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越“用心”的父母，越容易養出“空心”的孩子？

隨著社會經濟、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與教育競爭的不斷加劇，兒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與學習困難問題正交織成一場不容忽視的成長危機。

從“學習困難門診”一號難求，到校內外心理咨詢服務資源緊缺，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問題，已從個體成長挑戰升級為社會層面亟待解決的緊迫課題。

世界衛生組織（WHO）數據顯示，全球10至19歲人群中約14%患有精神障礙，占該年齡段全球疾病負擔的13%；美國心理學會報告指出，每年約1700萬青少年被診斷出心理疾病。在歐洲，青少年精神健康也已成為公共衛生重點議題。

2021年，由北京安定醫院鄭毅等學者主導的《中國兒童青少年精神障礙流行病學調查》發布，數據顯示，6到16歲的在校學生中，兒童青少年的精神障礙總患病率為17.5％。其中，占比最高的是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ADHD），達6.4％。這意味著，公立小學每個班里平均存在2到3名ADHD孩子。學習障礙與自閉癥譜系障礙的檢出率也是逐年攀升。

圖片來源：央視新聞

這些數據觸目驚心，在積極采取改善措施的同時，我們不免心存疑惑：在孩子的世界里，到底什么是正常行為，偏離多大范圍才算是ADHD呢？

精神科診室外的孩子們

精神科診室外的椅子上坐滿了人，有戴著口罩一個人前來的大人，也有拉著爸爸媽媽手的小孩子。

很多成年人是在網上看到了科普帖，懷疑自己患有ADHD，所以來精神科確認。而對于其中一部分人來說，被診斷并未患有ADHD反而更焦慮了，他們會換一位醫生或者換一家醫院，三翻四次地去問診，直到得到確診報告，才好像心里的一塊石頭落地了。

“對很多病友來說，確診是一種解脫，一種著陸后的安全感，意味著一輛脫軌的列車重新找到了軌道。這些年來的迷茫和痛苦都有了答案。”

但孩子的情況則完全不同，他們大多并不是自己要來的，而是被爸爸媽媽帶來的。

我的孩子一分鐘都坐不住，有時候好像聽不到別人說話，丟三落四愛插話，是不是多動癥？

我的孩子不理人不看人，所有玩具都必須按他的順序擺好，也不和其他小孩子玩，是不是自閉癥？

我的孩子出門前總是反復檢查書包，默念記數，被打斷就要重來一次，是不是強迫癥？

好多家長急匆匆地把“看起來不太正常”的孩子送進精神科，得到診斷后如釋重負。

原來他是生病了，開藥吧，吃了就會好起來。

但是，事情沒有這么簡單。

一位心理咨詢師網友分享自己的經歷

美國調查記者阿比蓋爾·謝麗爾在《被錯用的心理治療》中寫道：“如果依靠依地普侖、利他林和阿德拉就能解決問題，那么青少年心理健康惡化的現象幾十年前就應該被消除了。”

精神科診室外每個孩子身后，都是焦慮的父母。

《被錯用的心理治療》

[美]阿比蓋爾·謝麗爾 著

李小霞 譯

202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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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的父母，“創傷”的孩子

在美國，這種現象更為明顯。

“十年前，Slate雜志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受過教育的父母已經開始用治療式語言，而不是從道德角度來描述孩子的不當行為了。”

謝麗爾談起，如今這一代父母，往往出生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長大后回顧自己的童年時，常常覺得父母要求太高、傾聽卻太少，因此受到了情感上的傷害。

當他們成為父母之后，在心里暗暗發誓，一定要更關心孩子的心理健康。所以在養育孩子時，更注重傾聽、詢問，隨時關注孩子的情緒，在做重大決策時征求孩子的意見，并盡可能地預見孩子會遇到的困擾，向孩子解釋每條規則和要求背后的原因，絕不動手打孩子，希望培養出“快樂的孩子”。

他們的目標是讓孩子沒有痛苦、沒有不適、沒有爭吵、沒有失敗——絕對不能給孩子造成任何“心理創傷”。

但問題來了，我們越是密切關注孩子的感受，就越難以忍受他們的負面情緒。我們越仔細觀察孩子的一舉一動，就越容易發現他們在各個領域——學業、語言、社交和情感——出現偏差。

這時候，受過教育的父母開始用治療式的術語來形容孩子的行為：

用“社交焦慮”或“廣泛性焦慮癥”來解釋害羞的孩子；古怪或笨拙的孩子都被診斷為“孤獨癥譜系障礙”或某種孤獨癥的傾向；不合群的孩子就是得了“抑郁癥”；笨手笨腳的孩子就是“運動障礙”。

因此，相應的養育策略也發生了變化：

父母不再批評挑食的孩子，而是把他們看作“食物回避者”并加以包容。［正式的診斷是“回避/限制性食物攝入障礙”（ARFID）。］

如果孩子抱怨襯衫領子上的標簽讓皮膚發癢，父母會為他們購買無標簽的、柔軟的純棉服裝，來解決他們的“感官處理問題”。

他們不會再批評孩子字跡潦草（因為那是“書寫障礙”）；也不會告訴孩子，適應新城鎮或新學校需要時間（因為他們得了“搬遷抑郁癥”）；也不再安慰他們，暑假期間思念朋友是正常的（因為那是得了“暑假焦慮癥”）。

就這樣，父母變成了孩子的第一個心理醫生。

逆境與創傷不是一回事

比治療式養育更常見、也更隱形的，是全社會正在流行的“預防式育兒”。

預防式育兒，是把孩子放在了一個潛在的受害者的位置，因此施加了過度保護。

喬納森·海特在《焦慮的一代》中的核心觀點就是，1995年后出生的孩子成為“焦慮的一代”，主要是因為父母在現實世界的過度保護和在虛擬世界的保護不足。

他稱這是一種“好心辦壞事的過度保護”，某種程度上保護孩子的心靈，卻也剝奪了成長的機會。

假設他交朋友不順利會留下心理陰影，因此與朋友產生糾紛傷心了就斷絕關系，這便失去了學會接納、道歉、溝通這些必要的人際交往能力；假設他寫不完老師留的作業干脆和老師溝通不做，失去了學習合理安排時間的能力……

韌性的培養，挑戰精神和嘗試的勇氣，更無從談起。

而謝麗爾更進一步，她則指出父母的過度保護對孩子的成長來說，可能是一種阻礙。

（1）對消極情緒的過度關注，會讓孩子認為任何負面情緒都是不正常的，需要處理。

不是有心理障礙的人會產生負面情緒，而是所有人都會產生負面情緒。因為陰雨綿綿而提不起精神，因為和別人的摩擦而失落，這些只是情緒的自然起伏，無須對生活本身進行過多的負面解讀。

“過分重視自己的情緒就像踩在一把轉椅上去夠高處的東西。東西沒夠到，腳下的椅子也滑走了。更糟糕的是，關注情緒往往會加劇這種情緒。引導孩子關注他們的情緒會讓他們更加情緒化。”

如果沉浸其中，反而會毀了原本美好的一天。

（2）感受很重要，但感受并非總是可靠

心理學家認為，面對挑戰時，人們一般會產生兩種心態：“行動導向”（action orientation）和“狀態導向”（state orientation）。

行動導向意味著專注于眼前的任務，而不考慮自己當前的情緒或身體狀態。而狀態導向則主要關注自身：我是否準備好了，我是否在擔心那條沒回的信息，喉嚨后部有輕微的刺痛，脖子有點僵硬。事實證明，行動導向的心態更有可能讓你完成任務。

如果一個孩子不能學會拋開不快去專注于眼前的功課，就很難完成一天的學業；如果他時刻都把自己的情緒放在首位，又如何成為別人的好朋友？將來的他又如何在工作中有所作為？

（3）把幸福當做目標往往很難幸福，因為生活中不可能事事順心

即便是最幸福的人生，也難免會有痛苦，這是不可避免的。

很多時候身體哪里會感到癢、疼，遇到事情會感到受挫、沮喪，可能需要壓抑不適才能繼續生活。

如果教育孩子“不能忽視任何疼痛和痛苦”，這將是一個難以實現的目標。

（4）逆境不等于創傷，而是現實世界的一部分

家境貧寒不得不在課后打工是處于逆境，但這有可能并不會造成創傷，而是鍛煉人的自立；

家里入不敷出，被酗酒的繼父毆打則是真實的創傷，意味著危險、不確定性，還有最嚴重的、最難以預測的情感折磨。

如果父母把“逆境”與“創傷”混為一談，就會覺得創傷無處不在，父母對孩子做的任何事情都可能造成創傷，因此困擾，害怕，不敢進行任何紀律上的管教。

心理治療無法取代的

是父母的愛與責任

“焦慮癥和抑郁癥都與神經質——對環境的過度消極反應——有關。而獨立活動可以給孩子帶來短期的快樂和長期的應對日常壓力的習慣，有助于提高他們的幸福感。心理學教授兼認知行為治療師卡米洛·奧爾蒂斯基于類似的判斷，在他的臨床實踐中通過培養青少年的獨立性，治療他們的焦慮。”

在養育孩子時，出于擔憂，我們小看了自己的孩子，甚至對此都沒有察覺。

比如我們小時候能做的事，現在卻認定他們做不了。“他坐飛機時沒有平板電腦可不行。”“我不能收走她的智能手機，因為她們班上每個女生都有。”“我知道我像她這么大時獨自在家沒事，但現在情況不同了。”諸如此類。

獨立性（沒錯，這是一種技能，如果缺乏鍛煉就會退化）沒有得到鍛煉的孩子往往缺乏自信，社交能力較差，對不確定性缺乏容忍度，解決問題的能力較差，也更脆弱。

如果孩子一直受到“預防性心理干預”，就會更膽怯，更焦慮，更不愿意嘗試困難的事情——而這一切反過來會加重父母的疑慮，給孩子貼上各種疑似標簽。

那么，你怎么知道是否該讓你13歲的孩子去接受心理治療？

謝麗爾給出的建議很簡單：除非你已經用盡所有手段，否則不要帶孩子去看心理醫生。如果非看不可，那就要像挑選外科醫生一樣慎重。

父母是這個世界上對孩子有最多的愛，最深的了解，最密切的接觸和最強的責任感之人，原本應該成為孩子最穩固的依靠。

精神科醫生和心理治療師可以幫助我們，卻決不能代替我們。

一個孩子在成長的過程中，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最需要的是知道一切都在你的掌控之中，而且你不認為他有什么“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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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越 “用心” 的父母

越容易養出 “空心” 的孩子？

-End-

2025.12.29

編輯：閃閃 | 審核：孫小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