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卷首語｜鄭永年：文明、文化和中國新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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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2025年風云激蕩，世界在震蕩中尋找新的平衡。中國外交在這一年直面多重考驗，于博弈中顯從容，在挑戰中塑格局。從“斗而不破”的中美戰略周旋，到“一帶一路”倡議十周年的縱深推進；從與全球南方、中國—東盟等團結協作的務實深化，到對西方單邊制裁與“脫鉤斷鏈”的堅定回應——中國以有力的行動詮釋了何為“止戈為武”，何為“從容自信”。這場貫穿全年的外交交響，既見雷霆手腕，亦顯文明底色，在百年變局的十字路口，描繪出一條超越零和博弈的新路徑。

本文從文明、文化的視角出發，講述中國新外交的過去與未來。作者指出，中國外交的演進不是權力擴張的簡單敘事，而是文明基因的當代彰顯。從“韜光養晦”到“大有作為”，變的是姿態，不變的是內生于華夏文明中的“開放包容，生生不息”的價值觀與對“和而不同，天下大同”的秩序理想。“國強必霸”不是中國的邏輯，“人類命運共同體”才是我們對未來秩序藍圖。中國不輸出模式，但賦能發展；不逃避斗爭，卻始終為和平與公平而爭。外交的“硬核實力”背后，是中國對文明主體性的清醒堅守，更是對“達則兼濟天下”的千年胸懷。

展望2026，未來的中國將以怎樣的智慧與擔當，在“大有可為”的時代，助力世界共攀發展高峰？又將以怎樣的包容與韌性，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注入生生不息的中國動力？讓我們開啟新程，翹首以待中國外交的新篇章。

自近代以來，中國外交走過了從“求生存”到“站起來”再到“富起來”的艱難過程，十八大之后則走上了“強起來”的進程。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外交經歷了從“韜光養晦”到“有所作為”的過程，今天則走上了“大有可為”“大有作為”的新進程。無論怎么樣的外交進程，其背后所折射出來的不僅僅是國家的艱難崛起過程，更是展現中國文明和文化核心價值觀的過程，即開放包容、生生不息、內求發展，外求和平，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01

中國外交主題的轉變

1

成立前：“求生存”

兩次鴉片戰爭以降直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間的大部分時間里，中國盡管國大，但卻是“弱國無外交”的典型。盡管外交領域有過不少可歌可泣的努力，但一直維持在國家的生存層面?；蛘哒f，在這段漫長的時間里，中國外交的主題是“求生存”。這期間，中國不得不和先發展起來的列強簽署了大量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盡管晚清的李鴻章被普遍視為擁有高明的外交手腕，也不得不和日本簽署《馬關條約》。但應當指出的是，李鴻章在國內所展開的“大國外交”，即利用各國列強之間的矛盾而展開的國內外交，防止了中國淪落為一個完全殖民地國家。外交走不出國門這一事實本身便是那個時代的悲慘外交寫照。

2

建國后：追求“獨立自主”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才徹底改變了這種格局。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布“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這是數代人等待世紀之久的一個宣言。

盡管建國后我們對當時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實行“一邊倒”的政策，但當毛澤東意識到蘇聯的政策影響了中國獨立自主的時候，便毅然決定同蘇聯的決裂。“獨立自主”是近代以來我們的追求，也是今天和明天的繼續追求。

改革開放使中國“富起來”了。1980年代，我們在總結中外歷史經驗之后得出結論，封閉（無論是主動的還是被動的）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為了適應世界，我們主動開放，主動和世界先進的規則規制對接，成功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WTO），這不僅輔助中國經濟的快速崛起，更是促成國家深度融入了世界經濟體系。不過，應當強調的是，盡管中國加入了世界經濟體系并且成為其中最重要的一員，但中國并沒有像一些西方國家所期望的那樣，變成一個類似西方的國家。我們在擁抱世界的同時也在走自己的路，這是難能可貴的。因此，十九大對中國式現代化的總結就是，既獲得了發展，也保持了獨立。二戰以來，能夠在實現現代化的同時保持自主性的國家和經濟體少而又少，而中國是最典型的。

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時的簽字儀式（圖源：路透社）

3

十八大以來：從“韜光養晦”轉向“有所作為”

十八大以來，我們國家進入了“強起來”的階段。一般認為，中國外交從此前的“韜光養晦”轉向了“有所作為”。盡管對我們來說這個轉型是自然的過程，但在一些西方國家看來，中國外交變得具有了“進攻性質”。即使是國內，也有一些聲音認為我們不應該放棄此前的“韜光養晦”政策。西方對中國的妖魔化并不難理解。自改革開放以來，不管中國做與不做什么，都會被西方視為是“威脅”。各種版本的“中國威脅論”過去存在，今天也存在，未來還會存在下去。而國內一些人把“韜光養晦”和“有所作為”對立起來則更是毫無道理。隨著中國的崛起，中國就需要逐步調整外交政策。崛起有外部效應，我們不能對這些外部效應置之不理，而是應當直面這些效應。如果是負面的效應，那么我們應當想辦法加以控制或者解決；如果是正面效應，那么我們應當加以利用，既賦權自己，也賦權他國。

“有所作為”的外交主要表現在幾個方面。一是繼續擁抱世界，并且成為聯合國體系最堅強的支持者。盡管中國崛起了，但中國依然是一個謙虛的國家。十八大之后，為了緩解資源和環境等方面的壓力，我們主動對經濟增長速度進行了調整。盡管這樣，那么多年來，我們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超過了任何一個大的經濟體。二是繼續鞏固和強化中國積極參與的區域組織，包括上海合作組織和“金磚國家”等。三是自主的國際倡議，包括“一帶一路”倡議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

2025年9月1日上午，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二十五次會議在天津梅江會展中心舉行（圖源：新華社）

4

今天：“大有可為”和“大有作為”

今天，中國外交已經進入了一個全新的“大有可為”“大有作為”時代。這是必然的。一些西方國家開始恐懼于這個時代，已經把此稱之為“中國沖擊第二波”。這個原因很簡單，因為一些西方國家把自身的“國強必霸”的邏輯強加在中國頭上，相信中國也會隨著崛起而去重復西方往日走過的道路。西方把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的融入世界稱之為“中國沖擊第一波”。當時，我們用廉價的勞動力和犧牲環保的方法為世界提供了大量物美價廉的產品，但西方把此視為是“沖擊”。同樣，今天，中國綠色經濟（尤其是新三樣）的產能大量走向世界，西方又把此視為是“沖擊”。

02

中國外交在往何處去？

歸根結底，核心問題是：中國外交到底在往何處去？

國際關系和外交理論領域依然是受西方影響最深的領域之一。我們一些人也在使用西方國際關系和外交的概念和理論在解釋我們自己的外交實踐。我一直把這種現象稱之為被“思想殖民”狀態。如果不走出這種“思想殖民”狀態，那么就很難回答“中國外交往何處去？”這個問題。

一個國家在國際舞臺上是否能夠和扮演一個什么樣的角色，和如下三個因素密切相關。

1. 每個主權國家對其領土和國內事務擁有主權，排除所有外部勢力侵擾；

2. 各國互相承認主權并互不干涉他國內政；

3. 每個國家（無論大小，或強或弱）的主權平等。
   

弱國無外交。如果沒有強大的經濟基礎和軍事力量，什么樣的外交都談不上。近代的中國就是這個樣子。再者，盡管經濟和軍事力量存在本身就具有國際影響力，但能否把經濟和軍事力量用好、用足則取決于政治領導層的意志；因為作為客觀存在的力量既可以是防御性的，也可以是進攻性的，同時既可以用來追求國家私利，也可以用來增進人類的共同福利。

但更為重要的是，如何使用力量和力量使用的目的則取決于這個國家的核心文明價值觀。例如，“國強必霸”反映的是西方的核心價值觀，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則是中國的核心價值觀。不管怎么說，“人類命運共同體”和中國傳統的“大同世界”“天下大同”等天下價值觀是高度契合的，或者說，“人類命運共同體”是現代版的“天下大同”。

這三個層面的要素是我們理解習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也是理解今天和未來中國外交的核心。

03

今天和未來，中國外交的核心

1

習近平外交思想的幾個重要來源

概括地說，習近平外交思想有幾個重要來源。

一是中國文明和文化。這是最重要的，是本源。文明和文化是我們的基因，是我們的血液，是最深層的價值觀；不管人們是否意識到，文明和文化一直在主導著我們的思想、思考和思維。

二是中國化了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了的馬克思主義對當代中國外交思想和實踐的影響至少有兩個方面。第一，意識到全球化不可避免，開放才能發展。馬克思在1848年發表的《共產黨宣言》中已經闡述了資本的國際化在改變舊世界秩序過程中的作用，同時把此視為是不可避免的大趨勢。馬克思之后世界經歷了一波又一波的全球化就表明馬克思分析的正確性。第二，追求一個公正公平的世界。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核心，也是中國文明的核心，兩者的高度契合形成了巨大的意志推動力。

三是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無論是近代我們國家所遭受恥辱的歷史，還是建國以來站起來的過程，或者是改革開放以來崛起的過程，都深刻地向我們展示了大國的地位是斗爭出來的這一真理，大國的地位不會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外交斗爭”成為十八大以來中國外交的核心概念和精神。

歸根結底，這三個來源都是中國世俗文明內涵價值觀的反映，可以用來理解習近平外交思想。

2

中國文明的核心精神

在世界各大文明中，中國是唯一一個世俗文明，并且是沒有中斷的文明。之所以沒有中斷，是因為世俗文明開放包容，與時俱進，生生不息。

就與外部的關系來說，中國世俗文明兩個最大的特點是：

第一，開放包容，但堅守自己的主體性。也就是說，我們在擁抱世界和融入世界的同時也在走自己的路。近代以來，因為現代化先發生在西方，無論是西方國家還是非西方國家，大都把現代化視為是“西方化”。因此，無論是非西方國家輸入式的現代化還是西方國家輸出式的現代化，成功的少而又少，失敗的居多。其中，既成功也能夠保持獨立的案例則更少了。在諸大國中，中國是唯一的大國，既獲得了發展，也保持了獨立。

第二，“達則兼濟天下”，在自己發展起來之后，要關懷天下的發展。傳統上，中國是通過貢賦體系來向其他國家開放市場。近代以來，貢賦體系被西方學者理解成西方曾經有過的“朝貢體系”，這完全不符合中國的理念和實踐。實際上，我們可以把貢賦體系理解成今天的單邊開放政策。外國通過向中國貢獻禮品這一儀式，不僅從中國那里獲得比其本身所送禮品更大的回送禮品，更是獲得了在中國經商的權利。今天這一體系已經不再，但其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創造性的轉化。就是說，在我們自己富裕起來之后，要實現世界的共同富裕。或者說，在自己實現成功現代化之后，也把自己爬上來的梯子伸出去，鼓勵和幫助其他國家也爬上來。但同時，更重要的是，我們不會把自己的現代化模式強加給他國之上。

在肯尼亞內羅畢，中國駕駛員與肯尼亞學員走過一輛印有“連接國家 走向繁榮”標語的（蒙內鐵路）機車，由中國企業承建的蒙內鐵路項有效帶動了沿途城市經濟發展（圖源：新華社）

04

當代外交政策的重點

中國文明的這些核心精神體現在當代外交政策上。具體而言，有如下幾個重要方面。

1

堅守自己的主體性

在國際層面和外交領域，堅守自己的主體性就必然意味著需要進行國際斗爭。這尤其表現在對現代化的理解和對現代化模式的追求上。如前所說，在那么多國家中，只有中國堅守住了自己獨立的思想、思考和思維，形成了符合自己文明、文化和國情的現代化模式。因為現代化首先發生在西方，因此，討論一個國家的現代化就不得不討論這個國家和西方的關系。

我們不難看到幾種主要的經驗現象。一是那些不能擁抱西方世界的國家，無論是被動的還是主動的，都很難實現現代化。或者說，這些國家被西方孤立起來或者自己主動孤立起來之后，很難在孤立的狀態下實現現代化。典型的例證有朝鮮和古巴。二是那些高度依賴西方但又沒有被西方所接受的國家，也就是體制外依附西方的國家，也沒有能夠實現現代化。典型的是拉美國家，一些國家早期通過和西方的關聯獲得了發展，但此后失去了發展的自主性，而長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三是那些在擁抱西方世界的同時不能堅持自己的主體性的經濟體也出現了嚴峻的問題。典型的是歐洲和亞洲的日本與“四小龍”經濟體。二戰后，美國有兩件事情做得非常成功。第一是針對歐洲的馬歇爾計劃，通過這一計劃，美國在幫助歐洲國家經濟復興的同時也控制了這些國家。第二是美國的東亞政策，一方面幫助日本和“四小龍”發展經濟，另一方面也通過各種機制控制了這些經濟體。

不過，這種現代化方式對這些經濟體也產生了非常負面的影響。對這些經濟體來說，當美國有能力為它們提供國際公共品（例如市場開放）的時候，這些經濟體就獲得了發展，但是一旦當美國沒有能力或者沒有足夠的能力來為它們提供國際公共品的時候，它們的發展就會受到嚴峻的制約。今天，無論是歐洲還是日韓等經濟體都面臨這個問題，因為美國已經沒有能力向它們提供市場開放這一最大的國際公共品了。

中國的情況則很不相同。我們擁抱世界，已經成為世界經濟體的有機部分，在其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自主角色。這背后的根源就在于我們始終堅守自己的主體性。如果要問為什么其他國家沒有能夠像我們國家那樣？這里有我們的規模的原因，因為我們國家的體量巨大，西方一方面不能放棄這個龐大的市場，另一方面不能強迫中國變成一個類似西方那樣的國家。從我們這方面來說，我們有足夠的能力來抵制西方的各種演變方法。但更主要的因素在于我們的文明有能力在吸收消化西方的優點的同時堅持自己的主體性。這尤其表現在我們的政治意志上。就現代化而言，我們近代初期也走了很長一段時間的彎路，把現代化視為是西方化，做了不少西方化的實踐，但都以失敗告終。但是，今天，我們旗幟鮮明地表示，現代化不是西方化，現代化是自己傳統的創造性轉型。不僅如此，近年來，我們已經開啟了構建自主知識體系的進程。實際上，在現代化進程中，人們在器物層面，都可以學習其他國家，但一旦失去知識上的獨立性，那么必將誤入歧途，迷失方向，最終導致失敗。

2

通過國際斗爭來贏得機遇

國際斗爭尤其表現在和美國的斗爭進程中。因為中美關系的重要性，一些人一看到我們要和美國斗爭就變得憂心忡忡。但問題在于不通過斗爭是否能夠求得一個穩定的中美關系呢？經驗地看，我們是“斗而不破”，在斗爭中推進中美關系。特朗普一發動對等關稅戰爭，我們是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進行公開反制的國家。這次在中美兩國元首韓國峰會之前，我們針對美國的芯片戰略毅然推出了我們的稀土反制戰略。今年中美之間四輪的談判，經過斗爭反而斗成了“老朋友”。

對這四輪談判可以總結成四點。一是有效地打擊了特朗普的囂張氣焰。自特朗普發動對等關稅戰之后，對其他所有國家幾乎都是百戰百勝，戰無不勝，但面臨中國則遇到了強大的反擊力量。西方人總說，不在餐桌旁，就在菜單上。正是因為我們的有力反制，我們不僅在餐桌旁，而且占據了好幾個席位。二是打破了特朗普的單方面幻想。特朗普一方面在高科技領域對我們卡脖子，另一方面要和我們達成一個貿易協議，相信兩者可以同時推進。我們的稀土新規則直接對特朗普說“不”。三是我們找到了對等原則。究其實質來說，我們的稀土新規和美國的芯片規則沒有什么大的不同，可說都是“長臂管轄”。這樣做，我們就為今后的談判找到了更多的武器。四是我們向國際社會展示了，我們這樣做體現了中國文明“止戈為武”的古老哲學，即我們找到這些武器，不是為了使用它們，而是為了阻止美國亂用其所擁有的武器。也就是說，我們可以學習美國的手段，但追求完全不同的目標，我們追求的是理性，是和平。

2025年5月，美國貿易代表格里爾（左）和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在日內瓦與中國負責經濟政策的副總理何立峰舉行貿易會談（圖源：紐約時報）

正因為這樣，在前不久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說，向外看，中國向世界展示了從容自信：“打出了中國人的志氣骨氣底氣，彰顯了我們的硬核實力，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尊重”。

通過斗爭而獲得的果實是實實在在的。正因為是在斗爭中前進，人們對今后的中美關系反而較前些年更加樂觀了。今天，中美正在逐漸形成一種“階梯式遞進”的趨勢。今后，斗爭不可避免，也會更加激烈，但我們不是為了斗爭而斗爭，而是為了自己的利益，也是為了世界的利益。人們可以相信，我們和美國的斗爭正在超越貿易斗爭，而是在追求一種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

3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

我們在貧窮的時候，“窮則獨善其身”，反思我們為什么會落后。但在我們富裕起來之后，我們則是“達則兼濟天下”，也要幫助其他國家共同發展。如果說，在內部我們追求共同富裕，那么在外部，我們追求的是共同現代化。

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的一段時間里，中國一個國家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50%，迄今依然維持在30%左右。更為重要的是，中國通過各種扶貧事業，幫助8億多人口脫離絕對貧困，為世界的扶貧事業作出了最大份額的貢獻。

今天，我們在諸多經濟領域，包括綠色新能源和數字經濟，我們擁有了先進技術，也樂意和西方社會分享。盡管這些也是大多數西方國家所追求的，更是受西方社會歡迎的，但一些西方國家的政府和政治力量把其視為是風險，甚至是威脅。對此，我們沒有必要過于在意，因為只要我們保持先進，西方的封閉只能導致其最終的落后。

更為重要的是，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們正在努力推動全球南方國家的發展。我們和全球南方的關系既不像西方所說的那樣，拉幫結伙，針對某些國家，甚至也不像全球南方內部的一些國家那樣搞排他性的政策，而是聚焦全球南方國家共同關注的發展問題。盡管“全球南方”面臨無窮的問題，但核心問題是發展。而中國在發展方面擁有了“全球南方”所需要的經驗。今天，現代化正在成為全球南方國家的核心理念，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功經驗可以輔助全球南方的發展。需要強調的是，我們不會像一些西方國家那樣，把自己的經驗強加給他國之上。我們自身成功的核心在于：任何一個國家的現代化如果要成功，那么就必須找到符合本國文明、文化和國情的現代化模式。這個思想層面的東西是最重要的。在技術層面，我們則擁有從低端到高端的幾乎所有的技術。盡管在一些技術領域，我們還處于追趕階段，但我們所擁有的技術對廣大發展中國家來說是極其重要的。

在中非共和國首都班吉附近的賓博市拍攝的該國首座光伏電站——薩卡伊光伏電站，這一由中國企業承包的項目極大緩解了班吉市的用電難（圖源：新華社）

05

更大、更高、更遠的目標

我們的國際斗爭不是為了斗爭而斗爭，而是為了更大更遠更高的目標。至少體現在三個層面。

1

實現可持續的內部發展

內部的可持續發展是基礎，沒有自身的可持續性，任何外部的作用都無從談起。根據十五五規劃，到2035年我們要實現中等發達國家。正如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是在全球化狀態下實現崛起的，實現中等發達國家這一目標更需要進一步的全球化。沒有人會認為我們自己可以封閉起來實現這一目標。也就是說，我們要通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來實現這個目標。

2

高水平開放

作為第二大經濟體，開放是中國對國際社會所能提供的最好的國際公共品。開放不僅是我們自身可持續發展所需要，也是我們履行大國責任所需要。在這方面，無論從理論還是實踐領域，我們已經形成了高水平的開放系統。

第一，包容性多邊主義。和一些國家排他性的多邊主義不同，我們是包容性多邊主義。我們不像一些國家搞多邊主義是為了針對第三國，我們的多邊主義是針對所有成員國所面臨的問題的。

第二，制度性開放，即規則、規制、管理和標準的開放。在所有這些領域，我們一方面繼續和世界高水平對接，另一方面也積極參與舊規則的修訂和新規則的制訂，也根據中國的經驗貢獻新的規則。

第三，單邊開放。單邊開放是一個國家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單邊開放目標有二，一是通過單邊開放來獲取自身可持續發展的資源，二是通過單邊開放主動為國際社會提供公共品。今天，我們的單邊開放政策正在從免簽政策、對最不發達國家的零關稅、制造業準入等向更多領域擴展和延伸。

3

構建新型國際秩序

二戰之后確立起來的以聯合國體系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今天面臨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這一秩序的最終結局還不得而知。如果諸大國能夠達成共識，加以激進的改革，這個體系有可能重新獲得生機。但如果諸大國繼續無能對此加以激進的改革，那么即使這個體系還能夠存在一段時間，但要其發揮應有的作用則不太可能了。

不管如何，這個秩序需要重塑或者重建。實際上，這也是我們思考問題的起點。因此，這些年來，我們已經提出了四大倡議，即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全球治理倡議。這四個倡議既是我們對國際秩序的展望，也是我們構建國際秩序的總體方法論。但應當強調指出的是，盡管我們提出倡議，但這并不意味著在任何意義上要由我們單方面主導這些倡議，或者把這些倡議強加給他國之上；恰恰相反，這些倡議是我們給國際社會提供的國際公共品。也就是說，這是一個開放的體系，各國可以通過這些平臺進行互動，找到共同的利益，達成共識，借此共同參與國際秩序的重塑或者重構。

一句話，我們可以把今天我們提倡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解成為現代版本的“天下觀”。在一個“同球共濟”的世界里，我們需要這個“天下觀”，而這一目標的實現需要各國的共同參與。在實現自身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上追求大同世界，是今天中國外交的努力，也是明天中國外交的目標。

GBA Review 新傳媒

校對 | 伍子堯

排版 | 王炳云

審核 | 馮蕭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