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玉祥親信跑斷腿，國民黨元老齊出面！吉鴻昌的命為啥還是保不住

有時候，想救一個英雄，比打一場敗仗還讓人絕望。

尤其這英雄還是你自己一手提拔起來的，而要他命的，是當時最有權勢的那個人。

這事兒得從1934年那個秋天說起。

泰山上的馮玉祥，日子過得挺憋屈。

他手底下的西北軍早就散伙了，自己也跟個隱士似的待著。

可這天，天津那邊遞過來一個消息，讓他整個人都炸了——吉鴻昌，他最看重的一員猛將，在法租界讓人給抓了，接著就轉到了北平軍分會，明擺著是兇多吉少。

要說這吉鴻昌，在西北軍那幫老伙計里，算是個異類。

他不是馮玉祥最早那撥“十三太保”圈子里的人，純粹是靠著一股子不要命的勁頭，從大頭兵一步步干上來的。

馮玉祥就喜歡他這股愣勁，覺得他身上有股子匪氣，更有股子正氣。

所以，西北軍里頭，除了韓復榘、孫連仲那幾個老牌親信能當上一方諸侯，就數吉鴻昌最受抬舉，年紀輕輕就當上了寧夏省主席。

馮玉祥是真把他當自家孩子看的，手把手地教，把能給的都給了。

后來西北軍在中原大戰里輸得精光，樹倒猢猻散，以前圍著馮玉祥轉的人，一個個都去找新碼頭了。

只有吉鴻昌，這人實誠，覺得馮先生對他有恩，不能在這種時候掉頭走。

馮玉祥最落魄的時候，吉鴻昌就跟個貼身保鏢一樣，寸步不離。

這份情義，在那個年頭，比金子都稀罕。

可吉鴻昌這人，骨頭太硬，眼里揉不進沙子。

當時蔣介石那邊定的國策是“攘外必先安內”，說白了就是先別管日本人，把自家地盤上的事兒捋順了再說。

吉鴻昌不干，他覺得這是混賬邏輯，國都要亡了，還在這兒跟自己人斗。

他一氣之下，跑去組織抗日同盟軍，在長城邊上跟日本人真刀真槍地干。

這一下，可捅了馬蜂窩。

在老百姓眼里，他是英雄；但在蔣介石眼里，他就是個不聽話的刺頭，是個破壞“大局”的罪人。

所以，他這一被捕，基本上就是一張早就簽好字的死亡判決書。

馮玉祥在泰山上急得團團轉，飯也吃不下，覺也睡不著。

他知道這事兒難辦，但他不能眼睜睜看著吉鴻昌就這么沒了。

他得撈人，不管用什么法子。

第一條道，是想靠老百姓的嘴。

在那個人說了不算的世道，有時候，成千上萬人的聲音匯到一起，興許能讓那些鐵石心腸的人哆嗦一下。

他立馬叫來心腹鄧哲熙，讓他趕緊往北平和天津跑。

任務就一個：把吉鴻昌是抗日英雄這事兒，嚷嚷得全天下都知道。

鄧哲熙也是個辦實事的人。

到了地方，腿都沒歇一下，就開始串聯。

他找那些有頭有臉的社會名流，去大學里見那些有學問的教書先生，跑商會跟那些有錢的老板聊，逮著報館的記者就拉著不放手。

他翻來覆去就講一件事：吉鴻昌是怎么在戰場上殺鬼子的，他提的那些抗日主張是怎么回事。

他想讓大家明白，被關起來的這個人，不是什么亂黨，是個實打實為國家流過血的漢子。

同時，他還想方設法讓報紙刊登這些事。

他希望輿論能像潮水一樣涌起來，把南京政府那堵墻給沖開個口子。

可那時候的報紙，哪敢亂說話？

稍微過火一點，第二天就得關門。

所以，這事兒雖然在民間激起了一些動靜，但傳到當權者耳朵里，就跟蚊子叫差不多，根本動搖不了人家的決心。

第一條路眼看走不通，馮玉祥心里跟明鏡似的，光靠老百姓喊是沒用的。

他得走上層路線，找國民黨里那些說得上話的老家伙們試試。

他腦子里立馬蹦出幾個人名：李烈鈞、程潛、于右任。

這幾位都是國民黨的元老，資格老，面子大，跟著孫中山干革命那會兒，蔣介石還不知道在哪兒呢。

馮玉祥連夜寫信，又拍了加急電報。

信里的話寫得那叫一個懇切，把吉鴻昌為國抗敵的功勞一件件擺出來，就差跪下求這些老前輩出面，去跟蔣介石說說情，看能不能留吉鴻昌一條命。

他想著，大家都是黨國元勛，總得講點舊情吧。

可他想錯了。

那時候的蔣介石，權勢正如日中天，說一不二。

這些元老在他眼里，就是些供起來好看的牌位，真到決策的時候，他們的話根本不好使。

那幾位老先生也確實去找了，可蔣介石那邊就是打哈哈，客客氣氣地把人送走，回頭該怎么辦還怎么辦。

他早就下了決心，吉鴻昌這種敢公開跟他唱反調的軍人，留著就是個禍害，必須除掉。

這第二條路，也就這么斷了。

兩條路都堵死了，馮玉祥的心一點點往下沉，但他還沒死心。

他又想到了第三條路：找那些現在手握兵權的西北軍舊部。

他把目標鎖定在了兩個人身上：一個是山東省主席韓復榘，另一個是坐鎮平津的宋哲元。

這倆人，當年都是他手下的得力干將，現在都是一方霸主，手里有兵有地盤。

馮玉祥琢磨著，這倆人要是肯出面聯名作保，蔣介石多少得給點面子，畢竟動了他們，北方就可能不穩。

他又派鄧哲熙去跑這一趟，意思很明白，就是讓韓、宋二人出個頭，把吉鴻昌保下來。

結果，比前兩次更讓人心寒。

韓復榘和宋哲元，倆人跟商量好了似的，都客客氣氣地拒絕了。

理由找得冠冕堂皇，但意思都一樣：這事兒我們管不了。

說到底，還是利益。

一方面，吉鴻昌在西北軍里雖然地位高，但跟韓、宋這些人不是一個山頭的，私交沒那么深。

更重要的是，他們怕為了一個已經失勢的吉鴻昌，得罪了南京那位手握生殺大權的蔣委員長。

萬一惹得蔣介石不高興，自己的位子和地盤都可能保不住。

在自己的前途和老同僚的性命之間，他們毫不猶豫地選了前者。

三條路，全都是死胡同。

馮玉祥能想的辦法都想盡了，能求的人也都求遍了。

他徹底絕望了。

最后，他做了一件讓他自己都覺得屈辱的事。

他放下了跟蔣介石斗了半輩子的恩怨和面子，親自給蔣介石發了封電報，用近乎哀求的語氣，請他“網開一面”，饒吉鴻昌不死。

要知道，馮玉祥是什么人？

是跟蔣介石掰過手腕、打過中原大戰的死對頭。

讓他低頭，比殺了他還難受。

為了救吉鴻昌，他連自己最后的尊嚴都押上了。

然而，這最后的掙扎，也只是泡影。

蔣介石的命令下得又快又絕。

吉鴻昌被捕才半個多月，就被拉到了北平天橋的刑場。

1934年11月24日，槍聲響了。

吉鴻昌就義前，在雪地上用樹枝寫下“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

國破尚如此，我何惜此頭！”

消息傳到泰山，據說馮玉祥一整天沒說一句話。

他從此再也不對蔣介石抱有任何幻想。

幾年后，日本人全面打了進來，馮玉祥走遍大江南北，到處演講，號召全民抗戰，他是在用自己的方式，繼續走吉鴻昌沒有走完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