂“俄羅斯母親”的地位抬到蘇聯人民的整體利益，以及建構中的、新的“蘇維埃民族”的地位之上，結果嚴重破壞了“蘇維埃民族”的形成。最后蘇聯解體，“蘇維埃民族”也沒有真正形成，這是很大的缺憾，這其中不得不讓人注意到大俄羅斯民族主義的危害。

土耳其也是如此，奧斯曼帝國的核心群體是突厥（土耳其）族，是一個由軍事貴族所領導的統轄其他伊斯蘭世界的族群，他們認為阿拉伯區域還有亞美尼亞人、希臘人等，都是拆解、危害奧斯曼帝國核心利益的一些群體。當時就出現了所謂突厥基本教義派和伊斯蘭基本教義派，這些人都想把突厥（土耳其）族的利益放在其他族群利益之上，而這種主張也是導致奧斯曼帝國解體的重要因素之一。

印度也是同理，我們通常認為印度整體都被英國征服殖民，但我們往往忽略了英國對印度的統治是分而治之，最主要的手段就是煽動婆羅多（Bharat）民族主義，也就是印度教民族主義，在印度內部引發了其他非印度教少數族群的恐慌。在印度教民族主義看來，婆羅多是印度的主體，他們受其他族群，例如穆斯林的拖累，導致婆羅多的主體性無法呈現。而一旦婆羅多民族主義這種情緒被英國人重視后，他們就能方便地統治印度，因為可以讓各個族群對立起來。

即便在英國殖民者撤出印度以后，印巴分治，恒河流域和印度南部地區的爭議，甚至波及到印度的鄰居——在斯里蘭卡出現僧伽羅民族主義和泰米爾民族主義，這都是英國殖民者分而治之手法的外溢。緬甸也是印度鄰居，在英國統治前，緬甸曾是英屬印度的一部分，緬甸內部的族群爭議也是英國殖民者制造和挑撥起來的，而其中爭議核心就是所謂的大緬族主義。

跟上述例子非常相似的，就是中國的大漢族主義，它看似有長遠的歷史淵源，但如果仔細看其誕生過程，大漢族主義完全是一個近代的現象。因為中國古代并不存在大漢族主義，只有正統觀、道統觀、大一統觀，有華夷之辨，這些觀念跟漢人的儒家文化、農耕生產方式有比較密切的關系，但都不是西方式的民族主義訴求，這些觀念背后的內涵是文化和制度等，而以儒家文化為基礎的政治制度和社會結構對周邊其他文化群體具有相當大的吸引力，于是慢慢形成了傳統中國；漢人和非漢人群體之間的共同利益，是驅使中國古代逐漸整合為一個統一政治體的最重要動力。這是第二個層面。

第三個層面，是身份政治問題。從20 世紀初近代中國政府誕生以來，中國人民一直處在掙扎求生、艱苦奮斗，最終追求民族復興的過程中，其間的辛苦是世界其他地區的人都不太容易體會得到的；無論是在近代中國革命，還是早期社會主義建設中，中國人民付出的代價很大。到了改革開放時期，在中國人民的奮斗過程中，社會上出現了一些新現象，其中包括貧富分化、收入分配不均，以及因人口結構造成年輕一代的負擔比較沉重等情況；年輕一代想要實現身份躍遷，主流渠道包括高考、公務員考試等。

我們都知道，在這些考試中存在一些偏向少數族群的政策，這種政策制定是有一定道理的，比如教育資源的不足、地域的不平衡，其中最關鍵的是如果某個少數族群是非漢語使用者，要參加漢語考試存在先天弱勢，而中國作為一個人民的國家，必須要考慮到全體人民的利益，要照顧弱勢群體，這是中國社會主義性質的一個根本體現。

可是，在政策執行的過程中，難免會出現一刀切，比如過于看重身份證上的民族標記，只要某個人不是“漢族”，不管他居住在哪個區域、受教育程度如何，也不管他的語言掌握情況，一律可以享受加分政策，在此情況下自然造成了漢人的強烈被剝奪感。

他們可能在生活中遭遇了很多不公平的事情，改革開放以來社會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很多人心中是充滿不滿的，于是他們把自己內心的不滿情緒怪罪到眼睛看得見的民族政策或整個民族話語上去。

這種情形并不是中國獨有的。我前面列舉的蘇聯的例子，俄羅斯人也是這樣一種情緒。再比如美國也是如此，美國所謂的主流群體是“WASP”，主要出身新英格蘭地區的白人新教徒，是代表美國傳統價值的一群人；當他們的生活開始不好過之后，就把自己的境遇歸咎于少數族裔，也怪罪于中國的經濟發展搶占世界市場——當然最早的怪罪對象還不是中國，從指向日本汽車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了。而這些人是如今美國“紅脖子”的重要組成部分，以支持特朗普作為凝聚點，將原本主要由自由派主導的身份政治這套模式運用到保守派圈層，形成了所謂“川粉”。這個現象中有非常非常多的不理性成分，雖然我們笑稱“川建國”，但這恰恰說明“紅脖子”這套身份政治對美國人民的利益是有害的。

當然，將自身處境的惡化歸咎于別人，這是人性共同的弱點，它不僅會出現在美國，也會出現在世界其他地方——現在出現在中國。

這次所謂的“1644史觀”或是“悼明”狂歡，我大概從兩年前就比較注意網上自稱“明粉”的一批人，當時針對性地做了一些評論；甚至更早一些關于新清史的爭論出現時，我也許是繼何炳棣先生（與羅友枝論戰）之后，在21世紀再次注意到這個現象的人當中的一員，當時就對新清史這種學術現象可能會在中國造成的實質影響有所擔憂。

之前中國民間推動漢服，我是非常樂見的，任何族群，包括1952年之后被定義為“漢族”的漢人傳統文化絕對都值得珍視和保護，漢人傳統文化在中國社會近代轉型和少數族群文化保護措施下受到遮蔽。但可惜的是，“漢服運動”很快在某種程度上變成“皇漢運動”，有點走到“邪路”上了。大漢族主義思想對中國的整合沒有任何正面意義，相反它跟其他分裂主義思潮一樣，極可能造成中國的解體。

中國的很多分裂主義活動在國際上得到諸多勢力的支持。近幾個月來，“皇漢運動”受到對中國一向不友善的國家的輿論，還有臺灣地區反中輿論一面倒的支持。對電影《澎湖海戰》鋪天蓋地的網暴，網暴者明示，面對僅余臺灣一島、但“正統”而“文明”的明朝，作為“異族”又“野蠻”的清朝沒資格談統一；但兩岸的操盤手顯然也在暗示，中華人民共和國“沒資格”統一“正統”而“文明”的“中華民國”。這種支持其實已經表明“皇漢運動”的性質了，誰支持就說明這種活動究竟對誰有利。

身份政治在當代中國出現，對中國國家前途、對中華民族的復興，是一個巨大的潛在危險。能否阻斷這種潮流，考驗我們這一代人的智慧和意志。美國之所以出現身份政治，是因為美國正處在一個長期穩定的衰落期，但我們是處于一個長期穩步的上升期，在這時候出現身份政治運動，背后推動者又隱然若現，顯然，它對我們全體民族的前途是有害的。

· 中國的民族觀帶有傳統天下觀，與西方民族國家敘事完全不同

觀察者網：歷史新說或借古諷今，在我們社會中并不少見，將諸多議題或私貨，包裹在一層外殼之下“借殼上市”。所謂1644史觀、“悼明”或“明清之爭”，借的外殼比較刁鉆，涉及民族政策、歷史觀等重大議題。所以有些問題不得不清本正源。

首先，中國語境中的民族、族群，與世界范圍內所流傳的“民族、族群、民族國家”有什么區別？自近代中國以來，這類概念、詞匯大量涌現，并在知識和政治精英群體中得到廣泛傳播討論，甚至作為投身革命、構建新的國家政府的理論支撐，再進入民國、新中國的相關政治體制框架中，這一路下來的概念演變和政策施用，您怎么看待，它吸收了什么，造成了什么問題？

吳啟訥：中國語境里面的“民族”，跟西歐民族國家的“民族”敘事相比，具有開放性。中國的民族觀念是外來的，但在一開始在接受西方民族觀的時候，中國人就已經把中國的傳統天下觀帶進來了。也就是說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天下更重要，再確切一點，就是中國人民的共同利益更重要，中國的制度更重要。因此，中國內部不同的文化群體，不會像西歐那樣出現嚴重的宗教對立，宗教對立會讓人喪失理性，將不同教派的人妖魔化，是可以無情殺戮的敵人，比如南斯拉夫解體就出現了這樣的悲劇。

在中國內部，長期以來不同群體之間，文化是多元的，但價值在逐漸趨近。當然，我并不是否認中國古代的族群之間沒有發生過沖突，事實上沖突長期存在，但更重要的是融合的趨勢也是長期的。我們看到被視為所謂非華夏的群體入主中原后，一開始也會出現殘酷的征服或屠殺——我們不需要否認，但當他們統治中國以后——不管是部分統治還是全面統治，都會朝著傳統中國的主流價值接近，都要接受傳統中國存在的多元文化現象，沒有人想要全面改變中國的多元文化現象。

舉個例子，日本人在臺灣、東北施行殖民統治時，將日語強加給中國人民，曾經在臺灣地區所謂的“國語”指的是日語，當時日本人基本禁止臺灣的學校教育中教授中文，包括閩南方言也不能教，這是文化征服。但我們去看元朝、清朝，清朝將滿語定義成所謂的清語，但這種語言不是漢人隨便就能學的，如果沒有得到特許，漢人是不可以學的。

相反，清朝不遺余力地推廣漢文化，為此不僅編制典籍，還助力了今天的國語——普通話的普及。雍正皇帝認為，由于中國各地官員的方言不同，導致政令無法順暢地上傳下達，地方官員也就沒法有效達成中央政府的目標，所以他在福建、廣東等地設立了很多普及官話的機構。這就是今天大家能講一樣的普通話的傳統基礎。但這難道是文化征服？顯然不是，相反它是文化融合。近代中華民族在形成過程中，繼承了清朝所奠定的基礎，這是非常明顯的。

清朝這種主張的趨向，到了清末自然演變成立憲派關于中華民族的論述，即五族共和的論述，也就是所有人從清朝的臣民轉變為中華民族的成員，成為立憲中國的國民，這是一個順理成章、水到渠成的過程。

同樣，如果我們仔細去看歷史上在大革命時期的國民黨和共產黨，一開始對清朝的這種做法是有所反對的。當時國共兩黨都受到共產國際的影響，國民革命、北伐戰爭很大程度上是在共產國際的訓練和支持下進行的。在大革命時期，他們注意到中國的族群現象可以作為一種革命資源來運用，但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當他們要擔起全民族前途的責任時，觀念馬上就發生了改變。1928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中國共產黨在長征北上抗日途中，很快意識到自己跟全民族的前途命運密切相關，于是他們就把自己對共產國際的機械式服從，變成按照中國的政治需求、中國人民的共同利益來發展自己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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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我們不能說這個論述在日后的發展中是沒有缺陷的，反而必須指出其中存在的一個明顯缺陷，就是把傳統中國內部文化族群之間并不清晰的差異清晰化、邊界化、本質化；這種本質化、邊界化造就了大眾將一個族群身份的人與另一個族群身份的人想象成為利益對立的兩種人，甚至有些人還在中間禁止通婚，而如果追溯中國傳統，其實是沒有禁止通婚的，否則中國現代史學家翦伯贊先生就不會生下來了，翦伯贊先生除了維吾爾血統外，還有漢語穆斯林和湖南漢人的血統。

所以將文化族群的差異本質化、邊界化，非常容易導致各種地方性的民族主義或者說小民族主義，乃至于成為大漢族主義這種民族沙文主義所利用的對象。

當然，我絕對不是說新中國1950年代的民族識別、民族區域自治，從一開始就有這樣的設想，新中國的最終目的是增強中華民族的整體凝聚力，在中華民族團結的前提下去保護少數民族的利益。但當時在制度設計中有一些不夠成熟的地方，造成族群之間的邊界清晰化以及所謂族群定義的本質化。

· 中華民族的共同利益不是虛構的，而是實實在在的

觀察者網：針對上述問題，我們現在在敘事，乃至包括實際政策中，應該作何調整？

吳啟訥：我認為重點是強調中華民族的共同利益，這種共同利益不是想象的也不是虛構的，而是實實在在的。整個中國境內的各個族群自1949 年以來的發展進步，基本都是在各族群的互動中取得的；中國邊疆的發展，離不開內地的人力、技術、制度等方面的轉移，不管是軟件還是硬件發展，這種支持是很重要的。

同樣的，中國內地、沿海的經濟發展，尤其是工業發展所需要的礦產、資源、原材料等等，都是依靠中國邊疆地區所提供的低價、甚至無償的流動。兩者缺了其中一個，都無法形成今天的格局。

這是實實在在的現象。所以，我們有必要持續強調中華民族的共同利益，在生活中強調中華民族意識，而不是強調個別族群的特殊意識——無論是漢族的特殊意識，還是少數民族的特殊意識。這些目標，國家可以通過自己的權威性，利用手中掌握的豐富資源，進行引導來達成。

對于少數族群文化和漢文化，我們都樂見保存傳統，也樂見這些多元文化作為人類文化遺產被小心翼翼呵護，但這些文化遺產不能化為一種政治獨立的資源。換言之這些文化遺產不能政治化，而且事實上一旦政治化，其效果恰恰是相反的，文化遺產政治化反而妨礙其傳承與發揚。在世界范圍內，把民族文化政治化而導致其衰弱消亡的例子非常多，我們必須把它們當作經驗教訓吸取。

觀察者網：您提到的中華民族意識，倒是想到日常生活中的一個觀察和經驗，這些年我們一直強調鑄牢學，去云南、新疆、西藏等邊疆地區旅游，其實隨處可見像石榴籽、鑄牢學的相關標識和宣導，相較之下在內地、沿海地區的漢人聚居區，好像對鑄牢學的意識反而比較薄弱、稀缺。

吳啟訥：是的，這跟我們的生活經驗也有關系，一方面不是所有人都有時間或精力到邊疆地區或是非漢人聚居區走訪，因此會出現一種誤解是將少數族群和漢人之間的差別想象得非常大，對少數族群存在一些刻板印象，比如前些年的網絡笑談，碰到從內蒙古來的大學同學，就好奇你們是騎馬上學的嗎等等。

這其實是大家無意識地在內心構建了一個邊界，而國家可以利用政策、資源去打破這些邊界和壁壘，而不是去強化它。我們要強調的是一個中華民族的共同意識，而不是中華民族內部各族群各自的獨特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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