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委書記胡富國，給一處長拎包惹爭議，胡：別想著天上掉餡餅

1993年12月28日的凌晨兩點，呼嘯的寒風在太原火車站徘徊。一名個頭不高、腳穿布鞋的中年人提著一個帆布包快步走向站臺，他就是剛回鄉任省委書記沒多久的胡富國。候車室里有警衛勸他把包交出來，他擺擺手：“別整那些虛的，我自己來。”那一幕迅速在鐵路職工間擴散——“省委書記不讓人伺候，自己提包。”從此，“拎包書記”的外號傳遍三晉。

誰也沒想到，一年后類似情景再次上演：陽城電廠前期考察，中央能源系統派下一位處長。胡富國提早守在招待所門口，見面時搶過公文包抄在臂彎。隨行干部有點尷尬，小聲提醒“書記，這不合規矩”，他笑著答：“咱山西要飯碗得自己掙，別指望天上掉餡餅。”拎包風波由此引起不少議論，但老礦工們聽完直豎大拇指：“這是咱莊稼把式當官的作派！”

胡富國1937年3月出生在長子縣石匣村，全家七口人，以三畝薄地糊口。1964年從阜新礦區學院畢業后，他扎進永定莊礦當技術員。隧道里汗水滴進煤灰那幾年，胡富國記住一句話：煤是黑的，心不能黑。正因為這段井下經歷，后來無論走到哪個崗位，他都保持著半截礦燈似的警醒——照別人，也照自己。

1982年調任能源部副部長，他接觸到了全國能源戰略的大盤子，但鄉音從未改。在京城開會，別人午休，他常躲在辦公室看山西統計年鑒：糧食、學齡兒童、道路里程一條條勾畫。1992年夏，中央決定讓他回晉任代省長時，身邊人說“恭喜高升”，胡富國卻說“這叫背包下山”，語氣半是調侃半是沉重。

到崗第三天，他沒去辦公室，而是直奔呂梁深山。一輛北京吉普顛了十多個鐘頭，停在臨縣一個土窯洞前。那所小學的屋頂漏水，黑板歪得像斜風細雨中的門板。胡富國聽校長介紹完情況，眼眶泛紅，轉頭對隨行秘書說：“先撥三萬元，把頂先蓋上。”山里娃們哪里見過這么大的官，一個膽大的喊了句：“書記叔叔，以后還來嗎？”他彎腰摸了摸孩子的頭：“等屋里不漏雨，我再來。”

為了讓山西爬坡過坎，胡富國提出“挖煤、發電、修路、引水”四把錘子。修路最難，太舊高速被稱作“四最工程”。1993年3月破土，他跑工地比回省城還勤。有人統計過：九百多個日夜，他上路34次，其中三個春節都跟工人守在隧道口。一次勘察后路基沉降，他抬手抹汗，臉上的煤灰和眼角的淚水混在一起。工人私下說“書記哭了”，他轉身笑道：“眼睛進土了，別瞎傳。”

公路、機場、車站陸續竣工，資金缺口卻始終像無底洞。省里決定發動群眾集資，這招在當時爭議極大。胡富國一句“山西窮得只剩一股子勁”點燃了大伙熱情，短短數月捐款超過兩億元。太舊高速1996年6月終于全線通車，堵了幾十年的娘子關一夜暢通。運輸量蹭蹭往上跑，年增2000多萬噸的煤，“一條路頂一座大礦”的說法便是那時傳出的。

基礎設施鋪開后，他把目光再次投向教育。1994年教師節，他向全省近30萬名教師發公開信，承諾八條措施：民辦教師轉公辦名額翻番，全體教師工齡津貼普漲……有人質疑“錢又從哪兒來”，他攤開報表：“修路能借錢，教書更不能拖。”此后幾年，山西貧困縣中學陸續翻新，民辦公助的模式也在呂梁山區先行試點。

建設與扶貧兩頭抓的同時，他把反腐擺上了桌面。1993年1月，臨猗縣“菜農被打死案”激起眾怒。案犯是縣公安局長的兒子，地方部門遞條子想大事化小。胡富國拍桌：“誰再講情，就從誰頭上查！”案件終以兩名兇手被判死刑、局長獲刑三年告結。隨后忻州交警大隊窩案、運城騙貸案相繼處理，一向低調的胡富國成了“得罪人專業戶”。有干部提醒安全，他輕描淡寫：“站在正道上，不怕影子斜。”

拎包、跑工地、查大案——三件事串成了他的行事標簽。1997年初，陽城電廠首臺機組并網，成為全國第一個跨省輸電的火電項目。剪彩那天，曾被他搶包的那位處長悄悄感慨：“要不是那口帆布包，合作還真不一定這么快。”胡富國聽見后哈哈大笑：“包輕事重，能成就行。”

坊間把他稱作“實心書記”。有人寫春聯夸他：胡書記清政扶貧困，三晉人奮發奔小康。接受記者采訪時，他只說了兩句：“好日子靠雙手。有機會，就要彎下腰把路鋪好。”

他的任期里，山西GDP雖仍排在中游，但高速、機場、電廠、希望小學一件件落地，讓老鄉們第一次真切體會到改變的速度。胡富國離任后，仍時不時收到山區寄來的土布鞋、紅棗干。他把這些禮物排得滿滿當當，掛在書房墻上。不圖紀念，而是提醒自己：袋子再重，也得自己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