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九死一生到瓦窯堡，周恩來鄧穎超為啥瘦脫形？

周恩來和鄧穎超的那張合影，看過的人很難不心疼。鏡頭里的周恩來眼窩深陷、胡子拉碴，瘦得脫了形，全然不見往日英挺模樣；身旁的鄧穎超戴著舊軍帽，頭發是自己用剪刀絞的，長短不齊，病容還沒褪去。這是1935年11月7日，他們跟著中央紅軍到達陜北瓦窯堡后不久的留影，每一道憔悴的痕跡里，都刻著二萬五千里長征路上的生死考驗。

長征開始前，鄧穎超就患上了嚴重的肺結核，經常發低燒、大口咳血，她曾想留在地方邊休養邊工作，不想給組織添負擔。可組織明確告訴她“得坐著擔架隨軍轉移”，就這樣，她被編進干部休養連，跟著大部隊踏上了未知的征途。而周恩來作為“三人團”成員，要統籌全軍的戰略轉移，白天要勘察地形、制定作戰計劃，晚上還要處理各種緊急事務，常常連合眼的時間都沒有，身體早就嚴重透支。

1935年7月中旬，部隊走到毛兒蓋時，周恩來突然病倒了，高燒不退，一直昏迷，肝區腫得厲害。一開始大家以為是瘧疾，按這個方向治療了好久都沒效果，后來還是兩名被俘的國民黨軍醫確診，是阿米巴肝膿瘍加阿米巴痢疾，必須趕緊控制病情。可長征路上哪有醫療條件，開刀、穿刺都做不了，只能用最原始的辦法：每天給周恩來注射依米丁注射液治痢疾，戰士們跑到60里外的雪山上，一塊塊鑿下冰塊，敷在他的肝區防止膿腫破裂，這三天三夜里他粒米未進，全靠藥物維持，就怕潰瘍穿孔。

那三天三夜，鄧穎超自己也病著，卻硬是守在周恩來身邊不肯離開，戰友們怎么勸都沒用。晚上油燈下，她拿起周恩來換下的灰毛背心，一點點抓上面的虱子，最后數了數，整整173只，血把她的兩個指甲都染紅了。她心里只有一個念頭，就是盼著周恩來能醒過來。萬幸的是，幾天后周恩來真的排出了半盆綠色的膿液，高燒慢慢退了，從鬼門關撿回了一條命。

沒過多久，部隊進入茫茫草地，這是比雪山更兇險的地方。周恩來身體還沒恢復，根本走不了路，彭德懷立馬組織了擔架隊，陳賡自告奮勇當隊長，楊立三也主動加入，他們深一腳淺一腳走了七天七夜，硬是把周恩來抬出了草地。周恩來好幾次掙扎著要下擔架改騎馬，嘴里念叨著“你們肩膀都磨破了，我于心不忍”，可陳賡按住他說“現在我是擔架隊長，你得聽我的”，硬是沒讓他下來。

而鄧穎超騎著馬跟在擔架后面，剛進草地第一天就出了意外，馬受驚把她甩進了沼澤地，當時身邊沒人，她只能躺在泥水里不敢動，直到后面的戰友趕來，用木棍把她拽了出來。那天還下著大雨，鄧穎超渾身濕透，又冷又餓，第二天就發起了高燒、拉肚子。接下來的七天七夜，她幾乎沒吃一粒米，全靠戰友們分的一點野菜維持。過一條冰河時，水流又急又深，戰士們想把她抬過去，可她咬著牙拒絕了，扶著戰士們的肩膀，一步步蹚過了冰冷刺骨的河水。等走到草地盡頭的巴西時，她已經瘦得脫了形，蔡暢等人來看她，見她三分像人七分像鬼，都以為她活不成了，忍不住掉了眼淚。

長征路上，這對夫妻見面的次數屈指可數，總共也就兩三次短暫相聚。第一次是在紅軍攻克黎平后，鄧穎超肺病加重，大口吐血，周恩來把她接到自己住處，可當時剛經歷湘江慘敗，形勢萬分危急，他要忙著籌備政治局擴大會議，根本沒時間照顧，只能反復叮囑她保重身體，就又投入到工作中。更多時候，他們只能在各自的隊伍里，互相牽掛著對方的安危，靠著信念支撐著往前走。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紅軍終于到達陜北吳起鎮，長征勝利結束。11月7日，中共中央移駐瓦窯堡，這才有了那張珍貴的合影。可他們沒來得及好好休養，就又投入到新的工作中。當時日本帝國主義步步緊逼，華北危急，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的危機，黨中央要在瓦窯堡制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

周恩來擔任中央局書記，主持后方工作，還扛起了統戰工作的重任，成立了東北軍工作委員會，把勞山、榆林橋等戰役中俘虜的東北軍軍官集中到瓦窯堡，辦起了“解放軍官學習班”。他和鄧穎超經常親自去講課，給這些軍官講黨的抗日政策，生活上也格外優待他們。鄧穎超當時擔任中共中央機要科科長兼白區工作部秘書，身體稍微好轉，就忙著整理資料、安撫俘虜家屬，用她的耐心和真誠打動了不少人，這些人后來都成了促成聯合抗日的重要力量。

后來有人問鄧穎超，長征那么苦，你又是重病在身，怎么堅持下來的？她笑著說，靠的是黨組織的關懷，戰友們的幫助，還有心中的信念。

那些長征路上的傷痛、饑餓、生死考驗，沒有打垮他們，反而讓他們的意志更加堅定，讓彼此的感情更加深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