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真不能小看了日本在國際組織中的影響力！

019年7月，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干事天野之彌在任內去世。

近日有日媒報道稱，日本在聯合國的工作人員已達979人，約占聯合國職員總數的2%，創下自1990年以來的最高紀錄；會費貢獻率則高達6.93%，成為僅次于美國、中國的第三大會費國。

此外，日本還試圖通過爭取聯合國有關機構在日本落戶來提高影響力。目前，聯合國大學、世界糧食計劃署、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世界衛生組織等機構均在日本設立了事務所或者中心。

不難看出，日本正積極向聯合國等國際組織輸送人才與資金，借此實現提升國際話語權、突破戰后國際秩序束縛等多重野心。

7月24日，日官員遞交申請，希望聯合國總部搬遷“優先考慮東京”。

輸送人員，打造“國際公務員”梯隊。

為實現人才卡位，日本建立了一套向聯合國系統化輸送人才的機制。

2015年，安倍內閣發布了“日本復興戰略”，明確提出“2025年，日本籍正式職員在聯合國各個國際組織中達到1000人”的目標。

日本外務省更是將這一任務提升至戰略高度，成立了由國家安全保障局（NSS）和外務省牽頭的跨部門會議，負責推進國際機構干部職位的人選舉薦和培養，爭奪部門主任、機構負責人等中高層領導職位。

據《日本時報》報道，截止到2024年底，聯合國各大機構中的日本籍職員已達到979人，創下了自1990年有統計以來的最高紀錄，其中94人擔任副司長及以上高級職務，同樣創下歷史新高。

具體看，日本籍職員在聯合國秘書處、兒童基金會、開發計劃署等部門中，職員數量分別為91人、77人、71人，均位列世界第一。

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

JPO（初級專業人員）項目是日本向聯合國等諸多國際組織輸送工作人員的主要渠道。日本外務省數據表明，2021年在聯合國相關機構工作的956名日本人中，有464人曾是通過該制度派遣的，占比高達50%。

憑借驚人的職員基數，日籍官員搭建起龐大的人際關系網絡，JPO項目也一度被調侃為“日本人行動”（Japanese People Operation）。

與此同時，日本的國際人才輸送機制還形成了一道“旋轉門”。日本政府官員掛職國際機構積累經驗后，回國大多出任外交、經濟部門要職，反向推動政府政策對接國際議程。

投入重金，提升國際話語權。

在國際機構的游戲規則里，“交錢多少”向來與話語權深度綁定，日本深諳此道，將“金元外交”玩到了極致。

在聯合國體系中，日本曾連續數十年維持10%左右的會費貢獻率，2025年雖調整降至6.93%，但仍以2.37億美元的年度實繳金額穩居第三，維和預算分攤比例更以8.17%位居第三。

日本通過向聯合國項目開展“捐助”，將大量資金精準投向事關其戰略關切的核心領域。

日本作為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長期位列第二的出資國，分攤比例高達7.73%。2011至2020年福島核危機處置期間，日本更向IAEA提供了多筆核事故評估、放射性污染監測相關專項“自愿捐款”，直接為日本在福島核事故處置與核污染水排海爭議中爭取了更多話語權。

更重要的是，IAEA總干事由日本籍職員天野之彌擔任，所發布的福島核事故評估報告與后續處置建議，均被外界認為暗含對日本核污染水排海等爭議舉措的偏向性背書。

在國際金融貨幣體系中，日本的金錢杠桿同樣值得警惕。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日本出資額占比6.56%、表決權6.23%，僅次于美國，穩居世界第二；世界銀行中，日本以高達7%的“股權”成為第二大股東，對世界銀行相關決策享有極大的話語權；國際復興開發銀行中，日本控制著約7%的資本，是僅次于美國和歐盟集團的重要股東。

日本利用大量經濟支持換取在國際機構中的話語權，在關鍵問題上發揮重要作用，為本國謀取巨大戰略利益。

同盟借力，搭乘“價值觀”便車。

日本深知，僅憑一己之力難以突破戰后國際秩序的束縛，于是將美日同盟作為提升國際機構話語權的核心靠山，走出一條“依附式擴張”的路徑。

美日同盟對日本的加持在聯合國安理會的博弈中體現得淋漓盡致。盡管日本無法入常，但美國常年在安理會為日本站臺，推動日本成為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的“常客”。

截至目前，日本已12次當選非常任理事國，是歷史上擔任該職位次數最多的國家。每次當選后，日本都借安理會平臺發聲，在朝核、南海等議題上呼應美國立場，并夾帶符合本國利益的私貨。

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日本長期聯合G7盟友發布涉港、涉疆問題的聯合聲明與國別決議草案，借聯合國人權多邊機制對中國內政指手畫腳，反復呼吁就涉疆、涉港問題開展“國際關注與評估”，試圖推動所謂“獨立調查”，妄圖借聯合國平臺給遏制中國披上“國際正義”外衣。

聯合國安理會會議現場。

日本在國際組織中不遺余力地擴張話語權，核心目標是擺脫“戰敗國”身份束縛，通過掌握國際規則制定權實現“國家正常化”，并在大國博弈中構建有利于己的地緣政治網絡。

在全球化時代，國際規則還會深度影響市場分配與產業競爭力。通過參與或主導國際標準制定，日本既能為本國企業打開全球市場，又能設置技術壁壘阻擋競爭對手。

在右翼勢力的大力推動下，日本近年來對國際組織的滲透不斷升級，值得我們關注和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