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年章含之去世，臨終遺愿讓人意外：女人三個角色，她選擇了女兒

2008年1月26日清晨，北京舊宮殯儀館外落了一層薄雪，氣溫零下六度。送別隊伍里，熟悉章含之的人訝然發現，她并未選擇與丈夫喬冠華合葬，而是回到養父章士釗身側。親友面面相覷，心底的疑問在雪霧里翻滾：這位叱咤外交場、掌握七國語言的傳奇女性，為何在人生的終點放下妻子與母親的身份，只做一個靜靜依偎父親的女兒？

要理清答案，得把時間撥回到1935年5月27日。那天，上海公共租界的天空悶熱，嬰兒啼哭劃破弄堂。章士釗抱起剛出生的小女兒，給她取名“含之”，寓意“含英咀華”。四年后淪陷、流亡、輾轉，處處離亂，使父女情分被鍛成難舍的羈絆。有人評價章士釗“剛中有柔”，在含之眼里，父親更像一棵古槐，風雨再急，也能靠著喘口氣。

1949年4月，北平城樓的紅旗初升。章士釗隨和談代表團進城，被安排在后海一處四合院，章含之隨母親住進貝滿中學旁的小屋。那一年她十四歲，英語發音已帶地道口音，父親一句“學外語，將來有用”，就把她的人生方向釘死在外語路上。

1960年畢業留校任教，校園里日子平淡，卻因父親的一次家宴生出異響。1963年冬夜，毛澤東與章士釗對弈收子，閑談之際得知“章家閨女是英文教師”，隨口一句“那就麻煩你女兒教我”成了外交史上的趣事。從1964年元旦后的那個星期日開始，章含之準時出現在游泳池畔的書房里，帶著錄音機、卡片、課文，為毛澤東糾正音標。半年里，她更像“家庭教師”而非外交官，可也正因此打開了通往外交部的門。

緊張的時代并沒有給她留多少私生活的空隙。原先的婚姻因長期分居而名存實亡，外界非議令她頗感沉重。1972年初春，毛澤東遞給她一封電報，語氣半譏半勸：“你那樁舊事，早了斷早輕松。”這句略帶嚴厲的話，成為她與喬冠華感情真正啟程的引線。

喬冠華當時60歲，外交界公認的筆桿子與演說家。第一次同席時，兩人就因一本父親贈書的歸屬吵得面紅耳赤。意外的是，爭執反而讓彼此注意到對方的棱角與鋒芒。一年后，當章含之悄悄辦妥離婚手續，喬冠華舉起酒杯，英語夾著長沙口音：“I love you. Will you marry me？”她當場愣住，遲疑之余搖頭。只是情感的閘門一旦被扳開，拒絕只是短暫的停頓。1973年夏，兩人在史家胡同舉行小型婚禮，周恩來特意送來蘭花，算是默許這段年齡相差22歲的結合。

最甜的時光并不長。1977年喬冠華查出肺癌，五年后病逝于北京醫院，終年70歲。失去伴侶的沖擊讓章含之陷入漫長抑郁，那句“我已沒有力氣活下去了”在病房里回蕩很久。1980年代末她接受換腎手術，術后第一句話卻并非感慨重生，而是輕描淡寫的“人終究不是超人”。朋友聽得心驚，她卻微微一笑，那笑里透出看透生死后的淡漠。

1990年至2008年的十八年，是她表面最安靜、內里最用力的時期。她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負責國際交流，主持過幾十場高規格論壇。會議室里，她常用帶蘇格蘭味的英語調侃助手：“Don’t fool around，we haven’t got all day！”嚴厲與率真同在，脾氣來的快，散的也快。同事回憶，有一次器材出錯，她怒喝要撤人職務，三分鐘后又親自跑去幫忙調線路，嘴里念叨“耽誤進度可不行”。

寫作成了夜晚的出口。四本著作里，《紅墻內外》最受關注。章含之解釋書名時說：“北京好房子都掛大紅門，大紅門后面有故事，我只開一扇。”寫到父親，她忽然筆鋒一轉：“他給了我性命，也給了我遮風的門。”讀者或許不解，為何字里行間極少提喬冠華？在她看來，丈夫是戰友，情深義重；而父親，是從戰火里把她抱到人世的那雙手，再無人能替。

晚年采訪中，主持人魯豫問：“如果把女人的身份分成女兒、妻子、母親，你最珍惜哪一個？”章含之停頓幾秒，目光落在窗外槐樹：“女兒。”簡短的回答沒再多解釋，卻留下伏筆。

2008年，她病情再度惡化，住進解放軍總醫院。院方建議轉往ICU，她擺手：“不折騰了。”并交代后事：遺體火化后與養父合葬，墓碑只刻“章含之，章士釗之女”。助手忍不住提醒：“喬部長那邊——”她輕聲打斷：“他是我心上的人，不在碑上，也在我這里。”

2月初，骨灰盒穩穩放入章家墓穴。北風掀動松枝，舊日朋友想起她在病榻前的玩笑：“回到父親身邊，省心。”一句輕描淡寫的“省心”，或許道盡她最后的倦意。做妻子，要顧風雨；做母親，要顧成敗；唯有做女兒，才能暫時放下盾牌，讓時光歸于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