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斯亮詢問母親，怨不怨毛主席？曾志：主席晚年是個老人嘛

1979年初冬的北京，樹枝還在寒風里搖晃，曾志手里卻攥著一份蓋有中央公章的文件——陶鑄的結論被正式改正。這一天，她從人民大會堂出來，天色已暗，女兒陶斯亮迎上來，小聲追問：“爸爸的事，總算撥亂反正了。可那幾年太苦，你到底怨不怨毛主席？”曾志并未立刻回答，她只是抬頭看了一眼鐘樓，隨后才輕輕說：“等回去再談。”

夜色里，母女二人走過長安街，遠處燈火閃爍。陶斯亮一直記得，童年時父親在四合院的書桌前伏案寫字，也記得1968年那個驚心動魄的午后，父親被押走后屋檐下的落葉滿地。她的疑問并非一時沖動，而是壓在心里十余年的沉甸甸的結。回到宿舍，爐火噼啪作響，曾志終于開口：“主席晚年，畢竟是個老人，是個病人嘛。”一席話平靜，卻在女兒心里掀起波瀾。

要理解這句話，就得把時針撥回半個世紀前。1932年春，曾志從閩西抵達廈門的第二周，第一次見到了陶鑄。那時她28歲，他25歲。外界傳聞閩西來了位“女飛將”，陶鑄卻意外發現，對面這位“女將”并非粗壯剽悍，而是神情銳利卻眉目清秀。短暫寒暄后，兩人各自忙碌，交集并不算多。真正讓曾志改觀的，是幾個月后瘴癘橫行時，陶鑄不顧高燒為傷病員端水喂藥。曾志后來回憶：“那天夜里山風呼嘯，他守著病號，連棉衣都沒來得及披。”這種不計得失的執拗，讓兩顆心悄然靠近。

1933年底，夫妻剛在瑞金補辦登記，陶鑄便奉調上海。起初每周兩封信，字句簡短卻行云流水；第五周信戛然而止。1934年3月，曾志收到那張薄薄的獄中明信片——陶鑄被捕。信里寥寥幾行：“獄中多病，望照料老母。”曾志讀后整夜無眠，第二天變賣隨身銀手鐲，湊了20元大洋寄去。陶鑄后來回憶：“那20元救了我一命，也救了我在牢里的讀書歲月。”三年后第二次國共合作，黨中央設法將他營救出獄，這對夫妻才算重聚。

1942年延安整風，曾志因白區工作背景被隔離審查十四個月。那段時間，她給毛澤東寫了一封萬余字的長信，細述歷史并表示愿意接受任何調查。信投出后石沉大海，可毛澤東在甄別中劃了一個圈：此人可任用。隨即，中組部為曾志補辦了七大候補代表證件。此舉在干部中議論不少，直到七大開幕的前夜，毛澤東才對身邊人說：“她是個好同志，別讓她埋沒。”

戰爭結束，陶鑄進入華南局。1949年開國，他已40歲，曾志也跟隨南下工作。廣州解放后，市委向中央推薦她當選人大代表。名單送到華南局，陶鑄出于“避免嫌疑”的考慮，悄悄把妻子的名字劃掉。曾志得知后并未正面爭辯，而是再次寫信給毛澤東說明緣由。不久審定名單時，毛澤東看見“曾志”兩個字缺席，提筆補上，還在紙旁寫下八個字：“善馬任人騎，善人受人欺。”會后，陶鑄才了解到真相，他無奈搖頭：“主席想得比我透。”

1966年6月，陶鑄調任中宣部部長，曾志因甲亢病休來到北京。她原以為能在北醫住院靜養，不料七月風暴急轉。八月“批陶”大字報貼滿街頭，隨后是抄家、游斗、關押。1967年元旦，陶鑄被打倒的當晚，曾志寫信到中南海，自報家門：“我在北京治病，無處容身，請示如何安置。”毛澤東批示：就地住院，協助檢查，黨建關系由汪東興負責。這張批條像一張護身符，讓她免于紅衛兵的武力沖擊，卻擋不住精神折磨。

陶鑄的病，是從1968年秋天的胃痛開始的。看守所條件惡劣，醫藥缺乏，十二月他已日漸消瘦。即便如此，他依舊翻閱舊報紙做讀書筆記，兩年下來寫滿高低不平的鉛字，摞起來有兩米多高。1969年1月確診胰腺癌，周恩來迅速指示轉院，但隔離依舊。那年九月，癌細胞擴散，麻醉藥也難以止痛，陶鑄仍常常強撐坐起，硬是在病歷夾縫里寫下批注。十月中旬，中央衛戍部門決定將他“疏散”至合肥。曾志聞訊，當晚為他收拾行李，她把舊棉被折得四四方方，手卻一直抖。

合肥的冬夜陰冷。11月30日凌晨，陶鑄在昏迷中停止了呼吸，終年62歲。噩耗傳北京時，曾志正在北醫例行復查，她放下聽診器，站了整整五分鐘沒有說話。之后的葬禮并未通知她，骨灰盒直到1975年才由有關部門交還。多年以后，陶斯亮問母親：“那幾年太殘忍，為什么不恨？”曾志平靜回答：“中央那時被‘左’思潮綁住手腳，主席身體又不好，一切都不受控了。老人家也有難處。”

有意思的是，在1976年天安門城樓的遺像前守靈時，曾志作為離休干部被安排值班。她看著黑紗遮著的照片，雙眼微紅，身旁警衛輕聲問：“你心里是否酸楚？”曾志只是搖頭，并未多言。次年粉碎“四人幫”，中央開始為一批干部平反。曾志提交了厚厚三卷材料，記述陶鑄案細節，一字未添私怨。審批會上，有人提出：“夫人態度寬厚，可以信賴。”這句話就寫在會議紀要里。

1979年冬夜，爐火漸熄，陶斯亮還在回味母親那句“老人、病人”。在女兒看來，母親的“不怨”并非逃避，而是一種審慎的歷史觀。陶鑄與毛澤東有師友情誼，也有路線爭論；曾志與毛澤東屢有書信往來，也曾被置身風暴中心。風云際會之間，個人情感常被時代洪流推著走。她選擇放下怨，是因為清楚：若將復雜的歷史責任簡化為“怨”與“不怨”，不僅無助于弄清真相，還可能把新的誤解累加在舊的傷痕之上。

第二天清晨，曾志攜女兒去了陶鑄在北京東郊的安葬處，墓碑剛剛豎起，花圈尚帶著泥土氣。她抬手拂去碑角塵土，輕聲念道：“老陶，你在這兒，總算能睡安穩了。”短短一句，已把往昔艱難與今日釋然交織在一起。將近中午，母女倆離開墓園，風吹過枯黃的銀杏葉，腳下沙沙作響。這一聲聲細碎的響動，也像是不動聲色地告訴人們：歷史的余溫尚在，真正的答案則埋在無言的歲月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