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我為什么對中國經濟保持樂觀？

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世界范圍內沒有一個經濟體是沒有問題的，其中更不乏面臨嚴峻挑戰的，中國也如此。

列出問題和挑戰不是為了使人悲觀，而是為了直面它們，找到解決問題和應對挑戰的有效方法。

著名政治經濟學家鄭永年教授在其新作《變局與定力》中指出，實際上，較之世界上大多數經濟體，中國的經濟局面處于較好的位置。

鄭永年在書中對大國博弈的核心邏輯進行了詳盡分析。他認為，只要我們能直面困難，找到問題根源，就可以克服和超越問題，在最大程度上實現經濟增長和發展目標。

以下內容摘自鄭永年《變局與定力》

直面問題，保持樂觀

信心不足者往往掩蓋問題，悲觀者往往不敢正視問題，而樂觀者直面問題。

當前，無論是外部還是內部，我們都面臨一些問題和挑戰，但也完全有理由保持樂觀。

就外在的地緣政治來說，我們要相信，美國的復興既有利于美國本身，也有利于世界穩定。盡管特朗普的“復興計劃”肯定會對我國經濟產生負面影響，但這些影響都是可以對沖、抵消和可控的。

在更高的層面，盡管中美競爭不可避免，但中國和美國兩個大國之間不存在誰打敗誰的問題。歷史地看，大國的衰落都是先從內部開始的，沒有一個大國被另外一個大國打敗。

而針對內部面臨的一些問題和挑戰，我們更不用像一些人那樣如此悲觀。

樂觀不是盲目，而是基于客觀的要素：一是中國現有的經濟還有很大的增長空間；二是我們有巨大的未來發展潛力。

更為重要的是，無論是現有的空間還是未來的潛力都可以通過導入有效的經濟政策來實現。

樂觀從何而來？現有經濟的增長空間

1. 陸地經濟

中國是一個大陸經濟體。無論是內循環還是外循環，大陸經濟體依然具有增長空間。

內循環方面，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無疑可以推進經濟要素的內循環。

西部和西南部、東部沿海地區各自具有自身的比較優勢。如果能夠讓西部、西南部的生產要素和東部的生產要素雙向流動起來，那么雙方的比較優勢都可以通過融合而發揮出來，從而獲得新的增長空間。

同樣，陸地外循環的空間也正在擴大。隨著交通條件的改善，鐵路連接至歐洲，這些交通設施的改善必然深化我國的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實現我國和沿途國家的共同發展。

2. 海洋經濟

今沿海各省都在致力于發展海洋經濟，但主要集中在海洋牧場、養殖等傳統產業。不過，海洋經濟遠不止這些。我們最近在提倡發展私家船。

今天，中國造船技術世界第一，造船產能也是世界第一，如果政策許可發展，那么必然是一個巨大的產業。

更為重要的是，發展私家船產業，讓老百姓擁有自己的船，不僅海洋經濟的潛力可以大幅釋放，而且更有利于培養人民的海洋精神，促成中國成為一個真正的海洋大國。

3. 空中經濟

空中經濟也有發展潛力。我們現在可以造大飛機了，大飛機生產在推動一個新的制造業的發展。同時，低空經濟更帶來新增經濟空間，今天長三角、珠三角都在努力發展低空經濟。

4.互聯網和人工智能領域的數字經濟

圍繞互聯網和人工智能的數字經濟是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核心。進入互聯網時代，在國際范圍內，中美兩國占據著世界新產業舞臺。無論是互聯網還是人工智能領域，中美兩國占據領頭羊地位，其他國家很難趕上。

如何創造新的經濟活動？
科創是核心

促成我們樂觀的更大原因在于作為未來經濟增長點的科技創新。

如何創造和增加新的經濟活動？一是傳統產業的技術升級，二是科創。傳統產業的升級要通過技術進步來實現，因此，創造和增加新的經濟活動的核心是科創。

今天，我們很多領域的技術轉向了原創，但我們也必須直面自己所面臨的問題。

生產關系和部分屬于上層建筑的體制機制并沒有及時跟上，存在過度監管。監管過度自然導致新經濟活動落地難，增量經濟減少，繼而導致發展不足。

換句話說，盡管今天我們正在創造大量的新質生產力，但由于缺乏體制機制改革，這些新質生產力最終流向了那些容許它們落地的經濟體，尤其是美國。

“松規”刻不容緩

而正如前文所講，在當下中國的環境里，要發展新質生產力，“松規”已經變得刻不容緩。

對企業來說，“松規”意味著放松監管；對地方政府來說，“松規”意味著松綁。

企業和地方政府一直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兩個主要抓手，如果不能賦權于這兩者，把中央宏觀經濟政策轉化為具體的經濟紅利就會很難。

1.對技術應用的監管需要適度放松

以生物醫藥為例。我們經歷了從仿制藥到創新藥的轉變，然而，創新藥落地難。

企業反饋有兩個主要因素。一是審批時間過長，甚至提交審批后杳無音信。二是即使藥物成功上市，但因為要和醫保體系掛鉤，藥品價格也難以達到預期水平。面對這種情況，企業只能選擇“出海”，即把創新藥賣給外國廠家。

這些產品在外國市場的價格可能高達上百億甚至千億美元，而且產品在外國落地后，我們可能又要高價買回來。

2.對地方政府要“松綁”

今天，對地方政府來說，主要面臨的挑戰就是如何從“捆綁”式發展轉向“松綁”式發展。

就反腐和廉政制度建設來說，“捆綁”就是把地方官員的權力置于法律的籠子之中，這完全是必要的制度建設。但經驗地看，現在有些“籠子”已經變得過小，把地方政府捆得緊緊的，它們就很難作為。具體來說，今天的地方政府面臨至少如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一是過度頻繁的監管。監管包括紀檢、監察、審計和各種形式的巡視。多種形式的監管缺少整合和統籌，地方政府需要花大量的時間來配合。

二是過度細致的考核。對干部的考核是推動和改善干部有所作為的有效手段。但現在考核指標過細，過束縛了干部的作為，壞事情當然干不了，但好事情也同樣干不了。

三是官員消費問題。前些年為了確立“親”“清”的政商關系，禁止地方官員和企業互動。現在為了推動經濟，稍微放松了一些這方面的規定。但有關部門并沒有放松。因此，這方面還需要制度化的規定。

四是減薪。鑒于財政困難，一些地方施行減薪的辦法以緩解財政壓力。這本來是應當提倡的，但一段時間下來，減薪成了“政治正確”，甚至是道德的高地。一些不需要減薪的地方也開始減薪。這影響了地方官員的情緒，對不少年輕官員甚至造成生活上的壓力。

這些都促成了一些干部選擇不作為，甚至“躺平”。

以內部改革來應對中美改革競爭

無論是對企業的“松規”還是對地方政府的“松綁”，體制機制改革已刻不容緩。

體制機制的改革具有了兩方面的動力：一方面，正如這里所討論的，我們有內部增長和發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我們的改革也有來自外部的壓力。

隨著特朗普的回歸，美國已同時著手計劃兩場改革：

一是特朗普在進行的一場針對他所謂的“深層國家”的大規模改革，目標就是要消除既得利益者對實現“讓美國再次偉大”目標的阻礙；

二是企業家馬斯克主導的政府效率部提出的改革，即去監管和減少政府干預。

馬斯克的改革意在大規模精簡機構和縮減政府規模，一旦成功，哪怕成功一半，都會給我們帶來很大的外部壓力。

需要強調的是，美國如果放松監管，就很可能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中占據主導地位，甚至壟斷地位，從而促成美國的再工業化和美國的“再次偉大”。

中美兩國所進行的體制機制改革具有同樣的背景。這一原理也指導我們要認識到我們所需要進行何種改革，即通過體制機制的改革推動生產力尤其是新質生產力的發展。

總之，雖然我國未來面臨很多風險，甚至風險系數不低，但是正如我們在這里所討論的，我們必須樂觀，也有充分的理由樂觀。

在樂觀的心態下，我們直面問題，找到解決問題的有效方法，從而追求不斷進步。

-End-

2025.12.26

編輯：孫小悠 | 審核：閃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