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將知識變為利潤，讓創新生生不息？諾獎得主莫基爾的最新演講堪稱醍醐灌頂！

喬爾·莫基爾資料圖

文/陳治剛（識局智庫創始人兼首席戰略專家）

2025年12月8日，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喬爾·莫基爾（Joel Mokyr）在斯德哥爾摩大學作了一場題為《創新的過去與未來：進步能否持續？》的講座。

他圍繞“創新是否已經停滯”這一核心問題，通過歷史的縱深與知識的辨析，給出了極為深刻，堪稱醍醐灌頂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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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基爾直指近年來流行的“技術停滯論”，并以其生動的比喻加以反駁：技術進步并非一棵“低垂果實已被摘盡”的果樹，而是一棵不斷向上生長的樹——人類每攀登一級階梯，新的果實又在更高處生長。

因此，“最好的果實永遠在樹頂，而樹本身還在長高。”

他將持續創新的源泉歸結于“有用知識”兩個維度的積累與融合：

一是命題知識，即“知其所以然”的科學原理；

二是規訓知識，即“知其然”的實踐技能。

二者相互強化，方能打破經濟學中“收益遞減”的魔咒。

莫基爾進一步以18世紀英國為例，揭示歷史中存在的“正反饋機制”：

高技能工匠將圖紙轉化為可靠機器；

市場化的學徒制通過聲譽與薪酬激勵，持續輸送技能人才；

收入提升帶動營養與教育改善，進而推動科學需求與奢侈消費，激發新一輪技術創新——如此循環，生生不息。

面對氣候、老齡化、疫情等生存級挑戰，莫基爾指出，人類唯一的出路仍是依靠“創造性破壞”不斷發明解決方案。真正的瓶頸并非技術可能性的枯竭，而在于“不合作、戰爭與反智思潮”的蔓延。

因此，這場講座不僅以歷史論證了“創新能夠自我加速”，也提醒：未來的進步，取決于人類能否保持對科學、合作與開放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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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十年，泰勒·考恩的《大停滯》、羅伯特·戈登的《美國成長的興衰》把“技術紅利枯竭”講成了主流敘事。

莫基爾的整場演講，猶如一支“知識考古學”之箭，射向這一敘事：

用“樹還在長”的比喻，把“低垂果實”換成“內生果樹”，直接把停滯論的前提——“技術機會外生且固定”——釜底抽薪；

用“有用知識”雙維度，把“創新”從不可捉摸的隨機事件，轉譯成可積累、可耦合、可政策干預的知識存量；

用18世紀英國案例，證明“正反饋”不是黑箱，而是可復制的制度組合——市場化學徒制＋科學啟蒙＋高技能工匠網絡。

一句話，莫基爾把“技術悲觀論”從價值判斷拉回到實證層面：要爭論未來是否停滯，先回答“命題知識—規訓知識”的耦合機制（科學原理（知道為什么）和實踐技能（知道怎么做）之間高效協作、互相促進的良性循環）是否已被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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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羅默（2018年經濟學獎得主）1990年把“知識”正式寫進生產函數，卻留下一個歷史黑箱：知識到底怎么從“想法”變成“利潤”？

莫基爾的“雙維度”框架填補了微觀基礎：

命題知識解決“可行集”問題——告訴人類“什么在物理上可能”；

規訓知識解決“可靠性”問題——讓可能變成可重復、可貿易、可定價的產品。

兩者缺口越大，越容易出現“達芬奇現象”：設計出一堆直升機草圖，卻造不出能飛的機器。英國工業革命的突破，不在于瓦特圖紙多精妙，而在于威爾金森的汽缸鏜床能把“公差”壓到毫米級——規訓知識追平了命題知識。

把這一框架帶進內生增長模型，可得到一條可檢驗的推論：當一國工程師人均擁有“可驗證的實驗記錄”增速低于“SCI論文”增速時，全要素生產率（TFP）將出現階段性下滑——中國2012-2019年的數據恰好吻合，為“雙維度缺口”提供了現實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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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基爾的歷史分析對當今追趕型經濟體發出三點重要提醒：

專利數量不等于創新實力，如果規訓知識（工匠技能、實驗數據、工藝參數）跟不上，專利只會變成“賬面游戲”；

高等教育過度偏重“命題知識”生產（論文），而職業教育與培訓體系碎片化和薄弱，正是“雙維度失衡”的制度癥結；

市場化學徒制之所以18世紀在英國有效，是因為行會壟斷被打破，技能價格由競爭決定，而非政府定價。

今天各地“產教融合”若仍主要靠行政撮合，很難復制真正的創新正反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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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評者會指出，莫基爾用英國做“成功案例”，卻沒用同時期西班牙、荷蘭做“失敗對照”，可能落入“幸存者偏差”。

但但莫基爾在交流環節中說明：英國并不是“唯一”，只是“最快”。北歐、美國北部后來也形成類似耦合，而南歐因為行會壟斷更強、科學社團更封閉，耦合速度被拖慢，從而錯失第一波工業化。這種“速率差異”而非“0與1”的對比，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反事實缺失的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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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大模型視作新的“命題知識大爆炸”，那么今天的“規訓知識”缺口在哪里？

一是可靠性缺口。大模型幻覺率仍高，關鍵場景（電網調度、藥物合成）不敢落地；

二是技能缺口。能把提示工程做成可重復、可審計、可交接的“工藝手冊”的工程師稀缺；

三是制度缺口。AI安全標準、責任界定、數據治理仍在“諸侯割據”狀態。

莫基爾的框架提醒我們：只有當“提示工程—工藝手冊—合規標準”完成閉環，AI才能真正進入全要素生產率（TFP）的“正向貢獻區”，否則就會像16世紀達芬奇的直升機草圖一樣，停留在“熱鬧但無用”的展示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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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基爾將“創新”還原為一項“知識耦合的制度工程”，實則是把“人類能否持續進步”這一哲學命題，轉化為我們是否愿意堅持開放科學、競爭性技能市場與理性合作的政治經濟學選擇。

在這個意義上，他的講座不僅是對技術停滯論的有力回應，更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份“制度自檢清單”：

科學社群是否保持開放與質疑？

技能市場能否讓精湛技藝獲得應有回報？

教育體系是否同時滋養理論與實操能力？

若其中任何一題的答案為“否”，那么知識之樹或許真的會停止生長——不是因為果實已被摘盡，而是因為我們親手拆毀了攀登的階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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