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春節，紀登奎去安徽見李葆華，要給李大釗的兒子拜個年

1963年7月，豫東平原突降特大暴雨，商丘境內積水沒過屋脊，十萬余畝莊稼從綠意盎然變成一片渾黃。時任商丘地委第一書記的紀登奎蹚著齊腰的洪水，看著沿堤求助的百姓，心里有說不出的急。洪水退去，堤岸依舊殘破，來年若再遇大汛，局面只會更糟。問題就卡在豫皖交界的那幾道壩，豫地水位抬高，流不下去；皖北人擔心漫灌，也不敢輕易拆壩。

轉眼到臘月，商丘各縣開冬修會議，紀登奎一句話沒繞彎：“不徹底解決出水口，再修再加固，只是縫縫補補。”眾人聽得明白，卻誰也拿不出兩省聯手的章程。合肥方面的關鍵人物只有一個——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李葆華，李大釗烈士的長子，出身晉察冀根據地，熟水利，重實際。有人勸紀登奎：“節后公文往來不也行嗎？”他搖頭：“拖一天，來年汛期就多一分風險。”

1964年2月14日，農歷正月初二清晨，商丘火車站寒氣逼人。紀登奎帶著河南水利廳幾位技術干部登車，車廂里只談河流走向與分洪閘，不談年味兒。黃昏時分抵達合肥，他沒先住賓館，而是提著半條臘魚到省委宿舍打電話。電話接通，他先報上姓名，隨后一句：“李書記，商丘人給您拜年來了。”

李葆華正在陪家人包餃子，放下筷子就往樓下走。走廊里燈光昏黃，兩人握手的瞬間沒有客套。李葆華開門見山：“春節跑這一趟，可不是只為拱手作揖吧？”紀登奎笑答：“我不是來告狀的。”短短一句，化去彼此顧慮。

夜里客廳爐火正旺，掛鐘指向九點。紀登奎把帶來的兩張水利現狀圖攤在茶幾上，細處標到每道支渠寬度。李葆華伏案凝視許久，手指停在臨界壩段：“水口太窄，這里成了瓶頸。”一句“來了正好，咱們談談水”，讓在場的技術干部瞬間精神一振。

有意思的是，當年毛澤東1958年視察安徽水利成就時曾稱贊“淮北大工程”，一句贊語讓許多縣份更加積極筑壩蓄水。蓄水帶來灌溉紅利，卻也無形中抬高了上游洪峰。紀登奎誠懇承認河南部分筑壩同樣阻水，并非單指皖北，“天災摻著人禍，咱們兩省都有責任。”對等的口氣，讓李葆華點頭：“既然都是一家人，就得一起收拾爛攤子。”

從臘月二十到正月初二，全國正是走親訪友的檔口，兩位書記卻連軸開了三小時小型碰頭會。最終形成一條思路：沿古汴河故道新開泄洪通道，終點接洪澤湖；河南負擔清淤擴挖，安徽負責拆障排障，共同分洪3.8億立方米。技術人員粗算，若決策落實，可將商丘50%的內澇隱患降至安全線，也不給皖北添險。

正月初三一早，兩省水利部門連夜草擬的《豫皖邊界河道整治意見》擺上了李葆華的辦公桌。當天下午，省委加急電報北京，商丘方面則同步向鄭州匯報。兩周后，中央批復同意，文件標題定為《關于豫東與皖北邊界水利問題的處理意見》，明確由水利部牽頭，河南、安徽分工負責，新汴河工程正式立項。

1964年春，豫皖兩省抽調兩萬民工先期試挖，紀登奎干脆把地委會議搬到施工現場；李葆華也把省委季調會放到濉溪堤口。可以想象，肩挑土筐的干部與社員并肩，喊出的號子壓住寒風。有人開玩笑：“兩省書記這是賽著比誰的褲腿泥多。”一句玩笑，折射的卻是干勁。不得不說，這種率先垂范的勁頭，比千言萬語更能說服群眾。

1969年春汛，新汴河引洪試運行，商丘水位下降近一米，濉溪縣境內無一處倒灌。工程總結會上，水利部專家給出的評價極為簡練：根本性治理。當地老人至今記得當年橫幅——“豫皖人民心連心，團結治水挖窮根”。橫幅褪色了，河道卻依舊清亮。

時間再往后推。1972年，新汴河配套涵閘全部竣工，豫皖交界終于擺脫“遇澇先堵再扒”的惡性循環。回頭看，那個正月初二的拜年更像一次臨戰動員：幾句寒暄，便直接攔腰切進問題本身。沒有這樣的“拜年”，就不會有后來歷時五年的聯手大工程。

從1931年入黨到1964年主政一省，李葆華身上始終帶著父親李大釗的影子——實干而不空談；而紀登奎從黃河岸邊的農家子弟到地委書記，同樣相信“干部就得替老百姓兜底”。兩個人的性格相合，碰出的正是治水的火花。豫皖邊界如今稻浪翻滾，行駛在新汴河堤頂公路上，很難再想起那年商丘水漫田疇的景象。但在檔案里，大年初二那場別開生面的“拜年”，依舊被工作人員用紅鉛筆標注：特急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