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軍副團級干部，建國后被授大校軍銜，擔任貴州省委書記

1969年4月，北京的人民大會堂里那叫一個熱鬧，掌聲像是要把房頂給掀翻了。

這時候的李再含，正坐在代表席的C位上，腰桿挺得那叫一個直，臉上掛著的笑意怎么都藏不住。

這一年他剛滿50歲，不僅名字赫然出現在中央候補委員的名單里，更是把貴州省的黨、政、軍三把大權死死攥在手里。

那會兒在貴陽街頭，甚至有人敢喊出一句讓現在的我們聽了都覺得脊背發涼的口號：“北京有紅太陽，貴州有小月亮。”

但這哥們做夢都沒想到，這場看似光宗耀祖的大會，其實是他政治生涯倒計時的開始。

爬得越高，摔下來的時候，連個響聲都聽不見。

說起李再含這個人，還真不是那種只會耍嘴皮子的投機倒把分子，人家當年也是提著腦袋干革命的硬漢。

1919年，他生在四川富順，他爹李蕓仙那是跟孫中山混過的老同盟會會員，后來更是成了咱們地下的那條線上的重要人物。

李再含十幾歲就被帶到了上海，在那個十里洋場，他見的可不是什么燈紅酒綠，而是跟著老爹在特務眼皮子底下送情報。

這種在刀尖上舔血的日子，比上什么軍校都管用。

可惜啊，1936年他爹在上海犧牲了。

這筆血債，成了李再含心里過不去的一道坎，也成了他后來拼命想“出人頭地”的原動力。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18歲的李再含二話不說，背著鋪蓋卷就奔了延安。

我剛才特意去翻了一下那時候的檔案，李再含在部隊里的履歷那是相當漂亮。

在陜北公學他是學霸，在太行山前線他是敢沖敢打的政委。

從太行軍區的一線指導員，到后來挺進大西南的團級干部，這身開國大校的軍銜，那是他在死人堆里爬出來的，絕對的硬通貨，含金量十足。

如果劇本到這就殺青，那他妥妥的是個受人尊敬的老革命。

但這歷史吧，最喜歡在人得意的時候給你來個急轉彎。

建國后，李再含長期在云南、貴州這一帶晃悠。

到了60年代初，他已經是貴州省軍區的副政委了。

要是擱在平時，這官也不小了，但在那個講究資歷的年代，上面有司令員壓著，還有省委書記管著，他想再往前挪半步都難如登天。

可是，1966年那陣風暴一來，規矩全亂了。

上海那邊“一月風暴”一刮，全國都開始搞奪權。

李再含這人腦子活，一下就嗅到了機會。

這不就是政治版的“彎道超車”嗎？

他仗著手里有槍桿子，直接介入地方，帶頭搞“支左”。

這一把豪賭，他贏大發了。

短短幾個月，原本在省里排不上號的李再含，搖身一變，成了貴州省革命委員會主任。

緊接著，昆明軍區副政委、貴州省軍區第一政委這些頭銜，跟不要錢似的往他頭上戴。

那段時間的貴州，說是他的“獨立王國”一點都不夸張。

人啊，一旦手里有了不受限制的權立，就容易產生幻覺。

李再含覺得光有權還不夠，還得有威望，得讓人崇拜。

也就是在這個節骨眼上，那個荒唐透頂的“小月亮”稱號不脛而走。

這事兒現在聽著像段子，但在當時那是真事。

大家可以腦補一下那個畫面：全中國都在喊祝領袖“萬壽無疆”和“身體健康”，到了貴州這兒，居然整出個專屬祝詞——祝李主任“比較健康”。

你說這得多膨脹？

“比較”兩個字，聽著謙虛，實則狂到了極點，這是硬生生要從領袖的光環里分一杯羹啊。

他在貴州那一畝三分地，那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為了樹立威信，制造了不少冤假錯案，把以前的老戰友、老上級整得夠嗆。

他以為自己是亂世梟雄，把貴州當成了自家的后花園，甚至連中央的指示，如果不合他的意，他也敢陽奉陰違。

這種嚴重的宗派主義和山頭主義，上面能看不見嗎？

其實早就拿小本本記下了。

1969年的“九大”，表面看是他風光無限，實際上是中央對他的一次“調虎離山”和最后觀察。

所有的饋贈，早在暗中標好了價格，只是他當時忙著數錢，沒看見價簽。

會議一結束，針對他的清算悄無聲息地就開始了。

高層絕不允許這種“土圍子”式的獨立王國存在。

到了1971年，靴子終于落地。

中央一紙令下，撤銷了李再含在貴州的所有職務，由藍亦農接任。

這哪是換個崗啊，這是直接把那層“正確”的畫皮給撕下來了。

面對以前被他打壓的干部群眾的揭發，李再含徹底傻眼了。

他被安排到了大連，從西南的“土皇帝”一下變成了海濱城市的閑散寓公。

這巨大的落差，直接把他的心氣兒給抽干了。

在大連的那幾年，他過得特別憋屈。

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明明是“緊跟形勢”的，怎么就落得這么個下場？

其實他到死都沒明白，他跟的哪是什么形勢，分明是自己的野心。

1975年8月，也就是被免職僅僅四年后，李再含在大連病逝，終年56歲。

按理說，56歲對于一個政治人物來說，正是年富力強、大有可為的年紀。

可他呢，在這個世界上匆匆謝幕，留下的只是一段讓人唏噓的荒唐史。

他這一輩子，前半段是熱血報國的英雄劇，后半段硬是演成了權力腐蝕人性的警示片。

他以為自己能當個照亮一方的“小月亮”，殊不知，沒有任何星星能靠遮擋太陽的光輝來成就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