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好色又貪杯，拋棄懷著三胎的妻子，卻才華驚世讓后世膜拜

作品聲明：內容取材于網絡

若時光倒回2004年11月的那個深秋，香港殯儀館外寒風瑟瑟，卻擋不住洶涌的人潮。

場面實在太罕見了：金庸拄著拐杖來了，倪匡紅著眼眶來了，羅大佑抱著吉他來了。

成千上萬的普通市民站在街邊，手里攥著歌詞紙，有人輕輕哼起《楚留香》，哼著哼著就哭了。

你說黃霑是才子？他好色好酒，還當眾撒尿！可就是這個人，寫出了《滄海一聲笑》。

當年他追大美女林燕妮，人家根本看不上他，罵他是“咸濕佬”。可黃霑是誰啊？臉皮厚過城墻！

他天天抱一大束花堵在林燕妮家門口，管你收不收，反正讓你一開門就想起我。就這么死纏爛打九個月，硬是把這位金庸都夸的才女追到了手 。

茶餐廳里總有人哼“浪奔、浪流”，唱片店喇叭里飄著“滄海一聲笑”，這些刻進中國人DNA的旋律，全出自同一個矛盾的男人：黃霑。

他敢在節目里親張國榮，敢醉酒跟成龍叫板，敢在妻子懷孕時追才女；可就是這個被罵“沒規矩”的人，2004年去世時，金庸、倪匡、羅大佑全來送他，上萬市民站在路邊，攥著他寫的歌詞不肯散。

時光回溯到幾十年前，在那所教會小學里，看著自家弟弟被隔壁那個后來名震天下的李小龍揍哭，黃霑的第一反應不是告老師，而是揮著還是軟綿綿的拳頭沖上去要個說法。

結果沒有任何懸念，十分鐘不到，他就像個沙包一樣被打得鼻青臉腫，連門牙都給打松了。按常理這該是一輩子的心理陰影，或者至少是記恨，可黃霑居然在這個打服他的對手身上看到了一種迷人的“真”。

他不記仇，卻記著怎么扳回一城——趁著李小龍上廁所的時候搞偷襲，一把扒了這位未來功夫巨星的褲子，還沖人家做鬼臉。

那份不打不相識的少年意氣，成了他性格最精準的注腳：不管你是誰，我想招惹就招惹，我想做朋友就做朋友。

成名后他總拿著這件童年糗事四處顯擺，與其說是在炫耀友誼，不如說是在展示自己那種毫無階級觀念、不知天高地厚的頑童本性。

但這份“不知道怕”的野性，如果僅僅停留在孩子氣的惡作劇上，那就不是黃霑了。他在感情這座迷宮里，也是拿著大刀不管不顧地砍出一條血路。

那是1976年，在一場觥籌交錯的派對上，林燕妮這朵帶刺的玫瑰刺中了他的眼睛。那時候他家里有著身懷六甲、肚子里裝著第三個孩子的發妻華娃。

正常的男人在這個節骨眼上大多會選擇隱忍或者偷情，但黃霑選擇了一種最慘烈的“真誠”——他不僅當場淪陷，還要把這淪陷宣告天下。

他毫不避諱地跟媒體承認自己是“全世界最壞的男人”，把負心漢這頂帽子像皇冠一樣戴在頭上，僅僅是為了給他和林燕妮的感情一個光明正大的名分。

他愛得高調且喧嘩，甚至拉著查良鏞（金庸）來給他們背書，那幅“黃鳥棲燕巢”、“林花沾朝露”的對聯，見證了他想把這段孽緣修成正果的野心。

可這段像是從別人手里硬搶來的幸福，終究還是像煙花一樣散了。不管是因為那傳聞中因為百萬珠寶引發的齟齬，還是那個若有若無的秘書緋聞，結局是他被踢出局時，那個曾經不可一世的才子哭得像個找不到路的孩子。

好友黃永玉勸他要點失戀的“詩意”，他卻紅著眼睛吼回去：“都要上吊了，還要什么鬼詩意！”你看，他就是這樣一個連痛苦都學不會優雅的人，愛的時候要把天捅破，痛的時候也要嚎得震天響，活脫脫剝了一層皮也不肯穿上一件虛偽的防護服。

如果說才情和濫情是他的一體兩面，那么這種性格到了生活的谷底，竟然硬生生熬出了一股令人咋舌的韌勁。

九十年代的香港風云變幻，黃霑也在投資浪潮里輸得丟盔棄甲，那些年他在電影圈砸下的錢像丟進海里的石頭，不僅連個響都沒聽見，還把他從云端的“香江才子”拽到了負債千萬的泥潭里。

那一夜，林燕妮也走了，家也沒了，他站在租來的公寓窗邊，望著樓下那些像螞蟻一樣爬行的車流，腦子里那一瞬間是真的想過縱身一躍，一了百了。可腳尖剛要在懸崖邊發力，那個等著他回去養老送終的老母親的臉突然浮現在眼前。

“死了倒是痛快，可欠的錢沒還，老娘沒人養，這路不能這么走。”這一念之間的退縮，成了他后來最強悍的反擊。

從此，那個曾經非名流不聚、非大制作不接的黃霑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為了還債什么活都肯接的“老黃牛”。從商場門口那種嘈雜的路演，到各類插科打諢的小成本綜藝，甚至是一句只有幾個字的廣告詞，只要給錢，只要合法，他就把它做得漂漂亮亮。

那句“人頭馬一開，好事自然來”在街頭巷尾被人傳頌時，沒多少人知道，這是那個寫出江湖豪情的大詞人，在人生最困頓的時候為了幾斗米折腰時寫下的，可即便是在泥地里打滾，他的字句依然擲地有聲。

有人笑話他晚節不保，居然淪落到去“賣弄文字”，他聽了把脖子一梗：“能憑借手藝把債還清，能讓我媽吃好穿好，這就是老子最大的體面。”

就在所有人都以為他這輩子注定要在還債和走穴中度過余生時，他又給所有人演了一出誰也沒想到的“回馬槍”。在他最落魄、最被人看輕的當口，這個頭發日漸稀疏的老男人竟然背著書包走進了香港大學的校門，去攻讀博士學位。

選的題目還偏偏是最不討巧、最沒人研究的《粵語流行曲的發展與興衰》。在那堆積如山的古籍文獻里，他像是回到了多年前為了寫歌詞去翻古書的那個午后，只不過這次不是為了給徐克交差，而是為了給自己這輩子干的行當正名。

他每天像個苦行僧一樣去圖書館打卡，拿著放大鏡啃那些晦澀的《樂記》和《詞源》，連他的導師都看不過眼，勸他說“霑哥，您這江湖地位，稍微敷衍一下也就畢業了，何苦跟自己過不去？”

可他那股子在廁所里寫歌、在窗邊把腿收回來的倔勁又上來了：“我都干了一輩子這一行了，要是臨了連這行是怎么回事都沒搞清楚，那才是笑話。”

最終，那篇傾注了心血的論文全票通過，那枚刻著“不信人間盡耳聾”的私章，就是他砸向這個勢利世界的最后一塊響磚。

即使后來肺癌找上門來，把他的身體當作最后的戰場，化療奪走了他標志性的頭發，也沒能奪走他的幽默感。

當朋友們懷著沉重的心情推開病房的門，預想中那個凄凄慘慘的病人并沒有出現，映入眼簾的是他摸著自己光禿禿的腦袋，咧著嘴在那兒樂：“瞧瞧，這光頭多亮堂，省了一大筆理發錢不說，還自帶聚光燈效果！”

他拉著同樣光頭的麥嘉和羅家英，在鏡頭前把“三個光頭佬”的自嘲演成了一場豁達的行為藝術。

那些從他嘴里蹦出來的玩笑話，每一個字里都浸透了苦澀，可經過他那顆不死心的發酵，倒出來的卻是有點回甘的陳年老酒。

2004年的那個冬天，香港冷得有些異常，黃霑還是走了。那個曾經熱鬧非凡的殯儀館門口，風像刀子一樣割著每一個人的臉。

早已隱退江湖的金庸拄著拐杖來了，一生嬉笑怒罵的倪匡眼眶紅了，那個曾和他一起在那半瓶白酒里醉過的羅大佑抱著吉他來了。

成千上萬的普通市民，手里攥著他在廁所里、在酒桌上、在低谷里寫下的歌詞，在寒風中一遍又一遍地哼唱著《楚留香》。

大家說是去送別，其實大家都知道，只要那一聽到“清風笑”的旋律響起，只要還有人記得“浪奔浪流”的豪邁，那個戴著眼鏡、一臉壞笑、既能在大雅之堂做文章也能在紅塵俗世里打滾的黃霑，就從來沒有真正離開過。

他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了一首哪怕跑調也絕不重錄的現場版狂想曲，就像他刻在骨子里的那個道理——所謂江湖，不過是該哭時痛哭，該笑時大笑，既然來了一趟，就決不能虧待了自己這場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