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歲學生點火致教師坐牢6年，賈老師案為何引全網喊冤

一份判決書的重量，有時候能壓垮圍觀者的心理防線，不完全是因為刑期長短，而是因為它再次撕開了“職責”與“權限”那道無法彌合的傷口。

2025年12月19日，方城縣人民法院宣告了關于河南方城英才學校特大火災案的一審結果。

在這份判決名單里，學校實控人李某領了七年刑期，校長徐某陽獲刑六年半。

而爭議全部集中在58歲的老師賈霞身上，其被判處六年有期徒刑大部分人表示不能接受。

2024年1月19日22時45分，英才學校三樓305男生宿舍，一個年僅8歲的孩子手里的打火機，成了引爆災難的火星。

作為這個宿舍的直接管理者，身兼班主任與宿管員雙重身份的賈霞，瞬間被推到了責任漩渦的中心。

庭審細節還原了關鍵過程：火災發生后，約15分鐘才有老師報警，這一延誤為火勢蔓延提供了可乘之機。

而賈霞的行為存在明顯爭議，她并未像部分傳言中那樣冒濃煙沖進火場救人，其自身燒傷系避險不當導致，甚至存在讓學生返回火場叫人的危險行為。

更值得關注的是，法院查明她長期未履行安全檢查職責，未及時發現并收繳學生攜帶的打火機，且參與了用床鋪封堵安全出口的違規操作，這些都成為悲劇發生的重要誘因。

即便考慮到火災發生時的混亂場景，但其作為特定場所直接管理人，事前的監管疏漏與事中的處置失當，在13條鮮活生命消逝的特大后果面前，構成了無可辯駁的過失。

依據《刑法》第一百三十八條關于教育設施重大安全事故罪的規定，后果特別嚴重的，刑期在三到七年。

法院判處其六年有期徒刑，是在法定區間內的裁量，既考量了案件整體情節，也鎖定了她在責任鏈條中的直接過錯，從法理上講并無明顯不當。

公眾眼中的“不公”感，源于一種深層的結構性錯位：為什么擁有最少資源、最低話語權的執行者，要承擔如此沉重的刑事代價？

根據官方通報，英才學校系2012年經方城縣教體局批準設立的寄宿制民辦學校，在辦學過程中，逐利思維逐漸壓倒安全紅線。

多名知情者證實，該校長期存在宿舍超員、消防設施老化失效、逃生通道堵塞等問題，基層教職工對此早有察覺。

賈霞并非完全對危險視而不見，她曾向管理層反映過部分安全隱患，但這些訴求如同石沉大海。

作為食物鏈底端的基層教師，她沒有權力采購新的滅火器，沒有權力拒絕學校硬塞進來的超額學生，更沒有權力擅自疏通被堵塞的逃生通道。

她唯一能做的就是例行報告，然后在這個充滿漏洞的“火藥桶”上，日復一日地祈禱平安。

最殘酷的現實莫過于：當你無法改變危險的環境，卻要對環境引發的災難性后果負責。

大火燃起時，年久失修的消防設施成了擺設，為擴招而擠滿的床位成了逃生障礙。

在這種系統性潰敗面前，要求一個58歲的老婦人憑一己之力力挽狂瀾，未免太過苛求。但當審判來臨，她卻是離現場最近、責任鏈條上最容易被鎖定的“直接責任人”。

量刑對比進一步放大了公眾的情緒落差，掌控學校財權、漠視安全整改要求、決策違規擴招的實控人李某，僅比賈霞多一年刑期。

盡管官方通報明確，當地教育、消防等部門25名公職人員已受到政務警告、撤職等處分，確認了監管層的長期缺位，但在公眾樸素的價值觀里，行政處分與六年牢獄之災之間，依然橫亙著巨大的鴻溝。

這種對比，難免讓人產生“基層扛下了所有”的悲涼感。

事實上，這起慘劇絕非單一因素導致。它是民辦教育盲目擴張、安全投入被持續壓縮、監管機制流于形式的集中爆發。305宿舍的那場大火，不過是整個混亂體系的一個縮影。

實控人李某作為學校安全第一責任人，為追求利潤最大化，長期忽視安全隱患。

校長徐某陽未履行管理職責，對違規行為視而不見。

監管部門未及時發現并制止學校的違法違規辦學行為，這些都是悲劇發生的重要推手。

法院的判決中，實控人獲刑最重，體現了“權責對等”的基本原則，但公眾的爭議點在于，基層執行者與頂層決策者的責任差距，是否匹配其權力差距。

畢竟，賈霞的違規行為，既有自身履職不到位的因素，也有受制于管理體系、缺乏自主決策空間的客觀原因。

這起判決之所以在案發近兩年后仍能引爆熱搜，是因為大家怕的不是承擔責任，而是害怕陷入“權責不對等”的黑洞。

哪怕你兢兢業業，哪怕你預警在先，只要處在鏈條最末端，當多米諾骨牌倒下時，你就是那個被壓得粉身碎骨的人。

未來的校園安全，不能建立在讓基層教職工當“人肉盾牌”的基礎上，更不能指望事后嚴懲來倒逼事前預防。

真正的安全防線，需要掌握資源的決策者舍得投入，制定規則的管理者守住底線，履行監管職責的部門主動作為。

那些未能長大的孩子，用生命換來的教訓太過昂貴。

修好一個壞掉的滅火器，疏通一條堵塞的通道，駁回一次違規的擴招申請，認真回應一次基層的安全訴求，這些看似微小的行動，遠比事后的重判更能守護生命。

讓每個崗位的職責都有對應的權力支撐，讓每一次隱患報告都能得到明確回應，讓安全投入不再讓位于利益追逐，這或許才是對13名遇難孩子最好的告慰。

畢竟，校園安全的底線，不該由基層執行者的牢獄之災來守護，而應構筑在完善的制度、充足的投入和嚴格的監管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