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農民債務壓垮兩邦：28年十萬人殞命，每10小時一人

馬哈拉施特拉邦與卡納塔克邦在過去二十多年里，始終是印度農民自殺潮的“震中”。根據對印度國家犯罪記錄局二十八年數據的最新分析，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這兩個邦的農民自殺率一直維持在全國平均水平的2.5倍左右。

僅在2023年，馬哈拉施特拉邦就記錄了4151起農民自殺事件，卡納塔克邦則有2423起，使其成為全國受災最嚴重的兩個地區。獨立研究機構可持續農業中心的分析發現，多年來導致這一局面的主要驅動因素之一，是2000年代初轉基因抗蟲棉的迅速推廣，特別是在那些完全依賴雨水灌溉的地區。

這項研究基于國家犯罪記錄局的數據，計算了每十萬農業人口的自殺率，并將這些邦的危機與轉基因抗蟲棉未能兌現高產量和抗蟲害的承諾聯系起來。相反，農民們面臨的是急劇上升的投入成本和更大的金融風險。頻發的作物歉收，加上缺乏可靠的價格支持機制，將許多小農和邊緣農民推向了長期債務的深淵。

除了馬哈拉施特拉邦和卡納塔克邦，數據顯示這場危機具有明顯的區域集中性。自1995年以來，印度南部和西部地區合計占全國所有農民自殺案件的約72.5%。

安得拉邦和特倫甘納邦緊隨其后，也是受災最嚴重的邦。在過去二十八年中，這兩地共報告了超過170000起農民自殺事件。

特倫甘納邦于2014年從安得拉邦分立出來，如今本身已成為一個高度危機的邦。可持續農業中心執行主任G·V·拉曼賈內尤盧表示，這反映了農業危機的地理分布特征。那些后來劃歸特倫甘納邦的棉花種植區，原本就背負著沉重的自殺率負擔，而沿海的安得拉邦地區歷史上報告的自殺率則相對較低。

中央邦也始終位列全國自殺人數最多的地區之一，這凸顯出危機并未局限于單一區域。

總體而言，危機的規模依然龐大。根據國家犯罪記錄局的記錄，在1995年至2023年期間，印度至少有394206名農民和農業勞工死于自殺。這意味著平均每年約有13600人死亡。

分析指出，危機在1995年印度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加劇。補貼的減少和農產品進口的增加削弱了農業收入，這對小生產者打擊尤甚。

最劇烈的階段出現在2000年至2009年之間，期間記錄了超過154000起自殺事件。2002年是死亡人數最多的一年，全國共有17971名農民自殺。

在經歷了多年的下降之后，這一趨勢在2023年急劇逆轉。全國記錄了10786起農民自殺事件，與2022年相比增加了超過75%。

這些數字還揭示了農村經濟內部的重大轉變。目前，農業勞工在自殺人數中所占的比例已超過擁有土地的耕種者。在2023年記錄的10786起死亡事件中，有6096人是農業勞工，而耕種者為4690人。

研究人員將此歸因于干旱、農作物價格崩盤、作物保險薄弱以及機構信貸渠道萎縮的綜合影響。農業勞工自殺比例的上升指向了更深層的農村困境。與擁有土地的農民不同，勞工面臨著嚴峻的工資不安全感、季節性失業、食品價格上漲以及有限的社會保障，這使他們在面對經濟沖擊時顯得格外脆弱。

分析也提出警示，2023年數據的部分增長可能反映了此前新冠疫情期間報告的延遲，而不僅僅是單一年度內的突然惡化。

2023年的急劇上升與過去十年大部分時間里的趨勢形成了鮮明對比。從2010年左右開始，多個邦的農民自殺人數穩步下降，并在2015年至2019年間達到最低水平。

這一時期的關鍵干預措施之一是《圣雄甘地國家農村就業保障法》，該法案在農業淡季和干旱年份提供了工資就業機會。加上擴大的作物保險覆蓋面和債務減免措施，該法案有助于減少小農、邊緣農民及農業勞工的收入波動。

這種下降趨勢在多個邦都顯而易見?？畹霓r民自殺人數大幅下降，從2005年的1118人降至2014年的105人。根據對國家犯罪記錄局數據的分析，西孟加拉邦到2012年時報告的農民自殺人數為零。曾在危機高峰年份記錄了極高數字的中央邦，在這一時期也出現了持續的減少。

而在馬哈拉施特拉邦和卡納塔克邦等地區，由于雨養農業和與市場掛鉤的經濟作物繼續占據主導地位，盡管有福利干預，自殺人數依然居高不下。這凸顯出在缺乏更廣泛的農業改革的情況下，短期救濟措施存在其局限性。

德干高原的烈日下，那些白得耀眼的棉花田曾被許諾為通往富裕的捷徑，如今卻成了無數家庭無法走出的迷宮。當擁有土地的農民因債務失去土地，淪為在這個體系中最脆弱的勞工時，他們實際上是被推向了生存鏈條的最末端。2023年那條陡然上揚的紅色曲線不僅僅是統計學上的異常，它是一個無聲的警報：當土地不再能承載生計，現代化的許諾在干旱與債務面前碎裂，留給個體的選擇，往往只剩下最為決絕的那一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