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爾·波蘭尼：告別市場烏托邦

兩次世界大戰造就的二十世紀帶給了人類一系列慘痛的回憶以及歷史的象征，曾經寄身于其中的思想家試圖細致描繪文明的夏日余暉，以及長夜來臨前決策者的愚行和大眾的集體心理，來為未來的歷史提供警示與忠告。一戰與二戰之間的維也納，深刻地塑造了哈耶克為首的奧地利學派以及站在他對面的卡爾·波蘭尼。相對于冷戰結束后一度如日中天的哈耶克思想，卡爾·波蘭尼顯得清冷與寂寥許多。

然而時至今日，所有人都無法忽視這位試圖揭示自發調節的市場秩序如何走向恐怖與無序的思想家。波蘭尼始終認為，對于自發秩序的崇拜無異于另一場烏托邦。人類對于經濟利益的追求必須嵌入在社會與國家的互動之中。對于市場的崇拜不僅會進一步吞噬彌足珍貴的個人自由，還會讓世界淪入戰爭和經濟危機。——這些正是波蘭尼在二十世紀見證的，并終其一生試圖回答的問題。

當地緣政治的角逐和民粹主義的回潮重新進入人們的視野，當大公司與寡頭企業利用算法打造的政治經濟秩序正在挑戰人們過往的信念，這一切在波蘭尼看來正是一種奇異的殊途同歸。因為，烏托邦的誘惑恰恰來自人類逃避自由的本性。

本文內容出自新京報·書評周刊12月26日專題《卡爾·波蘭尼：告別市場烏托邦》B02-03版。

B01「主題」卡爾·波蘭尼 告別市場烏托邦

B02-B03「主題」波蘭尼的雙城記：在維也納和烏托邦之間

B04-B05「主題」《大轉型》當我們抗拒市場時，我們在抗拒什么

B06「主題」《抓住兔子》破損記憶構成的雪花屏

B07「文學」若是鼓手開始斗爭：關于黑特·史德耶爾的寫作

B08「中文學術文摘」傳播研究　文摘一則

撰文丨李晉

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是誰？按照現代的學科分類，究竟應視為社會學家？經濟學家？還是政治哲學家？抑或經濟史學家？甚至人們還容易把他和他弟弟哲學家邁克爾·波蘭尼混淆在一起。他的思想對于今天的我們究竟意味著什么？

也許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甚至某些市場至上主義者會將波蘭尼視為洪水猛獸。然而社會學家布洛克（Fred Block）卻指出在如今這個很多著作超過幾個月就喪失參考價值的時代，波蘭尼在20世紀40年代所寫的《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卻會歷久彌新，并且對于理解21世紀的全球社會、經濟所面對的困難必不可少。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則認為，如果人們能夠認真閱讀這本書，并且認真對待其所涉及的問題，也許能夠避免20世紀的許多教訓，因為時至今日“波蘭尼所提出的問題和視野都沒有喪失其卓越性”。在2016年的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報告中，將我們當下時代稱為“波蘭尼時代”：一個危險、缺乏監管的市場時代，也是人們對政治信任度降至冰點的時代。然而，如斯蒂格利茨所說，試圖用不多的文字去概括波蘭尼的《大轉型》這本復雜而精妙的著作不僅異常困難，而且可能錯誤百出。我想嘗試避開討論《大轉型》本身，而是聚焦波蘭尼早期的思想形成這個相對被《大轉型》讀者們所忽視的部分，來幫助我們更深入理解波蘭尼的思想。

按照波蘭尼的自述，1886年他出生在一個匈牙利具有自由思想的猶太上流社會家庭，兄弟姐妹一共五人，其中包括比他小五歲的弟弟邁克爾。波蘭尼的母親在布達佩斯和維也納的文化沙龍匯聚了當時不少知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社會名流，如法學家凱爾森。在大學時期，波蘭尼還組織了一個“伽利略圈”匯聚了不少有思想的進步學生，他被推選為第一任主席，這個組織的成員中不少人未來成為匈牙利的政治領袖。在這一期間，波蘭尼翻譯出版了恩斯特馬赫的《感覺的分析》，塑造了他未來的思想底色，即實踐、經驗和權宜遠勝過教條、傳統和權威。當時恰逢一戰爆發，波蘭尼在奧匈帝國的后勤部門服役，經歷了戰爭的殘酷，他于1917年被遣返回國時，隨身只攜帶著一本莎士比亞的著作和《新約》。這也是對他影響最深的兩本書，當時縈繞在他心里的一句話就是“生命就是人的錯失良機。”

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1886年10月25日出生于奧匈帝國匈牙利王國布達佩斯的一個猶太家庭，1924年移居奧地利，1934年起先后遷居英國、美國、加拿大等國，曾執教牛津大學、倫敦大學、本寧頓學院、哥倫比亞大學等諸多學術機構，1964年4月23日與世長辭。波蘭尼著有《大轉型》《達荷美與奴隸貿易》《人的生計》《早期帝國的貿易與市場》（合著）等作品，是20世紀最重要的社會思想家、政治經濟學家、經濟人類學家和經濟史學家之一。

誰的奧地利學派？

伴隨著一戰的結束，哈布斯堡王朝統治的奧匈帝國瓦解，而作為曾經帝國首都的維也納則在1919年進行了第一次城市議會的直選，奧地利社會民主工人黨（社會民主黨）在選舉中獲得壓倒性多數，開始了長達十多年的執政，人們也稱其為“紅色維也納”。因為社會民主黨倡導一種在多黨制議會民主制度下的社會主義實驗，即在遵循民主法治的前提下實現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并且通過行使市政權力來服務工人和大眾。

1919年，波蘭尼因為抑郁癥和健康原因到維也納療養，他感到身體非常虛弱，在給友人的信中描述自己的生活也是“糟糕、焦慮、無聊、孤獨和凄涼。”為了生計，波蘭尼先在《維也納匈牙利日報》做記者，后來通過一位朋友的引薦，他獲得了在著名雜志《奧地利經濟學家》的編輯工作的機會，他非常激動地對弟弟邁克爾說，“沒有比這個職位更適合我的了！”這份雜志被認為是奧地利唯一一份重要的經濟學雜志，撰稿者包括法學家凱爾森、米塞斯、彼得·德魯克、熊彼特，以及哈耶克和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等等，囊括了后來被稱為奧地利學派的幾乎所有重要學者。除了編輯工作，波蘭尼在1924年還創辦了一個基爾特社會主義研討沙龍，這也契合維也納的社會-政治氛圍，因為其既反對資本主義，也反對蘇聯式的治理道路，他們主張用工人行會進行一種民主化的工業自治實驗，從而能夠同時避免資本主義對人的剝削和國家社會主義的官僚集權，研討沙龍的參與者不僅包括德魯克、科爾奈，甚至還有卡爾·波普。

如今人們通常會將“社會主義計算大論戰”認為是奧地利經濟學派和波蘭裔經濟學家奧斯卡·蘭格針對蘇聯計劃經濟的可行性所進行的爭論，甚至將蘇聯計劃經濟的失敗作為奧地利學派獲勝的主要標志。然而，事實上這是一個明顯的時代錯亂。“社會主義計算大論戰”實際上發生在奧地利的戰時經濟和社會民主黨獲得維也納的合法執政權的社會背景。

這場爭論的戰火是由奧托紐拉特（Otto Neurath）和米塞斯所點燃。紐拉特和米塞斯、哈耶克、熊彼特以及社會民主黨的領袖鮑爾和希法亭都曾經參加過龐巴維克的經濟學研討班。后來紐拉特在德國師從滕尼斯和奧本海默。因為都受過龐巴維克的影響，紐拉特和米塞斯、哈耶克共享著許多理念，例如資源的多種分配是以經濟決策為中心。但是與米塞斯等人分歧的是，紐拉特主張在現實中，實現社會價值的最大化并不等同于實現貨幣價值的最大化，因為人們的生活質量不單單是貨幣的價值所決定的，而是多種因素共同構成的。在真實生活中，人們需要的是五花八門的異質物品，而人們在進行理性選擇時不僅僅是一個貨幣-利益的判斷，更涉及政治和倫理上的判斷來左右人們的選擇。此外，紐拉特在一戰中目睹了戰爭經濟中實行集中計劃的可能性，也正是這些理念，促使紐拉特在奧地利推動城市規劃、住房和教育的改革。

波蘭尼家庭照（1948年）。左二為卡爾·波蘭尼，右一為卡爾的弟弟，化學家、哲學家邁克爾·波蘭尼。

紐拉特的理論和實踐激起了米塞斯的不滿，米塞斯對此進行反駁的論文于1920年發表在馬克斯·韋伯所主編的雜志上，題目為《社會主義共同體中的經濟計算》。米塞斯主張中央計劃和管制經濟不可能行的原因在于，經濟核算只有在自由競爭的價格機制下才能被有效地反映出來，其前提在于必須基于私有財產、自由市場和貨幣體系才能進行量化，通過“看不見的手”提供出生產者所需要的供求等重要信息。

這場論戰實際上觸及了一個始終困擾奧地利經濟學的深層問題，那就是生產資料的歸屬問題。早在1871年，門格爾就在《國民經濟學原理》中指出，奧地利經濟學所依靠的主觀價值論在評價單個生產要素的貢獻時會面臨困難，而只能通過消費品價值來反映出總體生產資料的價值。我們可以用一個例子來理解門格爾的這個觀點。例如，一個現代人在辦公室中用電腦設計出一款程序，推向市場后獲得了貨幣價值，同時也反映了整體生產要素的價值，然而單個的辦公室（土地）、人的勞動和生產工具，甚至為此支付的貨幣到底具體各自創造了多少價值卻非常模糊，難以衡量。為了避免這種模糊性，在米塞斯看來，土地、勞動、貨幣這些生產要素只能由社會立法轉化為可讓渡的私人財產，被商品化之后，才能夠建立起市場體系：消費者支付貨幣購買，這些貨幣再次通過勞動報酬、地租和利息的形式給予生產商，因此形成了資本主義的自我調節市場，任何工人、地主和資本家都必須遵守這個規則。

因為人們無法對每個具體的生產資料進行準確的估值，米塞斯斷言，在計劃經濟下就無法對單個生產要素的貢獻進行確定，因此，對于工人、地主和資本家的收益分配就只能是武斷的，而非合理的；其次，政府也就無法理性決定生產資料的用途，容易盲目投入生產，這種缺乏理性根據甚至會損害社會的文明品格，進行強制和武斷地執行計劃當局的決定，從而導致自由的喪失，因此，計劃經濟既低效又集權。

不久波蘭尼就發表兩篇文章來反駁米塞斯的觀點。波蘭尼首先指出，并不是只有米塞斯的資本主義和完全中央計劃經濟這兩種非黑即白的道路。比如維也納當時的狀況，社會的重大經濟決策并非要么通過市場，要么就必須中央計劃來達成，而是可以通過不同的生產者協會和消費者協會、行會組織進行談判來實現。在他看來自上而下的中央計劃和自由放任市場的資本主義都忽視了個人和社會標準。波蘭尼承認米塞斯對于中央計劃的批評，個人在市場中能夠更好地關注自身的利益，卻同時也指出，因為個人以匿名化的個體在自由市場體系中參與交易，實際上市場也無法提供具體個人的可靠信息，這樣資本主義市場不僅強化了人的自私，讓人忽視自己的行為對他人在社會共同體中將會產生什么影響。波蘭尼指出，米塞斯所提倡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是無政府主義，從而一開始就排除了更高意義上的社會效用，換而言之，社會“對于米塞斯他們是障礙和不存在之物，支配生產的并非更高貴、更開明的需要，而只是更庸俗、更貪婪的需要……在排除了更高價值的前提下被所帶入存在的這種生產，反過來又腐蝕了必要的道德，使其誤入歧途。”

波蘭尼提醒道，自由市場最終必然會出現大型的壟斷企業，也和米塞斯指責中央計劃一樣，都阻礙著技術發展的潛力；并且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也必然導致對公共效用的忽視，甚至會誤導和制造人們虛假的需求，并不能反映真實的市場信息，同時也無法保證社會正義和公共福利。波蘭尼認為，米塞斯等的立場背后其實代表的是精英、貴族、管理主義和公司體制，而一個真正民主的社會中，他相信工業的問題是通過生產者和消費者自身有計劃介入協商而得以解決的。

作為《奧地利經濟學家》雜志的編輯，波蘭尼共享著奧地利學派個體主義方法，然而他同時提醒人們，經濟維度并非個人和社會的全部，也并非個人所有的追求。事實上，波蘭尼從未支持過中央計劃，他反而擔憂其所形成的官僚體制會破壞社會的自由，他同時也批評取消市場論者如托洛斯基，然而遺憾的是，在這一論戰時期，他所撰寫的相關經濟理論的著作并沒有讓波蘭尼感到非常滿意，因此不少論文并未出版。

被市場遮蔽的故事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場大爭論中，米塞斯和波蘭尼并非都是純經濟層面的討論，而是都指出了經濟制度對人的道德和文明影響，兩人都擔心西方文明的境況，盡管兩人得出的結論卻截然不同。時至今日，人們幾乎都已經接受了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的比喻，也幾乎都認為市場能夠將人的自私轉化為一種公共的善。然而，對于這種成見，波蘭尼在1927年的《論自由》的講稿中寫道，很多人都聽說過“被謀殺的東方人”的哲學寓言，寓言大意是：如果我們被賦予一種可能性——只要按下一個按鈕，所有愿望立刻就得到滿足，但是條件是每按一次，遠方國家的四億人之中就有一個人死去，那么會有多少人愿意不按這個魔法按鈕？波蘭尼提出的這個問題讓現代讀者很容易就想到了政治哲學家桑德爾在哈佛大學的《正義》課。然而更早的版本，我們仍舊可以在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第三卷“論良心的影響”中發現。

基于這個寓言，波蘭尼延續了斯密道德哲學的觀點提出了一個關于自由-責任的關系，他認為，這個寓言告訴了我們即便最善良的人也會處在一種真實的困境中，那就是我們和人類同胞之間的關系，被市場所掩蓋了。人們對市場另一端的故事“一無所知，也不可能知曉”。對每個個體而言，人類全體成了寓言里無名的東方人——“為了滿足自己的愿望，可以毫不眨眼地熄滅他們的生命，而人們事實上也這么做了。”因此，米塞斯們單純強調“看不見的手”，其后果可能會致他人于非命而不顧，“我們剛剛丟進爐膛里的煤，我們此刻所用之光，可能包含了一個人生命的一部分。”在波蘭尼的眼中，我們視為商品之物的背后，可能有著一個個真實生命的掙扎、血汗，自由的破壞，而這些都不是市場的“公平交易”就能彌補的。

然而終結這場社會實驗的并非如米塞斯所說的是由于計劃經濟的自我失敗和導向集權，相反，卻正如波蘭尼曾經批判奧地利自由派所斷言的那樣，自由派要么會屈服于壟斷資本，要么就徹底導向獨裁主義。從1927年開始，奧地利不斷出現法西斯對社會主義民眾的槍殺。1933年奧地利總理陶爾斐斯（Engelbert Dollfuss）依靠準軍事組織保安團的勢力，宣布解散議會，取締社會民主黨和其他政黨，掀起了奧地利的內戰，最后建立起了獨裁的奧地利法西斯主義政權。在1933年米塞斯已經當上了陶爾斐斯政府的經濟顧問，而此時的波蘭尼和家人不得不再次踏上了流亡之路。

何種烏托邦？

顛沛流亡到英國和美國后，在維也納的經歷和社會主義大辯論仍舊迫使波蘭尼繼續思考這些問題：當下世界大蕭條的原因是什么？對文明產生威脅的兩種極端主義糾結是如何形成的？如何理解法西斯的形成，等等。為要回答這些問題，促成了波蘭尼的名著《大轉型》的寫作。起初，波蘭尼想要用《自然烏托邦：大災難的起源》或《免于經濟學的自由》為標題，但是出版商認為這種標題無法吸引讀者，于是改為如今我們所熟悉的標題。

在1940年波蘭尼寫給妻子伊洛娜（Ilona）的信中，說到本書的首要目標是“要用政治、經濟與文化領域中支撐社會組織的道德價值”來解釋這個轉型時代：

當今世界危機最終源于市場經濟，而市場經濟是工業文明的第一階段。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的歷程，是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國際經濟體系瓦解的結果。經濟性的社會本身是一種烏托邦；在人類社會中，經濟必須服從于整個社會的需要。經濟體系的改革勢在必行，否則社會將被毀滅；擺在面前的替代方案，是以民主的方式還是反民主的方式來實現這一改革。在歐洲，民主的方式被證明無效，因此法西斯主義便變得不可避免。美國或許是一個例外，這得益于新政頭幾年所做的努力。然而——這畢竟是一個世界性的進程；國際生活的重新整合仍必須完成。

波蘭尼在《大轉型》中延續了一個曾經和米塞斯爭論的核心問題，土地、勞動以及貨幣是不是真實的商品。奧地利經濟學派的早期代表維塞爾（Wies?er）在《社會經濟學》中就認為這些都并非產品，都不應該是商品。同時維塞爾也主張，勞動不是一種商品，并且社會允許土地和資本的收益轉移給個體，是否公正和有利，這一點是值得懷疑的。這些觀點都讓米塞斯反感，以至于宣稱維塞爾不能被稱為奧地利學派的一員。

波蘭尼則指出，這些都不是真實的商品，勞動力不過是和我們生命相協調的活動，并非為了市場銷售才產生；土地則是自然的，而不是人能夠創造的；而貨幣不過是購買力的表征，是國家財政和銀行制造出來的，都不是為了在市場上銷售而生產的物品，而是一種虛構。

然而波蘭尼并沒有否定市場的作用，他承認市場在人類社會中自古就有，但是從19世紀而來如米塞斯、哈耶克甚至自己弟弟所倡導的自我調節式（selfregulating）的市場經濟不僅是烏托邦，而且會帶來巨大的災難，在《大轉型》（英文版76-77頁）他這樣寫道：

然而，正是憑借這種虛構，關于勞動、土地和貨幣的實際市場才得以組織起來；它們的確在市場上被買賣；它們的供求是真實的量；而任何阻礙此類市場形成的措施或政策，都將自動危及體系的自我調節。因此，“商品虛構”為整個社會提供了一個關鍵的組織原則，并以最為多樣的方式影響幾乎所有制度。這個原則就是：任何可能妨礙市場機制按照“商品虛構”運作的安排或行為，均不得存在。

目前，在勞動、土地和貨幣的問題上，這樣的假設根本無法成立。讓市場機制成為人類命運、自然環境——甚至購買力數量及其用途——的唯一指揮者，將導致社會的徹底毀壞。所謂的商品“勞動力”不可能被任意搬來搬去、隨意使用，或任意閑置，而不同時影響作為這種“特殊商品”的承載者的人。在處理一個人的勞動力時，體系實際上也處理了與之相連的整體——那位“人”的生理、心理與道德實體。一旦失去文化制度的保護，人類將因社會暴露而毀滅；他們將因急性社會解體而死去——陷入惡習、墮落、犯罪與饑餓。自然將被分解成其裸露的元素；鄰里與景觀將被破壞；河流被污染；軍事安全受危害；生產食物和原料的能力被摧毀。最后，將購買力交由市場機制管理，也會周期性地清算企業經營，因為貨幣的短缺與過剩對企業來說，和洪水與旱災之于原始社會一樣具有災難性。毫無疑問，勞動、土地和貨幣市場對于市場經濟是不可或缺的。但任何社會都無法承受這樣一套粗暴虛構所帶來的后果，即便只是一小段時間，除非它對其人類和自然基礎以及商業組織提供保護，以抵御這臺撒旦磨坊所造成的摧殘。

諷刺的是，在大論戰中米塞斯指責社會主義是一項烏托邦，會帶來嚴重的后果；而此時，波蘭尼以彼之道還施彼身，強調正是米塞斯等所主張的自我調節式的市場經濟，其發端于19世紀，最終導致的是歐洲文明的崩塌。正如波蘭尼在《大轉型》開頭就直言不諱地說道：“自我調節市場（self- adjusting market）的理念意味著一種赤裸的烏托邦。這樣的制度若要長時間存在，必然會摧毀社會賴以存在的人類與自然的實質；它會在物理意義上毀滅人類，并將其生存環境變成荒原。結果不可避免：社會會采取措施保護自身，但無論采取何種措施，都會削弱市場的自我調節能力，擾亂工業生活，從而以另一種方式使社會再次陷入危險。正是這一兩難困境迫使市場體系沿著某種固定軌道發展，并最終瓦解了建立在其基礎之上的社會組織。”

雙城記和生命的情感

從年輕時，波蘭尼和弟弟邁克爾曾經因為理念不同漸行漸遠，甚至在1930-40年代兩人因為各自的立場而跌入谷底。邁克爾還成為哈耶克發起的朝圣山學社重要的思想家代表之一。在1950年，隨著冷戰和麥卡錫主義的興起，兄弟兩人的感情卻逐漸緩和。一個原因是兩人都是麥卡錫主義的受害者。因為波蘭尼太太伊洛娜的社會主義立場，美國拒絕讓她入境，導致波蘭尼為了家庭不得不放棄美國的教職返回英國。而邁克爾的事情則有些荒誕和黑色幽默。1950年美國通過的《麥卡倫國內安全法》要求剝奪“顛覆分子”的政府工作資格，并授權政府調查、拒絕或驅逐被視為“顛覆”的訪客。諷刺的是，持有強烈反蘇立場的邁克爾也被該法網羅，只因他十年前曾在倫敦一家機構發表過一次演講，因此被美使館拒發簽證，盡管他反復強調自己立場并解釋演講內容就是批評蘇聯，甚至指出著名的反蘇作家阿瑟·庫斯勒的一本在美國的反蘇暢銷著作就是獻給他，仍舊無濟于事，美國官員依然不為所動，甚至表示從未聽說過此書，幾次嘗試簽證無果之后，邁克爾不得不放棄了芝加哥大學的聘任。

波蘭尼傳記的作者加雷斯·戴爾指出，兄弟兩人在這一時期的沖突歸根結底是因為對于冷戰的評價具有顯著的分歧。波蘭尼認為弟弟非常善良，但是冷戰卻讓他變得狂熱。當時匈牙利的流亡知識分子如庫斯勒等主導的文化自由大會以及一些刊物背后的資金主要都是由美國中情局（CIA）提供，波蘭尼固執地認為這是CIA不僅控制了整個匈牙利流亡的知識分子團體，也套住了自己的手足。他甚至警告邁克爾讓他不要再做“冷戰的寄生蟲”，并且認為讓CIA資助這些組織和刊物，和邁克爾自身信奉的自由市場的理念也南轅北轍，因為讓觀念受人歡迎取決于個人的才華，而非依靠政府權力和意識形態。在波蘭尼的眼中，邁克爾這樣和他們所反對的敵人是一樣的，“運用金錢和權力來打造自由的概念，卻還限制言論自由”，氣得波蘭尼“血都要感到凝固。”然而，即便有這樣的沖突，兄弟倆還保持著友誼和關系，在波蘭尼晚年被檢查出患有癌癥時，兄弟倆的情感更是超越了意識形態的分歧，而變得更為深沉。

人們在閱讀波蘭尼的著作時，不時會感受到波蘭尼流露出的一種對人、道德那種悲天憫人的同情。縱觀波蘭尼的一生，早年被抑郁和疾病所困擾，幾次流亡，和愛人分居異地，為生計奔波，即便波蘭尼在政治判斷和理論上自然也有不少欠缺和失敗，甚至如加雷斯所指出的他對當地權力關系的分析存在諸多錯誤，也嚴重低估了社會民主和資本主義之間的關系，然而，他卻堅守著自己所堅信的理念自由、責任和獨立從未改變，他對市場體系的批評也具有長久的生命力。正如波蘭尼早年所喜歡的《哈姆雷特》和《新約》，兩者都展現了悲憫和人的痛苦，生存和毀滅，似乎也昭示著波蘭尼的一生，試圖用這些來對抗不讓“自身成為這個沉淪世界的一部分。”如今，隨著AI崛起和全球新自由主義的退潮，極右翼政治的浪潮，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審視一旦市場侵入到它不該出現的領域所帶來的“赤裸生命”的后果，也開始思考社會會如何反應來保全自身。也許，波蘭尼著作的生命力和影響，正如古語所說的，“還有無數朝霞，尚未點亮我們的天空”。

1960年代，卡爾·波蘭尼和妻子伊洛娜。

作者/李晉

編輯/李永博 申璐

校對/薛京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