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有座“番鬼山”，葬客死中國的外國人，包括美國首任駐華公使

珠江口的風，掠過廣州長洲島的山脊，拂過深井村竹崗山的萋萋草木，這里有座被老廣州人稱為“番鬼山”的小山崗，既無險峻山勢，也無名勝古跡，卻藏著一段跨越三百年的中外交流秘史。在山腰間，有片錯落分布的墓碑，沉默地矗立在時光里，見證著大航海時代的帆影濤聲，也鐫刻著不同文化相遇時的溫情與滄桑。

“番鬼山”這個略顯直白的舊稱，背后隱藏著清代對外交往的特殊格局。鴉片戰爭前，清政府實行嚴格的海禁政策，不允許外國人在廣州城內定居，往來貿易的洋商、船員只能居住在長洲附近海面的船只上。生老病死本是人生常態，這些遠渡重洋的異國人客死他鄉后，既無法歸葬故土，又不能進入中國人的墓地，清政府便指定長洲島深井竹崗作為專門的外國人安葬地。久而久之，這里形成了規模龐大的外國墓群，“番鬼山”的稱呼也隨之流傳開來，帶著幾分時代的隔閡，卻也真實記錄了當時的社會狀況。

“番鬼山”外國人公墓的興起，離不開廣州在清代對外貿易中的特殊地位。1757年，乾隆皇帝下令關閉江、浙、閩三海關，僅保留粵海關，指定廣州為全國唯一的對外貿易口岸。這一政策讓廣州成為中外貿易的“獨端口岸”，而地處珠江要塞的黃埔港，作為外國商船的必經之地，迅速崛起為“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樞紐。據《黃埔港史》記載，從1758年到1837年的八十年間，停泊在黃埔古港的外國商船就有5107艘之多，瑞典“哥德堡號”、美國“中國皇后號”等著名商船都曾在這里留下錨痕。

商船云集帶來了繁華的貿易，也帶來了客死他鄉的異鄉人。當時的遠洋航行堪稱一場生死冒險，漫長的海上旅程中，船員們不僅要面對狂風巨浪的威脅，還要抵御壞血病、瘟疫等疾病的侵襲。而黃埔港周邊的船舶修造業雖十分發達，醫療條件卻極為有限，許多海員上岸后不久便因病離世。臘州碼頭作為當時的重要渡口，一邊是滿載茶葉、絲綢、瓷器的商船揚帆起航，一邊是傷病船員的擔架緩緩抬向竹崗山，生與死的交織，構成了貿易繁榮背后的殘酷注腳。

竹崗外國人公墓共有237座墓葬，入葬時間最早可追溯至1751年，最晚延續到1878年，跨度長達127年。遺憾的是，歲月的侵蝕和人為破壞讓許多墓葬不復當年模樣，不少墓碑被人拆去鋪路、砌桌凳或充當房基，現存完好的墓碑已寥寥無幾，目前僅修復了26座。即便如此，從殘存的碑文中，我們依然能拼湊出這些異鄉人的足跡：他們來自英國倫敦、美國紐約、德國漢堡、西班牙馬德里，還有阿拉伯、東印度、孟加拉等地，職業涵蓋海員、商人、教士、外交官、郵政官員等，儼然一個濃縮的“國際社會”。

墓碑上的文字，是解讀這段歷史的密碼。有的墓碑刻著簡潔的姓名與生卒年份，記錄著“17歲的英國水手托馬斯”“42歲的德國商人漢斯”這樣的年輕生命；有的則用中英文雙語鐫刻，一面是陌生的外文姓名，一面是略顯生硬的中文譯稱，成為兩種文明對話的見證。這些墓主中，年齡最大的58歲，最小的僅17歲，他們大多正值壯年，卻永遠定格在了遙遠的東方，這也印證了當時黃埔港作為國際港區的繁忙景象。

在這片墓群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座高聳的墓碑，它屬于美國首任駐華公使亞歷山大·義華業。墓碑正面的英文碑銘清晰可辨：“Alexander Hill Everett First Resident Minister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o China”，背面則用細小的豎排漢字刻著“美利堅合眾國奉命始駐中國欽差大臣義華業之墓”，兩種文字跨越語言的阻隔，訴說著一段特殊的外交往事。

這位出身美國波士頓名門的外交官，有著傳奇的人生履歷：1790年，義華業出生于美國獨立戰爭勝利七年后，16歲便從哈佛大學的前身——劍橋大學畢業，不僅在政界歷任要職，還兼具文人身份，著書作詩頗有建樹。在使華之前，他就對中國文化抱有濃厚興趣，曾坦言“平日存心欣羨中國文學、政事；厚愛中國制度、人民”，并渴望將這份喜愛付諸實踐。

義華業的使華之旅，填補了中美外交史上的一段空白。自1784年美國“中國皇后號”首航黃埔港，開辟中美貿易新紀元后，長達60年間，美國始終沒有向中國派駐正式外交官。1845年10月22日，55歲的義華業乘坐美國軍艦抵達廣州，次日便照會清政府官員，呈上美國總統致中國皇帝的國書，正式履行駐華公使職責，成為中美正式外交關系的開創者之一。然而天不假年，1847年6月28日，義華業在廣州病逝，終年58歲，次日便被安葬在深井竹崗。這份未竟的外交事業，隨著他的長眠留在了“番鬼山”上。時至今日，美國駐廣州領事館每年仍會派員前往墓地致祭，在肅穆的儀式中，延續著兩國跨越百年的外交情誼。

站在“番鬼山”外，珠江水面波光粼粼，云淡風輕中，仿佛能看見當年黃埔港“夷舟蟻泊”的壯闊景象。這片公墓就像一部立體的史書，每一塊墓碑都是一個鮮活的故事，每一道刻痕都記錄著文明的碰撞。從18世紀中葉到19世紀末，這里安葬的不僅是客死他鄉的異鄉人，更是大航海時代的縮影、對外貿易的見證，以及中外關系發展的實物檔案。

值得一提的是，竹崗外國人公墓并非孤立存在。在長洲島周邊，還分布著巴斯山無聲塔、孟買巴斯商人墓地等多處外國人遺存，它們與“番鬼山”的墓群一起，構成了清代廣州對外交流的實物證據鏈。這些遺存證明，長洲島不僅是地理上的珠江要塞，更是當時中外貿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樞紐，不同國家、不同信仰的人們在此相遇、交往，留下了跨越國界的歷史印記。

現在，“番鬼山”的稱呼早已成為歷史，取而代之的是“竹崗外國人公墓”這個中性而莊重的名稱。名稱的變遷，折射出中國與世界相處方式的改變，也體現著我們對不同文明的包容與尊重。那些長眠于此的異鄉人，或許從未想過自己會成為中外交流史的一部分，更未曾料到，三百年后，他們的墓碑依然在向世人訴說著：文明的相遇，或許會有隔閡與誤解，但更多的是跨越山海的情誼與共同的記憶。

珠江的水依舊奔流不息，長洲島的風依舊吹拂不止。番鬼山的百年回響，不僅是對逝去生命的緬懷，更是對中外友好交流的期盼。那些沉默的墓碑，早已超越了國籍與種族的界限，成為人類共同的文化遺產，提醒著我們：唯有尊重差異、包容互鑒，才能讓不同文明在交流中共同發展，在互鑒中書寫更加美好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