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長江的心靈成長史

今年適逢范長江西北考察90周年。11月，“范長江西北考察暨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陜北九十周年紀念展”在北京中國新聞大廈舉辦。此次展覽共計整理300余件珍貴歷史照片、手稿、地圖及多媒體展項，展覽分為“志存高遠”“永不磨滅的足跡”“書寫中國新聞史燦爛新篇章”“中國的西北角 滄海變桑田”“不盡長江滾滾來”五個部分，展現了范長江艱辛曲折而不懈奮斗的新聞工作歷程。

范長江，1909年出生于四川省內江縣田家鄉趙家壩村，原名范希天。范長江與其子范東升，皆與中新社淵源深厚。1938年10月，在周恩來、李克農領導下，范長江、胡愈之、邵宗漢、孟秋江等著名報人，在長沙成立國際新聞社。1952年，中央在籌備成立中新社時，最初的設想是，“擴充并加強國新社”。作為國新社首任社長，范長江參與了籌備中新社的一些工作。

范長江之子范東升是中新社資深編輯、記者，亦是國內早期的知名傳播學者之一。1991年，范東升受聘擔任中新社專稿部主任。1994年，他創辦《華聲月報》雜志，任社長兼總編輯。1997年，該雜志與美國華淵網合作創辦《華聲報》電子版，這是中國最早的媒體網站之一。

范東升依據20世紀30年代原版對全書進行整理、校勘與增補，2025年推出《中國的西北角（勘注增補本）》。該書除收錄《中國的西北角》《塞上行》全書外，還增入范長江所撰“紅軍與長征”系列文章及多篇西北評論、綏遠抗戰述評，令讀者得以一睹當年“歷史初稿”之全貌。

2025年11月17日，“范長江西北考察暨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陜北九十周年紀念展”現場，范長江之子范東升（左一）向中新社原社長章新新（左三）、中新社特稿中心原主任王丹鷹（左四）等介紹展覽內容。攝影/本刊記者 胡默達

難以被定義的“元文本”

1935年7月14日，時年26歲的青年記者范長江從成都出發，踏上中國西北考察之旅。至1937年2月11日完成延安訪問，范長江在西藏、青海、甘肅、寧夏、內蒙古等地旅行超過310天，行程超1.2萬里。他以《大公報》記者身份發表大量署名“長江”的旅途通訊，凝結成《中國的西北角》與《塞上行》兩部載入中國新聞史的經典之作。

《中國的西北角》與《塞上行》在初生之際，生命力已顯現。前者再版9次，后者印行6版，成為當時出版界的“頂流”，影響力甚至遠達海外。著名國際記者愛潑斯坦曾回憶：“給我留下印象的第一位中國記者就是長江（那時我還不知他姓范）。那是在他的通訊《中國的西北角》發表后不久，我記得大概是從斯諾那里先聽到這些文章，后來又看到了其中譯成英文的幾篇。當斯諾發表《西行漫記》時，我心中便有這樣一個念頭：長江的文章，可能是促使斯諾產生去了解和報道中國紅軍的愿望的原因之一，當然不是唯一的原因。”兩部偉大作品罕為人知的隱秘關聯，共同指向其時中國無法回避的大問題：紅星何以照耀？

翻閱《中國的西北角》，會發現這是一部難以被定義的“元文本”。它是新聞通訊，也是旅行通訊和報告文學，散發著新聞特稿和非虛構寫作的早期味道。深入其間，記者心靈成長的軌跡亦被忠實錄入。范長江夫人沈譜曾如此概括西北行之于范長江的精神意義——“他終于從一位正直的新聞記者變成了一名共產主義戰士”。

2025年，范長江之子范東升依據20世紀30年代原版，推出《中國的西北角（勘注增補本）》。圖/受訪者提供

這種轉變何以發生？首先要溯及范長江西北行的初心。他在《從〈中國的西北角〉到〈塞上行〉》中寫道，紅軍北上抗日，“我想搞清楚這一個全中國人民關心的大問題，也是我自己關心的大問題”。清晰的問題意識，是范長江得以克服艱難險阻，啟動并完成西北行的不竭動力。

西北行之前，范長江并非《大公報》的正式記者。為能成行，他與《大公報》談成為其寫旅行通訊的條件——“不要出差旅費和工資，只要稿費”“只要給我一個證件，一個名義，介紹一些地方旅館和社會關系就行了”。在此微薄支持下，年輕的范長江攜一本《讀史方輿紀要》，開始了西北求索與冒險之旅。

等待在前方的，是自然界的風刀霜劍與人世間的滿目瘡痍。在川西翻越大雪山雪寶頂時，經歷呼吸困難且眼見同伴“倒地且死，急施以藥，強扶之始能行”；在內蒙古騎駱駝躲避日本特務機構，途中于茫茫沙漠中墜駝受傷，失去知覺十幾分鐘；在西安事變后，冒死穿過重重關卡“到西安去”。這一路，范長江親見鴉片泛濫，地方政府橫征暴斂，民眾生活凋敝不堪。他在書中這樣描述記者的使命：“記者本亦視生命如草芥之人，惟總覺得必須保持生命到能完全將觀察所得報告給讀者為止，始不負此一行。”

“天真的給予者”

西北行令范長江領悟到“生存哲學”的要義，進而用生存角逐的視角審視其時的政治博弈，并從中發現新的力量。他在《陜北甘東邊境上》一文寫道：“在這樣閉塞的地方，仍然表示著中國政治的兩大分歧。從現狀中以求改進，與推翻現狀以求進展。兩種勢力，無處不在斗爭中。不過，對實際問題有解決辦法者，終歸是最后勝利者。”這段話實則將國共置于平等較量的位置上，在當時主流政治語境中頗具前瞻性。

在四川平武和甘肅哈達鋪，范長江兩度與紅軍長征路線相交，其后寫出首篇關于紅軍長征的文章《岷山南北“剿匪”軍事之現勢》。后來，他又在西安至蘭州一線采訪，特別考察紅軍長征路線所經的慶陽、天水、甘谷一帶，在此期間完成《陜北甘東邊境上》《毛澤東過甘入陜之經過》等文章，廣受讀者關注。

1937年初，周恩來在西安見到范長江時說：“我們紅軍里面的人，對于你的名字都很熟悉，你和我們黨和紅軍都沒有關系，我們很驚訝你對于我們行動的研究和分析。”

范長江是進入延安采訪毛澤東以及公開報道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政策的第一位中國新聞記者。1937年2月9日，他在博古、羅瑞卿陪同下抵達延安，當晚在鳳凰山窯洞里同毛澤東竟夜長談。他后來回憶：“在延安，毛主席教導我一個通宵，這十小時左右的教導，把我十年來東摸西找而找不到出路的幾個大問題全部解決了。”

以“提出問題”開啟西北行的范長江，從此逐漸走向為了民族和國家的前途命運而“解決問題”的道路，并矢志不渝。

當年11月，范長江與惲逸群、羊棗（楊潮）等同仁發起成立“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協會”。第二年10月，范長江離開《大公報》，在長沙與胡愈之、邵宗漢等新聞界同仁發起成立國際新聞社。1939年5月，由周恩來介紹，經中共中央批準，范長江在重慶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思考者、書寫者、信仰者與行動者。

1938年與范長江在武漢和長沙有一段交集、幾近成為國新社社友的黃仁宇，多年以后作為知名歷史學家，在其回憶錄中這樣懷念范長江：“他的好友稱他為‘范孩兒’，這絕無貶損之意，因為后來我聽到這個外號時，他的新娘也在場，就是沈譜小姐。天真事實上是范長江的特質之一，他對同伴始終如一的信心更是難能可貴，更何況他曾經歷及克服過許許多多的挫折艱辛。”

黃仁宇這樣評價范長江和當時文化新聞界的一些共產黨人：“他們都是給予者，不是接受者。每當大我的運動需要集體努力時，他們就立刻去做，很少考慮個人問題。當共產黨員一定是在實踐他們自身的信仰。”

那是一個烽火連天、國破山河碎的時代，也幸而是一個“天真的給予者”成群結隊而來的時代。

作者：李雙南

編輯：黃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