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森·馬克談日本占領爪哇、荷蘭殖民帝國與二戰史的去殖民化

伊森·馬克（蔣立冬 繪）

伊森·馬克（Ethan Mark）現任萊頓大學區域研究所歷史學副教授。他的研究聚焦于日本帝國主義史，以及二十世紀二十到四十年代的社會文化史。2019年，他出版了具有開創性意義的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日據爪哇：一部跨國史》（Japan’s Occupation of Java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A Transnational History）。此書突破傳統國別史的視角，將日本占領爪哇視為一場復雜的文化遭遇，并揭示了這段歷史如何在爪哇社會留下長遠的陰影。該書于2019年入圍國際亞洲研究學者大會（ICAS）最佳圖書獎短名單。

除了對日本占領爪哇史的深入研究，馬克還積極參與公共討論，反思荷蘭殖民帝國的遺產，推動將二戰史研究置于全球化與去殖民化的語境，以突破長期占主導地位的歐洲中心主義敘事。

近日，《上海書評》特邀萊頓大學的曹茗然專訪了伊森·馬克。他探討了自己對帝國主義史、后殖民史的諸多思考：印度尼西亞的反殖民民族主義、荷屬東印度的種族秩序、華人社群與印尼民族主義的復雜關系、日本在爪哇的“泛亞主義”宣傳、荷蘭殖民遺產的長期影響，以及如何在學術與公共領域推動更加全球化、去殖民化的二戰史書寫。

您是怎么開始研究二戰期間日本占領爪哇的歷史的？為什么選擇爪哇，而不是日本侵略的其他地區？

伊森·馬克：我本科在伯克利加州大學學習。上世紀八十年代，日本在加州有很大的存在感，于是我開始學習日語。與此同時，我也喜歡歷史——我在一個學術家庭里長大，父親是普林斯頓大學的土木工程與建筑史教授。我在學習語言的同時選修了現代日本史課程，最后決定主修東亞研究，以日本語言與歷史為重點。

1984年，我去日本交換了一年。這段經歷有些復雜，也伴隨著文化沖擊。我成長于越戰時期，家里屬于比較進步主義的，對美國在亞洲行為持批判立場。同時，我也注意到日本經常被刻板化、浪漫化、東方主義化。在美國，它既是對手，也被視為異類。我想更深入地理解這個國家。在那段時間，我去泰國旅行，也開始關注到東南亞與日本的關系。后來，我當過一陣導游，還在紐約的日文報社工作了幾年。

家庭背景、對海外的興趣、對美國歷史的批判理解，這些對我的學術道路都很重要。但最關鍵的契機是我遇到了未來的妻子。她是荷蘭印尼人，出身背景很特殊。很多在荷蘭的所謂“印歐人”（Indos）或“歐亞人”（Eurasians）是殖民時期荷蘭男性與印尼女性的后代，而我妻子貢達（Gonda）的家庭不同：她父親是印尼人，曾在印尼革命中抗擊荷蘭殖民主義者，五十年代赴荷蘭留學；母親是有社會主義背景的荷蘭女性，批判殖民主義，并在婚后加入了印尼國籍。這樣一個家庭在荷蘭相當少見。他們后來又回到印尼生活，我妻子出生在那邊。之后全家再次回到荷蘭，但始終保持著強烈的印尼身份認同。

和她結婚后，我們去印尼度蜜月。之后不久，我決定回到學術界，1990年開始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日本史博士研究生。當時我已經有了將日本史與印尼史結合的興趣。二戰日本占領爪哇期間正好是兩者最緊密互動的時期。這一主題自然吸引了我。再加上我對二戰、歐洲法西斯主義、帝國主義問題長期有興趣——而日本在二戰中的角色往往被刻板解讀，所以我想嘗試更深入、更具體的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日據爪哇：一部跨國史》的一個核心主題是印尼人與日本人在戰時的文化遭遇。在二戰爆發前，印尼人是如何看待日本的？尤其是在荷蘭殖民統治以及華人社群強勢存在的背景之下。

伊森·馬克著《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日據爪哇：一部跨國史》

伊森·馬克：如果我們同時考量印尼人、荷蘭殖民者與華人社群之間的關系，有幾個因素非常關鍵。印尼的反殖民民族主義在二十世紀第一個十年逐漸興起，到二十年代愈發強勁，這與世界其他地區的民族主義潮流有相似之處。但它有一個獨特面向：印尼人與華人之間的緊張關系。部分原因在于，荷蘭的殖民政策故意制造分裂，把兩者置于競爭關系。荷蘭人賦予華人某些特權，比如在稅收與鴉片專賣中的角色。華人長期被荷蘭用于行政與經濟管理，由此許多印尼人把他們視為競爭者，而非天然的盟友。

與此同時，中國的民族主義也在高漲，尤其是辛亥革命前后。這種民族意識傳播到荷屬東印度的華人社會，華人開始積極爭取改善法律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獲得成功。這反過來又刺激了印尼人：如果華人都能爭取到更多權利，印尼人也應當如此。再加上日本在1905年日俄戰爭中擊敗俄羅斯，被視為亞洲現代化成功的榜樣，這也進一步影響了印尼民族主義的形成。

隨著印尼民族主義的壯大，荷蘭殖民政權在二十到三十年代采取了嚴厲的鎮壓政策，力度超過其他殖民地。部分原因在于荷蘭對印尼的經濟與心理依賴極深。到了大蕭條時期，越來越多日本人作為行商進入荷屬東印度，尤其在基層經濟層面上與華人店鋪競爭。這些日本商人售賣廉價商品，態度友善，給許多普通印尼人留下了積極的印象。因此，當1942年日軍進入爪哇時，不少印尼人最初是盲目歡迎的，寄望他們能帶來繁榮與友好關系，卻未曾料到軍國主義統治的真實面目。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中日矛盾在1910到1930年代不斷升級，相當一部分印尼人對中國的同情并不多。大多數人單純把華人視為經濟對手。只有少部分左翼分子，如共產主義者，經過共產國際的號召，理解到日本是法西斯國家，正在侵略中國，主張與中國組成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但這只是少數派。大部分印尼人并沒有這種立場。這是一個令人遺憾的事實。在殖民世界，日本一度被視作罕見的非西方強權，一些人看到它站出來對抗西方。在東南亞，二戰期間對中國抗戰缺乏同情的態度，反映了更深層的緊張關系，這些關系受殖民秩序、經濟競爭以及不同族群之間深刻分歧所塑造。

印尼人最初對日本的印象，在日軍占領爪哇期間是如何逐漸轉變的？有哪些關鍵事件或轉折點？

伊森·馬克：很難指出某個單一的事件能讓印尼人對日本的態度發生徹底轉變。印尼人逐漸對日本感到疏離，但那是一個復雜而漸進的過程，而不是哪一刻突然翻轉。傳統史學往往會強調某個節點，說“從這一刻起，印尼人徹底失望了”。但如果回到歷史本身，會發現情況遠比那復雜。

舉個例子：日軍占領爪哇六周后，突然宣布禁止懸掛印尼國旗、禁止演奏印尼國歌。要知道，在入侵時，日本人自己曾升起過印尼國旗，還在電臺里播放過印尼國歌。這是赤裸裸的矛盾與虛偽：一方面聲稱“解放印尼”，另一方面卻壓制民族象征。所以，從最簡單的角度來說，你可以說印尼人當時“本該知道”。但這種說法其實很輕巧——英語里稱之為“20/20 hindsight”，也就是事后諸葛亮。回過頭來看我們很容易說，日本人本質上是殖民主義者、帝國主義者，他們當時是在撒謊：他們只是在對自己有利的時候利用印尼民族主義，一旦掌控了局勢，就立即予以壓制。這是一個簡單的敘事，但現實要復雜得多。類似的情況在其他戰爭中也能看到，比如越南戰爭，或者美國入侵伊拉克。以伊拉克為例，美國人也帶著宣傳來到當地，號召人們“解放”伊拉克，但一旦真正開始統治，又是另一套邏輯。這是一種類似的模式。

1942年，日本人掌握了印尼的控制權。隨后，日方的保守派掌權，要求禁止國旗，禁止國歌——因為他們不想助長印尼的民族主義情緒。但更復雜的是，許多印尼人當時也聽信了日本人的解釋。比如，日本人說：我們禁止印尼的國旗和國歌，但別擔心，這只是暫時的。現在我們要打一場全面戰爭，要共同對抗西方，我們有共同的敵人。如果我們輸給西方，你們也會一起失敗。所以你們必須信任我們。政治的事情現在不能討論，但我們依然是你們的盟友，站在你們這一邊。這樣的說法在一定程度上確實起了作用，讓印尼人覺得：要耐心等待。

另一方面，也有許多日本人自己深信宣傳。他們真的相信這是一場“亞洲解放戰爭”。這與美國在越南、伊拉克的處境很像：一邊明知戰爭是出于本國利益，一邊又不得不以“解放”的名義來動員。因為殖民主義在二戰時期已經越來越失去合法性，不可能再赤裸裸地說“我們來剝削你們”。所以，他們必須強調反殖民、反帝國主義，要以“兄長”的姿態號召印尼人加入。其中當然充滿了自相矛盾，但在當時卻具有極強的動員力。

為什么日本在印尼如此重視宣傳？一個重要原因在于他們在中國的失敗。日本在中國完全沒能贏得人心，遭遇了慘痛的抵抗。這讓日本人意識到，如果在東南亞重蹈覆轍，他們不可能贏得戰爭。于是，他們在印尼必須維持至少表面上的合作，哪怕只是避免爆發像中國那樣的大規模抵抗。

在印尼，日本占領當局的宣傳與現實之間的張力始終存在。日本軍人粗暴、傲慢，街頭常有暴力。但與荷蘭人相比，印尼人還是覺得日本“更親近一些”，更有可能帶來希望。尤其是日本在1942年僅用一周就擊敗了荷蘭，這讓印尼人深感震撼：數百年來無法撼動的殖民秩序竟在瞬間崩潰。那種沖擊力非常大，也讓印尼人更愿意相信日本的宣傳。

因此，并不存在某個單一轉折點。相反，這是一個長期漸進的過程：最初帶有浪漫化期待的親近，逐漸伴隨失望、恐懼、懷疑，但直到戰爭結束，仍有不少印尼精英選擇與日本合作。甚至蘇加諾本人，雖然逐漸對日本心生戒備，但到戰爭末期仍堅信日本會贏，而他和許多印尼人一樣，覺得繼續押注日本，比重新依賴荷蘭要好得多。

即便在日本占領當局犯下了大量暴行,制造了饑荒與物資短缺之后，仍然有不少印尼精英選擇與日本合作。您如何理解這一現象？

伊森·馬克：我覺得關鍵在于如何理解“精英”這個概念。原本在荷蘭殖民秩序下地位最高的那批精英——那些與荷蘭人緊密合作的王公、士紳階層，對日本的態度往往更為懷疑，因為他們習慣于與荷蘭殖民當局打交道。相反，出身于社會中間階層的民族主義者，例如蘇加諾、哈達，他們的反荷情緒強烈，與日本的關系反而更近。

其中一個讓人深感不適的事實是：富有民族主義情結的印尼中產階級在某種程度上確實被日本式的法西斯主義所吸引。這里說的法西斯，并非完全等同于納粹式的種族主義，而是一種亞洲化的版本，更強調文化與文明的概念，而非種族意義上的純潔。

這就是所謂的“泛亞主義”。在我看來，印尼民族主義者之所以被它吸引，是因為它承諾了一種獨特的路徑：能夠在反對西方帝國主義、資本主義、階級矛盾的同時，不必真正發動一場徹底的社會革命。換句話說，它是一種“保守主義革命觀”：既具有反西方現代性的姿態，又避免了真正的階級斗爭。二戰期間日本當局宣傳的邏輯是：印尼可以在日本的帶領下“復興”自己古老的亞洲文化，同時走向現代化。日本是“兄長”，印尼是“兄弟”，大家一起回到民族精神的本源。這種浪漫化的敘述，正是法西斯主義常見的動員方式：宣稱通過“民族本質”“戰士傳統”來超越階級與資本的沖突。

在1945年之前，日本的軍事進展仍然讓人印象深刻。對許多印尼民族主義者來說，日本似乎提供了一個可能性：既能擺脫西方殖民，又能避免徹底的社會革命。這種蠱惑性，在當時確實打動了不少人。

日本的所謂“泛亞主義”宣傳在爪哇是如何具體展開的？您在書里寫到“爪哇宣傳班”（Java Sendenhan）。他們的宣傳究竟有效嗎？都有哪些日本人參與其中？

伊森·馬克：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現象。印尼人后來普遍回憶，日本的宣傳“很狡猾”。在亞洲其他地方，也常有人記得日本人是高明的操縱者，雖然謊言連篇，卻極其善于利用文化手段。

原因在于，日本在東南亞投入了真正的文化精英來做宣傳。與在中國時不同，日本吸取了教訓：他們看到法西斯意大利與納粹德國的宣傳機器如何高效，于是意識到必須追趕。自1941年起，日本軍方開始大規模征召文人：記者、作家、小說家、電影人、漫畫家、畫家、劇作家、音樂家、詩人，組成所謂“文化人”（bunkajin）部隊。這些人并非普通士兵，而是日本文化界的佼佼者，一些人甚至有“左翼”背景。軍方之所以容許他們一定程度的自主性，正是因為他們的專業素養高所致。于是，當“爪哇宣傳班”隨軍進入印尼時，他們不僅為日軍士兵制作宣傳材料，更是直接面向印尼民眾開展工作。他們的作品水準極高，傳遞的訊息往往“真誠”而有力。許多人深信這是“亞洲解放戰爭”。

1942年5月中旬，日本爪哇宣傳班成員與來訪畫家小磯良平、吉岡堅二一起啟程，前往爪哇和巴厘島的戰場及文化歷史遺址參觀巡訪。底排從左到右依次為：吉岡堅二、小磯良平、畫家南政善、作家阿部知二、落語講述者松井翠聲，以及漫畫家小野佐世男。

我第一次接觸這些宣傳材料時，身為一個自認為屬于進步主義陣營的美國學者，也覺得相當震撼。它們批判殖民主義、帝國主義、資本主義與種族主義，甚至借鑒了左翼思想資源對西方現代性的診斷。唯一的區別，當然是他們將日本排除在外，把日本描繪成“慈愛的兄長”。今天看來，這完全是虛偽的，但在當時卻極具說服力。當年日本訴諸的邏輯是：“這或許看起來像帝國主義，但實際上是解放。”關鍵在于，那些制造宣傳的人，往往自己也真心相信這些說法。當然，宣傳班成員也并非全然愉快。他們常因日本政府的政策與他們的宣傳口徑矛盾而感到挫敗。例如，日本在1943年給予菲律賓和緬甸“名義獨立”，卻拒絕給予印尼同樣待遇。蘇加諾和哈達后來得知這件事時非常憤怒，覺得印尼被羞辱。這也是印尼民族主義者逐漸對日本產生失望的重要契機之一。

由宣傳班成員創作的漫畫《殺蟲劑的威力》。印尼人：“如今我們的血不再被這種蚊子吸走，我們晚上可算能安穩睡覺了。”小野佐世男（Ono Saseo）是被征召進入爪哇宣傳班的兩位知名漫畫家之一。這幅漫畫中“兩只蚊子”的身份一目了然。

但總體來說，漸進的幻滅才是主線。日本宣傳既壓制民族主義，又在無意中助長了民族主義。矛盾正是在這種互動中不斷積累。

您的日本占領爪哇研究中，始終有荷蘭殖民主義的影子。您曾在萊頓大學做過一場題為“半場戰斗：將荷蘭作為帝國來記憶第二次世界大戰”（Half the Battle: Remembering the Netherlands as an Empire in the Second World War）的演講。在您看來，荷蘭殖民主義如何塑造了今日的印尼與荷蘭社會？為什么我們當下仍需繼續銘記荷蘭殖民主義？

伊森·馬克：這個“半場戰斗”的說法非常關鍵，我的核心論點是：荷蘭人很少把二戰記憶為一場“帝國的戰爭”，而更多把它納入民族國家的敘事框架來講述。他們強調自己是納粹德國占領的受害者，是日本在東印度群島暴政下的受害者。這當然有一定道理，因為納粹德國和日本的確殘暴，但這種記憶同時遮蔽了另一面：在二戰期間乃至此前，荷蘭本身就是一個帝國。要理解帝國在戰爭中的含義，就必須從殖民地臣民的視角出發，比如印尼人。

在演講里，我重點談到了蘇里南最著名的民族主義者安東·德·孔姆（Anton de Kom）。他是非洲裔，1898年出生于奴隸后裔家庭。他的父親曾經是奴隸。1934年，德·孔姆出版了一本荷蘭文著作《我們蘇里南的奴隸》，這是本令人震撼的書，直到最近才被翻譯成英文。在2020年我發表那場演講時，德·孔姆（de Kom）仍然是一個幾乎被遺忘的人物。但在過去的幾年里，隨著荷蘭人開始更加關注自己的殖民史，他變得越來越廣為人知了。作為一位蘇里南民族主義者，德·孔姆在荷蘭遭受壓迫，就像印尼民族主義者在二戰前所經歷的那樣。戰爭期間，他留在荷蘭，積極參與反抗納粹的地下運動，最終被蓋世太保逮捕，在集中營中去世。他既是反殖民民族主義者，也是荷蘭反抗運動的英雄。所以，這里有這樣一位人物——一位荷蘭黑人，荷蘭帝國的臣民，出生在蘇里南，卻成為荷蘭抵抗納粹德國的民族英雄；同時，他又是一位反殖民民族主義者，強烈批判荷蘭殖民主義。這樣的故事如何啟發我們理解二戰呢？

我在那場演講，以及收在《形象化法西斯主義：二十世紀全球右翼的崛起》（Visualizing Fascism: The Twentieth-Century Rise of the Global Right）這本文集里的文章都探討了這個問題。荷蘭傾向于將第二次世界大戰描繪成一場民主荷蘭與納粹及日本法西斯主義之間的斗爭。但問題在于，荷蘭帝國本身并不是一個民主政體。它是一個專制的、種族主義的帝國體制。所謂“民主”，僅限于白人和擁有荷蘭國籍的人；對印尼人、蘇里南人來說，他們只是臣民，幾乎沒有權利。這一體系在根本上是種族主義的，與當時所有的殖民帝國一樣。

文集《形象化法西斯主義：二十世紀全球右翼的崛起》

在1930年代的荷蘭，法西斯主義是一股相當強大的力量。人們通常記得的是那個通常簡稱為NSB（Nationaal-Socialistische Beweging）的法西斯組織，它在戰爭期間成為了納粹的傀儡。但人們往往沒有記得的是，NSB在荷屬東印度非常受歡迎。事實上，它是當時殖民地荷蘭人中最受歡迎的政黨。它承諾要保衛帝國免受一切威脅，包括來自日本的威脅，也包括印尼民族主義者的挑戰。他們宣稱荷蘭有足夠的力量抵御所有敵人。可以理解，該政黨對生活在殖民地的荷蘭人來說極具吸引力：它代表著“愛國”和“保衛”。但換個角度，想象一下這在印尼人或蘇里南人眼中是什么樣子：荷蘭人口口聲聲談論民主與自由，但在他們的殖民地，許多人卻是法西斯主義的支持者。

所以，當日本人在1942年入侵荷屬東印度時，荷蘭人號召印尼人一同去抵抗“日本法西斯”時，其中充滿了諷刺意味。印尼人的回應是：“什么法西斯？你們才是法西斯。”我還討論過荷蘭歷史上的一個人物：范·赫茨（Van Heutsz），他在1900至1905年間擔任荷屬東印度總督。在荷蘭國內，他被視為英雄人物，因為他“鎮壓”了亞齊（Aceh）的抵抗運動。但實際上，他的手段極其殘暴。1904年甚至爆發了一場丑聞，揭露他屠滅整座村莊的暴行。盡管如此，威廉明娜女王（Queen Wilhelmina）仍然十分崇拜他，因為她偏好一個強大的帝國。范·赫茨于1924年去世。到了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荷蘭社會幾乎出現了一種對他的狂熱崇拜。他們接連為他建造紀念碑。1927年他在阿姆斯特丹重新安葬時，陵墓上布滿了法西斯式的裝飾，甚至還有“束棒”（fasces）的圖案。他的兒子，一名堅定的法西斯主義者，參與了設計。整個國家都在慶祝范·赫茨，將他塑造成帝國偉人的形象。1932年，巴達維亞（今雅加達）又建了一座紀念碑；1935年，阿姆斯特丹又豎起了另一座大型雕像。殖民地的精英與荷蘭本土的上層階級紛紛捐款，為這些紀念工程提供資金。這一切充分說明了1930年代荷蘭社會濃厚的帝國懷舊情緒。在大蕭條的背景下，荷蘭人對未來充滿恐懼——害怕失去帝國，害怕蘇聯，害怕日本，也害怕印尼民族主義者。他們感覺四面楚歌，于是抓住了范·赫茨的形象，把他視為荷蘭驕傲與帝國力量的象征，一個“強有力的保護者”。

伊森·馬克拍攝的荷屬東印度總督范·赫茨陵墓。范·赫茨的遺體于1927年在此隆重下葬。左側人物手持象征“束棒”（fasci）的一捆木棍，這也正是“法西斯”（fascism）一詞的來源。

那些荷蘭境內的紀念碑至今仍然矗立著。這與荷蘭將自己描繪成一個和平、中立、民主、在二戰中被納粹侵略的受害國的形象，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荷蘭人記憶中的自己，是一個熱愛和平的小國：有海牙、和平宮，一戰中保持中立，致力于“文明”行為的國家。但對印尼人和蘇里南人來說，荷蘭的形象完全不同，他們認識的是一個帝國主義的荷蘭。因此，當二戰結束時，荷蘭人實際上什么教訓也沒有吸取。他們忙于自憐，自我感傷；他們說服自己相信印尼人依然愛他們，相信可以恢復到1942年之前的那種殖民秩序。結果當然是失敗的。但他們仍然發動了一場殘酷的、反民族解放的殖民戰爭，持續了將近五年之久。這場戰爭之所以結束，唯一的原因是美國最終出手干預。

美國是不是威脅要停止馬歇爾計劃中對荷蘭的資金援助，從而迫使荷蘭讓步？

伊森·馬克：確實是這樣。實際上，荷蘭當時還向印尼方面索要戰爭賠償。當他們最終同意給予印尼獨立時，竟要求印尼支付六十億荷蘭盾的“損失費”。這再次說明，荷蘭人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做錯了什么。他們堅信荷蘭帝國是一個“好的帝國”，是獨一無二、值得驕傲的。直到今天，民調結果仍顯示：在前殖民帝國之中，荷蘭人對殖民歷史的“自豪感”位居世界前列。近年來這種情況略有變化，隨著后殖民主義批判的興起，人們對奴隸制、剝削和種族主義的認識逐漸加深。越來越多受過高等教育的荷蘭人，尤其是上過大學的年輕一代，開始意識到荷蘭并不特殊，也不例外。但這個轉變是緩慢的。荷蘭社會仍然存在強烈的“荷蘭例外論”情結：認為他們的帝國是仁慈的，為東印度群島帶來了基礎設施和現代化，與印尼人有著“特殊關系”。

這種幻想之所以長期存在，一個重要原因是：荷蘭社會幾乎聽不到來自印尼的反敘事。在荷蘭，印尼人數量極少。雖然有龐大的“后殖民群體”，但所謂“來自印尼”的人，實際上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印尼人。他們是在荷蘭于印尼獨立革命中戰敗后遷來的群體，也就是殖民地的前居民，相當于法國所說的“黑腳”（pieds-noirs）社群。在荷蘭，這個群體主要是殖民時期的歐亞混血群體及其后代。他們并不認同自己是印尼人，事實上，他們往往不喜歡印尼。他們怨恨印尼，因為印尼讓他們失去了故土，摧毀了殖民秩序。許多人至今仍批評印尼，對蘇加諾尤為反感。這與英國、法國、比利時等國的情況形成鮮明對比。這些國家擁有規模龐大的后殖民移民社群，是殖民地人民的后代。經過幾代人的積累，他們逐漸取得社會地位，接受教育，并開始在公共輿論中發聲。以英國為例，如今如果有人在公共場合大談“大英帝國在印度多么偉大”，就必然會面對來自南亞裔后代的質疑與批評。

歐亞人群體在戰后回到荷蘭，據估計有大約四十萬人。

伊森·馬克：在當時一千萬人口的荷蘭，這個比例很高，占到百分之四到百分之五。這也是我為什么愿意在5月4日的全國紀念日發聲：我希望改變敘事，從另一個角度來理解戰爭。這種視角的轉換不僅適用于荷蘭，更適用于整個二戰史。我們往往過于歐洲中心主義。

您的新研究計劃名為“全球視野下的二戰：帝國危機與忠誠的角逐”，能向中國讀者介紹一下這個計劃嗎？

伊森·馬克：這與我之前的演講一脈相承。“半場戰斗”這個標題直接反映了我當時論證的核心觀點：如果從反殖民民族主義者，或者像蘇里南、印尼這類地區的人民的視角來看二戰，他們很清楚地認識到，法西斯主義，無論是日本、德國，還是意大利的形式，都是共同的敵人，必須抵抗。許多印尼人當時就是這樣理解的。例如安東·德·孔姆就是一個典型案例。他的政治背景是馬克思主義的，他支持馬克思主義正是因為其反帝國主義、反殖民的立場。就此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戰并不僅僅是民主國家與法西斯國家之間的斗爭，更是一場帝國之間的戰爭。對殖民地的人民來說，打敗軸心國只是戰斗的一半；另一半的戰斗，是打倒繼續存在的帝國主義體系——而這場斗爭在1945年之后仍在繼續。

如果只從民族國家的角度來理解二戰，我們就會問：某人是“合作者”還是“抵抗者”？但對殖民地人民來說，這些標簽并不適用。比如蘇加諾，在荷蘭人眼里他是“法西斯合作者”，但在他自己看來，首要目標是印尼獨立。若與日本合作有助于獨立，那就與之合作。這是我們必須轉換視角的地方：從殖民地多數人的立場講述二戰，而不是僅僅復述美、英、德、日這些大國的故事。舉個例子：北非戰場通常被描述為隆美爾與英軍的對決，但從埃及人的角度看，兩方都沒有合法性。我們需要問：埃及人如何理解這場戰爭？這種轉向的結果，才是真正的“全球二戰史”。一位印度民族主義者曾說：“你問我支持納粹還是英國？這就像問一條魚愿意被黃油煎還是被人造黃油煎。”這句話很好地概括了殖民地人民的處境。

當然，許多殖民地人民確實選擇支持同盟國，因為他們認識到法西斯代表了更加赤裸的帝國主義。但這從來不是非黑即白的選擇。理解這種灰色地帶，正是我研究的核心。

除了全球二戰史之外，您未來還有什么研究方向？

伊森·馬克：目前我計劃把“半場戰斗”的演講擴展為一本荷蘭語著作，希望推動荷蘭社會正視帝國歷史，實現歷史的去殖民化。這種工作在當下尤其重要，維爾德斯和他的荷蘭自由黨在荷蘭議會中占據主導地位，而他所代表的那種帶有殖民懷舊和排外情緒的政治力量，正是殖民遺產在當代政治中延續的體現。這類政治人物公開擁抱帝國過去，把殖民史包裝成“民族自豪”，而社會對這段歷史的了解和批判卻遠遠滯后。

另一個長期計劃是繼續研究日本占領印尼的遺產，特別是它對冷戰的影響。二戰后，日本在尋找自身定位：一部分人主張與美國結盟，另一部分希望中立。1955年的萬隆會議就是一個關鍵節點。許多日本人因占領歷史而對印尼抱有“補償”心理，形成所謂的“印尼游說”，既有浪漫情結，也有經濟利益考量。美國則希望通過加強日印關系來遏制共產主義。

與此同時，印尼軍隊的許多成員在日本占領時期接受過日方訓練。這些軍官往往傾向于法西斯主義意識形態，其中也包括反華情緒。這是一個敏感話題，然而，這種情緒本身正是荷蘭與日本殖民統治遺產的延續。隨著時間推移，印尼軍官群體與蘇加諾之間逐漸產生了疏離，尤其是在蘇加諾與共產黨走得更近的時期。這種緊張關系最終在軍方主導的政變中達到高潮，蘇加諾被推翻，并引發了大規模屠殺。在這一過程中，日本軍事訓練的作用往往被忽視。有些人認為日本幫助了印尼實現獨立，但很少有人討論日本究竟教給了印尼什么？答案是：法西斯主義。這是一個不舒服的話題，但如果不理解這一遺產，就無法真正理解冷戰時期印尼的政治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