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亡親屬申領撫恤金遭拒：法定贍養義務≠供養事實

一、本案基本事實及裁判觀點

1991年，豐某某與胡某某甲生育獨子胡某某乙，1995年二人離婚后，胡某某乙隨父親胡某某甲生活。2024年8月，胡某某乙在工作期間突發疾病，48小時內搶救無效死亡，后被認定為視同工傷。作為胡某某乙的母親，已年滿55周歲且持有肆級肢體殘疾證的豐某某，多次向黃山市某工傷保險經辦機構（以下簡稱“經辦機構”）口頭申請領取供養親屬撫恤金，卻于2024年11月收到不予支付的工傷待遇核定書。豐某某不服，遂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撤銷該核定書。

一審法院審理查明，豐某某自述日常以從事家政零工為主要收入來源，胡某某乙家庭剛起步時，反而多是豐某某一方給予資助，胡某某乙僅在過年過節偶爾給予幾百元，且豐某某均通過側面方式返還。同時，經辦機構調查發現，胡某某乙的微信、支付寶及銀行卡流水均無向豐某某的轉賬記錄，二人自胡某某乙幼年離婚后便未共同生活，聯系較少。

一審法院認為，根據《工傷保險條例》及《因工死亡職工供養親屬范圍規定》，領取供養親屬撫恤金需同時滿足“依靠因工死亡職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來源”和“無勞動能力”等法定情形。豐某某雖年滿55周歲，但主要生活來源為自身務工收入，未提供證據證明依靠胡某某乙生前提供主要生活來源，故經辦機構作出的核定書合法，判決駁回其訴訟請求。

豐某某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主張一審對《工傷保險條例》條款理解錯誤，“提供主要生活來源”與“無勞動能力”應為選擇性要件，其已符合“無勞動能力”情形；同時認為胡某某乙對其負有法定贍養義務，應以此認定供養關系，且經辦機構未實地核查，程序違法。

二審法院經審理認為，依靠因工死亡職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來源是領取撫恤金的核心條件，即便申請人無勞動能力，亦需滿足該前提。豐某某未提交書面申請材料證明供養關系，其自述及經辦機構調查均能證實其不依賴胡某某乙生前提供主要生活來源；其持有的四級殘疾證不能直接證明無勞動能力，且未申請勞動能力鑒定；法定贍養義務與供養事實分屬不同法律范疇，不能混淆；經辦機構已履行調查核實程序，案涉行政行為不屬重大行政決策，程序合法。最終二審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案例來源：安徽省黃山市中級人民法院（2025）皖10行終40號行政判決書

裁判要旨：1. 工亡職工供養親屬申領撫恤金，需同時符合《工傷保險條例》及《因工死亡職工供養親屬范圍規定》的要求，“依靠因工死亡職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來源”是核心前提條件，即便滿足“無勞動能力”“年滿55周歲”等情形，未滿足該核心前提的，仍不符合申領條件；2. 法定贍養義務與工亡供養事實屬不同法律范疇，成年子女對父母的法定贍養義務不能直接等同于“依靠工亡職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來源”的供養事實，不能以存在贍養義務為由主張享有撫恤金領取資格；3. 工傷保險經辦機構在作出待遇核定前，已履行調查詢問、實地核查等程序，收集的當事人陳述、資金流水等證據能夠佐證事實認定，且案涉行政行為不屬《重大行政決策程序暫行條例》調整范疇的，應認定程序合法；4. 殘疾證并非認定“無勞動能力”的直接依據，當事人未申請勞動能力鑒定，且自述存在務工收入的，不能認定為無勞動能力。

二、法理探析：“主要生活來源”的認定標準與舉證責任分配

“本案的核心爭議點之一，在于如何認定‘依靠因工死亡職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來源’這一要件，這也是司法實踐中工亡撫恤金申領案件的常見難點。”內蒙古鋼苑律師事務所律師、內蒙古科技大學法學教授張萬軍指出，《工傷保險條例》設置供養親屬撫恤金的立法本意，是保障因工亡職工死亡而失去主要經濟支撐的親屬基本生活，其制度功能是“救濟性補償”，而非對所有親屬的“普惠性保障”，因此必須嚴格把握“主要生活來源”的認定標準。

從司法認定規則來看，張萬軍分析，“主要生活來源”的判斷需結合多方面證據綜合考量，核心是審查申請人在工亡職工死亡前的收入構成中，來自工亡職工的資助是否占主導地位。具體而言，應重點關注三個維度：一是資金往來的持續性與穩定性，偶爾的節日禮金、小額贈與，因不具備持續性和支撐性，不能認定為主要生活來源，正如本案中豐某某自述胡某某乙僅偶爾給予幾百元且已返還，這種往來顯然不符合核心要件；二是共同生活狀態，工亡職工與申請人是否共同生活、日常照料與經濟扶持的緊密程度，是判斷供養關系的重要參考，本案中二人自胡某某乙幼年起便未共同生活，聯系較少，從生活狀態上便缺乏形成供養關系的基礎；三是申請人自身的收入能力，若申請人有穩定的務工收入、養老保險待遇等獨立生活來源，且該來源能夠覆蓋其基本生活需求，即便存在少量來自工亡職工的資助，也不能認定為“依靠主要生活來源”。

在舉證責任分配層面，張萬軍強調，根據“誰主張，誰舉證”的行政訴訟原則，申請人主張享有撫恤金領取資格，應承擔證明其“依靠工亡職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來源”的舉證責任。本案中，豐某某僅口頭提出申請，未提交鄉（鎮）人民政府或街道辦事處出具的供養證明、固定資助的資金記錄等有效證據，反而其自述內容與經辦機構收集的資金流水相互印證，證實其主要收入來自自身務工，這也是法院駁回其訴訟請求的重要理由。

“實踐中，不少申請人誤以為只要存在親屬關系，或者自身有殘疾、年滿55周歲，就自然享有申領資格，這是對法律條文的誤讀。”張萬軍提醒，《因工死亡職工供養親屬范圍規定》第三條明確將“依靠因工死亡職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來源”作為前置條件，后續列舉的“完全喪失勞動能力”“年滿55周歲”等情形，是在滿足該前置條件后的補充要件，而非獨立的申領依據。也就是說，即便申請人年滿55周歲或持有殘疾證，若不能證明依靠工亡職工提供主要生活來源，仍無法獲得撫恤金支持。

此外，關于“無勞動能力”的認定，張萬軍補充道，勞動能力的判斷有專門的法定程序，并非僅憑殘疾證即可認定。根據相關規定，工亡職工供養親屬的勞動能力鑒定，應由設區的市級勞動能力鑒定委員會負責。本案中，豐某某持有的是肆級殘疾證，且自述能夠從事家政零工獲得收入，這說明其仍具備一定勞動能力，在未申請勞動能力鑒定的情況下，主張“無勞動能力”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同時，司法實踐中通常參照《特困人員認定辦法》等規定，將“無勞動能力”限定為一級、二級智力、精神殘疾或一級肢體殘疾等嚴重殘疾情形，四級肢體殘疾顯然未達到該標準。

三、邊界厘清：法定贍養義務與工亡供養事實的法律區分

本案中，豐某某以“胡某某乙對其負有法定贍養義務”為由主張享有撫恤金資格，這一觀點為何未被法院采納？張萬軍從法理層面進行了清晰闡釋：“法定贍養義務與工亡供養事實分屬不同法律關系，不能混淆等同，這是本案需要明確的另一關鍵法律邊界。”

從法律性質來看，張萬軍指出，法定贍養義務源于《民法典》的親屬法規定，是成年子女對缺乏勞動能力或生活困難父母的法定義務，其義務主體是在世的成年子女，義務內容包括經濟供養、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核心是保障父母的基本生活權益。而工亡供養親屬撫恤金源于《工傷保險條例》的社會保障法規定，是工傷保險基金對因工亡職工死亡而失去主要經濟來源的親屬的補償，其權利主體是“依靠工亡職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來源”的親屬，核心是彌補因工亡導致的經濟支撐缺失。

“兩者的核心區別在于，贍養義務是‘法律規定的責任’，而供養事實是‘實際存在的經濟依賴關系’。”張萬軍進一步分析，有贍養義務不等于存在供養事實，反之，存在供養事實也不必然基于贍養義務。本案中，胡某某乙對豐某某雖有法定贍養義務，但從查明事實來看，胡某某乙生前并未實際履行經濟供養義務，反而豐某某還對其進行資助，豐某某的生活主要依靠自身務工收入，因此不存在“依靠胡某某乙生前提供主要生活來源”的供養事實。即便胡某某乙生前未完全履行贍養義務，豐某某也只能通過贍養糾紛訴訟等途徑主張權利，而不能以此為由要求享受工傷保險待遇。

從制度功能來看，張萬軍強調，工傷保險制度與贍養義務制度的保障邏輯不同。工傷保險是社會保障體系的組成部分，其資金來源是用人單位繳納的工傷保險費，保障范圍具有法定性和限定性，僅針對因工傷或工亡導致的特定損失進行補償，目的是分散用人單位的工傷風險，保障勞動者及其親屬的合法權益。而贍養義務是家庭責任的體現，是親屬之間的法定幫扶義務，其責任主體是家庭成員，而非社會保障體系。如果將法定贍養義務直接等同于供養事實，會擴大工傷保險基金的支付范圍，違背工傷保險制度的立法本意，也會加重用人單位和工傷保險基金的負擔。

司法實踐中，類似本案的誤區并不少見。張萬軍提醒，工亡職工親屬在主張權利時，需明確區分不同法律關系的構成要件，避免混淆概念導致權利主張失敗。對于工傷保險經辦機構而言，在作出待遇核定時，應嚴格按照法定程序調查核實，重點收集資金流水、共同生活證明、申請人收入狀況等證據，確保事實認定準確；對于申請人而言，應提前準備完整的舉證材料，包括供養關系證明、收入來源證明、勞動能力鑒定結論等，明確自身主張是否符合法律規定的要件，避免盲目訴訟。

此外，張萬軍補充，本案中經辦機構的程序合法性也值得關注。豐某某主張經辦機構未實地核查、程序違法，但法院查明經辦機構已對豐某某、胡某某甲進行調查詢問，還實地走訪了相關村鎮并與村委會核實情況，收集的證據能夠形成完整證據鏈。同時，案涉行政行為是工傷保險待遇核定，屬于常規行政業務，不屬《重大行政決策程序暫行條例》調整的“重大行政決策”范疇，因此認定程序合法。這一認定也提醒行政機關，在作出行政行為時，應嚴格履行法定調查程序，留存完整證據，確保程序正當性；行政相對人對行政程序提出異議時，也需明確相關程序規定的適用范圍，避免主張無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