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陳毅岳父來上海住，沒幾天就被勸返，老人大罵：無情無義

1949年5月27日清晨，黃浦江上的霧氣還沒散盡，華東野戰軍的旗幟已飄進外灘。陳毅站在江邊，望著遍布彈痕的大樓，心里盤算的卻不只是戰后的瓦礫，更是一座千萬人口都市的明天。一個將軍腳步剛停，市長的擔子就壓了上來。

上海是座“瓷器店”。打仗時，槍炮聲震天；治理時，風吹草動都可能碎一排“花瓶”。陳毅深知此理，因此下令：工廠不停機，銀行不關門，菜市照常開張，軍管會和市政府的牌子同時掛墻外，一手抓秩序，一手護生產。熟識他的戰友暗自稱奇，昔日慣用“運動戰”的大將，轉眼學會了“緩沖”與“妥協”。

繞不開的難題，是資本家與工人之間的張力。有人主張馬上“清算”，喊得震天響；有人擔心舊機器停產，市場一夜真空。陳毅沒急著拍板，而是驅車直奔幾家廠房，喊來雙方代表，一口茶水未喝先擺出原則：“斗爭是階級的，但飯碗是百姓的，先把機器轉，再談分配。”話糙理不糙，聽得在場人面面相覷，卻找不到駁詞。

有意思的是，他對記者和文化人同樣“軟硬兼施”。稿子寫得好，拍肩鼓勵；報道失實，立刻退回重寫。夜深人靜，他還愛開玩笑：“兄弟們別看我肩章大，稿費也就多你們兩塊，別把我當財神。”

就是這樣一位官兵一致、能文能武的市長，卻在家事上遇到“硬茬”。同年秋天，妻子張茜提議：“父親和小妹長年在鄉下，戰火停了，讓他們來上海小住？”陳毅打了個響指：“歡迎！正好陪陪老人家。”幾天后，岳父和小姑搭車進城，見到女婿官威不顯，興致更高。

局勢卻比團圓更復雜。新政府施行供給制，糧油布匹按票發放，連市長也沒有特殊。陳毅暗算過：家里多兩口人，月度定量馬上告急，若額外批條子，牽一發動全城。思忖再三，他對張茜低聲交底：“老人家多住一天，公家就多擔一分；小家讓國家埋單，這筆賬算不過來。”

于是出現戲劇一幕。一天傍晚，陳毅回到公寓，門口已圍著警衛員和滿面怒容的岳父。老人提著包袱，口中不停嘟囔：“我就住幾頓飯，他就攆我出去，無情無義！”警衛員左右為難，只能干勸。陳毅輕咳一聲，示意屋里談。

“爸，有困難咱們說話。”陳毅先遞上一杯熱茶。老人放下行李，仍不服氣：“你嫌我們是負擔，就直說。”陳毅擺手：“不是嫌，是制度擺在那。國家供給本就緊張，城里剛解放，百廢待興，你住久了，開個先例，別人也會效仿。”老人一拍桌子：“那你給我找份差事，我掙口飯自己養活自己！”陳毅沉住氣：“我是市長，但公權不能變家用。若我借職務安插親戚，與舊日官商勾結有何差別？”幾句話像錘子，砸得老人半晌無言。終究是讀過書的，情緒逐漸平復：“明早我就回鄉，不給你添麻煩。”

第二天，陳毅親自將岳父送到火車站，塞上幾張生活費：“在家安心種田，缺啥來信。”站臺汽笛拉長，老人揮手道別，“好，好，你是公家人，我懂了！”

嚴格公私分明的不止這一次。父母返川安居，他三句叮囑：不驚動省委，不借公房，不動公款。執行人員依照辦理，老人家住進普通民宅，家具還是舊貨市場淘來的。消息在部隊內部流傳，很多年輕干部直呼“硬氣”。

城市內外，仍有緊要關頭。1950年初，通脹像脫韁野馬，一張大餅跳價數萬金圓券。陳毅揮手查封證券交易所，并連發電文六封向中央報告，他在電報里寫道：“擠牛奶得留奶牛，救經濟得保工商。”毛澤東批示：“同意照辦。”隨后減稅、緩征公債、組織推銷庫存，一道道令下去，廠房重新冒煙，工人食堂的米飯又飄香了。

那年春節前，市總工會宴請勞模。陳毅與會，端酒先問：“看得懂《勞動報》的請舉手！”廳堂瞬時冷清，零散幾只手半舉半放。陳毅哈哈一樂：“文化是工具，不學技術只能當大老粗。明年再見還不舉手，可要罰酒三杯。”眾人哄堂，記住這位市長的“當頭棒喝”。

1954年夏末，他調離上海。外灘晚風吹動梧桐葉，老職工湊在弄堂口議論：“陳市長走了？”“是啊，可他定的規矩還在。”此后多年，人們依舊傳講那場家門口的“勸返風波”，說那是一座城市最早的廉潔標尺，不高，卻立得筆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