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少年北漂欠下2萬外債，建國后分期還款，大年初二是還款日

1963年12月26日，北京中南海豐澤園，70壽辰的宴席剛擺上第一道熱菜，毛主席舉杯請坐在身旁的章士釗落座。“行老，今年起，每到大年初二，我派人送二千元上門。”一句略帶湖南口音的承諾，讓滿桌賓客怔了片刻。章士釗擺手連說“太客氣”，卻依舊推辭未果——誰也沒料到，這竟是一樁半個世紀前的欠賬。

故事若只放在1963年，難免云里霧里；得把時針撥回到1918年夏天。那年六月，25歲的毛澤東剛離開湖南省立第一師范，揣著兩點理想闖北京：一是讀書求真理，二是尋找通往人民解放的路。可理想不值錢，落腳處才是剛需。與七位同鄉(xiāng)合租的灰磚小院，面積不過十幾平方米，八張鋪板一字排開，夜里想翻身需先打招呼，月租卻仍讓人肉疼。飯更難解決，面粉加鹽煮糊糊，日復一日，一位好心房東大嫂時常遞來饅頭，才算添了點熱乎氣。

工作得找。老同學楊懷中已在北大任教，他把毛澤東介紹進北大圖書館，每月八塊大洋，職位是助理員。薪水雖薄，藏書卻厚，幾乎遇見了那個年代最鮮活的思想。毛澤東在借書簿上端端寫下“魯迅”“胡適”時，會向前輩們探問學問；對方偶爾敷衍，他便自個兒埋頭翻閱。一來二去，李大釗注意到這個目光堅定的后生，時常把最新的《共產(chǎn)黨宣言》譯本塞到他手里。革命的火種，就在這間燈影搖曳的圖書館里慢慢點燃。

理想之火既燃，現(xiàn)實卻是冷的。到1920年，毛澤東已決定回湖南組織工農(nóng)運動，開辦夜校，還要資助赴法勤工儉學的同志。籌辦一切離不開盤纏，他思來想去，最后敲開了章士釗辦公室的門。章士釗彼時既是北大法律系教授，也是圖書館名義上的總負責人，出手闊綽是圈內(nèi)公認的。“章先生，可否借兩萬銀元？”毛澤東開口果斷。章士釗愣了幾秒，隨即朗聲大笑：“數(shù)目不小，不過辦大事就得大手筆。”一句話，算是應了。

兩萬元在1920年的分量，足夠在北平買下兩小座四合院。當月，他托上海友人籌了大半，又自掏腰包湊足，裝箱托人帶去長沙。后來井岡山點起的烽火、秋收起義打響的槍聲，都少不了這筆啟動資金。章士釗對外輕描淡寫：“錢不過身外物。”可他心知，那一紙借據(jù)如果能換來民族翻身，再多也值。

新中國成立以后，毛主席的日程繁忙到難以用常理衡量，可這份債務一直記在心里。1950年代初剛穩(wěn)住局勢，他數(shù)次提起還錢，卻被工作人員婉言勸阻：章老先生生活無憂，何必拘泥？毛主席搖頭，“承情易，忘情難。”終究等到國庫稍寬裕，又恰逢七十壽辰，他便把稿費作了出處。

于是一道特別指示下達：自1964年起，每年正月初二，由秘書攜兩千元送至章府，連走十年。第一次送去時，章士釗推辭再三，塞回紅包。“主席這哪是還債，是打我的臉。”他半開玩笑地抱怨。秘書只能如實回稟，毛主席的批復簡潔——“照舊”。老人拗不過，便把錢鎖進書柜，逢人只說“留著急用”，可誰都知道那些鈔票未曾動過。

轉眼到了1973年2月，十個紅包已滿二萬元。本金就此結清，毛主席請章士釗進京敘舊。他半倚藤椅，抖了抖煙灰：“行老，本金算完了，利息該計了。只要您在，年年都補。”此言一落，章士釗急得站起：“這可不是買賣！當年那筆錢，是湖南人合力給湖南人。”毛主席擺手，“正因如此，更要分明。我共產(chǎn)黨人，欠賬必還。”

遺憾的是，同年7月1日，92歲的章士釗在上海病逝。噩耗傳到北京，主席案頭的紅紙封套還未拆封，里面是他親批的“七四年初二送行老利息”。陪伴多年的衛(wèi)士回憶，當天夜里燈亮到破曉，主席沉默良久，只說一句：“君子一諾，未競其終。”

章士釗的子女遵父囑，將那堆未拆封的紅包原封不動捐給國家。兩萬元本金加上三次利息，被劃入國家文物基金，成了一筆特別的“革命火種紀念金”。

細細算來，這段跨半個世紀的債務往來，金額并不算巨大。真正沉甸甸的，是兩個湖南人之間在風雨歲月里彼此托付的信義——一個肯傾囊相助，一個誓言必償。千軍萬馬、刀光劍影之外，革命史也有這樣不事張揚的溫情，像燈光下那只被反復塞來塞去的小紅封套，樸素，卻足以穿透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