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學科真的“遇冷”了嗎？西交大馮耕中給出不一樣的答案

在人工智能加速迭代、技術邏輯不斷重塑產業格局的當下，一個看似矛盾卻真實存在的現象正在顯現——技術學科持續升溫，管理學科卻被頻頻貼上“遇冷”的標簽。于是，一系列現實而尖銳的問題被不斷拋出：還要不要報考管理類專業？MBA 與管理深造是否仍具備長期價值？在“技術為王”的時代，管理究竟還能決定什么？這些問題，并不只困擾考生與職場人，同樣也是中國管理教育必須正面回答的時代命題。

作為國內少數同時擁有管理科學與工程、工商管理兩個國家“雙一流”學科的學院，西安交通大學管理學院比許多人更早意識到：所謂“遇冷”，并非價值衰退，而是一場認知錯位與結構調整的必然過程。依托四十余年持續深入的國際合作積淀，不斷推進的海外辦學實踐，以及始終堅守的“管工結合、數理基礎、工程驅動、系統思維”辦學理念，西交管院并未回避時代的挑戰，而是選擇主動重構管理教育的培養邏輯與發展路徑。

在本次專訪中，第六屆全國MBA教育指導委員會委員、西安交通大學管理學院院長馮耕中教授，圍繞管理學科為何被誤讀、科技型企業家應如何培養、管理教育如何服務國家現代化產業體系與企業全球化發展等關鍵議題，系統闡釋了管理教育在新一輪時代變革中的真實價值與未來方向。這不僅是一場關于學科發展的深度對話，更是一份寫給那些正在思考——“是否繼續讀管理”“該如何讀管理”的你，極具參考意義的時代判斷。

Q:當前管理學科正在經歷著數字化、智能化、全球化的深度變革，我們面臨著一些新的問題和新的挑戰，您認為當前的管理學科，它最核心的變革趨勢是什么呢?

馮耕中：謝謝主持人，各位來賓大家好！剛才主持人用數字化、智能化、全球化三個詞描述時代背景，這點我非常認同。過去幾十年，數字技術、信息技術的發展與應用，早已極大地改變了我們的生活。如今我們已然進入人工智能時代，技術的影響力不言而喻。

近幾年大家可能也關注到，國內高校的管理學院、經管學院、商學院在招生上遇到不少挑戰。比如本科招生時，不少學生不再選管理類專業；MBA招生也出現下滑。這背后固然和人口結構變化、出生率下降有關——研究生報考人數減少和這一趨勢緊密相關。但我覺得更關鍵的因素，還是信息技術、數字技術的發展應用，讓大家把注意力都集中到了技術學科上。就拿高考學生來說，很多人優先選工科專業，不少家長也鼓勵孩子學工科、不選管理，這難免讓人產生錯覺：管理學院、管理學科好像不再炙手可熱了。

但從我個人體會來說，這其實是大家的誤解。人工智能時代確實體現出技術為王的特征，也難怪大家青睞工科，但有個道理大家都該清楚：技術成果再好，要轉化成商業價值、社會價值，載體是什么？是企業啊。沒有企業，再優秀的技術成果也難以落地變現。所以越是技術不斷迭代的時代，企業的作用反而越突出。

靠大量高科技企業推動技術成果轉化，這個核心路徑至今沒變。管理學科現在遇冷，本質是大家的認知有偏差。另外，我們過去幾十年的發展模式也確實需要調整：未來的企業，更多是科技驅動型的，所以管理人才培養的核心，應該是科技型企業家，而非普通企業家。這點我覺得特別重要。

這就意味著，管理學院、經管學院、商學院，需要圍繞科技型企業的未來發展主題開展工作，從人才培養模式等多個方面主動調整，跟上時代步伐才行。

Q:科技型企業家既具備科技的專業性又具備管理者的能力，是一種相互的融合。結合您對于中國管理教育的深刻理解，西交大管理學院的核心戰略是如何在這個方向進行了精準的定位？如何實現C9學術高地的核心實力來承載服務國家戰略的時代使命呢？

馮耕中：西安交大管理學院的管理科學與工程、工商管理兩大重點學科，都是國家雙一流學科——全國能同時擁有兩個雙一流學科的學院，在教育部榜單里其實寥寥無幾。這頭銜不只是榮譽，更是沉甸甸的歷史使命：作為國內管理學科的頂尖高校，我們必須扛起這份責任，使命遠比榮譽更重要。

既然要承擔推動中國管理教育發展、助力經濟社會進步的使命，我們的行動就得跟上這份要求。比如國家十五五規劃建議把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放在了首位，而十四五規劃建議的核心是科技創新，這一詞之差的背后蘊藏著深層邏輯：十四五重點攻克卡脖子技術，但技術要真正轉化為國力，還得靠產業落地發展。這是我個人的體會。

國家十五五規劃建議聚焦產業體系建設，這背后的考量很重要。眼下中國企業扎堆出海，我覺得原因主要有兩點：一是咱們的制造能力、技術成熟度和產業規模經過40多年改革開放，已經走到了需要面向全球市場的階段，國內市場不夠承載；二是美國通過關稅手段干預經濟，企業出海也是在化解這種政策影響。但光靠出海還不夠，總不能把所有人員都從國內派出去，必須實現人才本地化。而且企業出海還會碰到各種風險，比如文化差異、市場環境不同——就像國內物流能靠手機精準定位送貨上門，到了海外，有的地方沒網絡、連精準門牌都沒有，這些都是國內外環境差異造成的，出海遠不是件簡單的事。

那怎么化解這些風險？我常引用一句話：“國之交在于民相親，民相親在于心相通。”企業走出去、國與國的貿易往來，核心是解決人心相通的問題，而這就得靠高等教育來實現。

西交大管理學院擁有兩個國家雙一流學科，自然要扛起使命，圍繞國家重大戰略推進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幫助企業破解出海難題。2018年我們接手學院工作后，就把國際化戰略提到了更高位置——學院從80年代就開始國際合作，至今已有40多年，如今的國際化戰略核心就是助力中國企業走出去，打造中國管理教育的國際品牌，通過海外辦學等具體路徑，助力中國企業在全球化浪潮里穩步前行。

Q:在學科方面的迭代和研究范式創新上，我們的學院有哪些針對性的應對措施，能夠更好地去支持產業化的升級，還有企業全球化的發展？

馮耕中：我想從兩個方面來談我的體會：

第一個方面，我們進入到人工智能時代，現在大家更多是在關注技術的發展。對西交大管理學院來講，從1984年恢復建院的那一天起，我們走的就是管工結合的路徑。類似于西交大的16字校訓，我們也用16個字來概括辦學特色：管工結合，數理基礎，工程驅動，系統思維。管理學院在人才培養方面始終堅持這16字的做法。

在當前多學科交叉的背景下，我們一直走的管工結合的路徑，與人工智能時代相對應，恰恰是符合現在和未來的發展要求的，所以我們還是要不斷地去傳承創新，繼續發揚我們的優良傳統。

第二個方面，不管是西交大管理學院，還是國內其他院校，其實都得琢磨結構性調整的事——不只是盯著某門課該用AI授課這類新方式，很多學院的嘗試確實不錯，但應該站在更高層面去思考：學科該怎么發展、學院要怎么辦？

我覺得結構性調整這事已經迫在眉睫了。比如我最近和不少管理學院聊的一個問題：為啥要招本科生？現在管理專業高考本科招生情況不太理想，我覺得這不算什么困擾。2007年的時候，西交大管理學院就撤銷了管理專業的高考招生，高考目錄里只有工科等專業，當時我們采取的是“領養”模式：學生高考進工科學院，大二結束后，從工科里選拔學生進管理學院，這是雙向選擇。這個政策執行兩年后，我們恢復了高考招生，改成了“寄養”模式——前兩年把學生放到工科培養，重點打工科基礎。這種模式其實是在強化一個邏輯：高層次管理人才很難從本科直接培養出來。首先得有技術背景，再疊加管理教育，才有可能成為高層次管理人才。那種“本科讀管理、碩士讀管理、博士還讀管理，就能培養出高層次管理人才”的想法，我個人不太認同，高層次管理人才得靠多維度培養。

再說MBA教育，現在也碰到不少挑戰。我常說自己是第一代中國MBA的“試驗品”——西交大87、88年辦了兩期中加MBA班，我是第一期的學員。當時課程、老師全來自加拿大，教材都是從加拿大海運過來的。比如學公司金融的時候，國內還沒有股票、債券、期貨這些東西。這么多年過去，具體課程內容可能變了不少，但大的模式還是延續過去的老路子。

到今天，我覺得大家更該琢磨結構性調整了——比如放到全球市場看，我們的MBA教育還面臨著制度性的障礙。

舉例來講，除清華、北大的EMBA項目外，國內所有院校的MBA及EMBA項目均需參加全國統一考試。大家現在總是在批評應試教育，而針對高層管理人員這一群體，采用與年輕人相同的書面考試方式進行遴選，能否有效篩選出優秀的管理人才？這一問題值得深入探討。

從國內MBA教育創辦之初至今，論文一直是培養環節的重要要求。盡管我國學位法目前已在嘗試用實踐性成果替代論文，但這一改革仍面臨諸多困擾。核心問題在于，現有導師群體及評審專家群體，其資質與專業學位的培養需求未必匹配，不少參與相關工作的仍是學術型導師，這給培養工作帶來了諸多現實難題。

相比較之下，境外大學的項目多是課程碩士，并不要求完成我們所說的大論文。大家知道，我國正在加大改革開放力度，中外合作辦學項目會越來越多。未來的MBA市場，勢必會發生重大變化。

因此，需要從學院層面、學科層面進行結構性調整。西安交大管理學院這幾年的調整，不只是在課程微觀層面，更多是在大的結構上發力。比如學生結構的優化，還有學科融合——像管理與工科的融合等等，我們在這些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我認為，管理學院和學科現在需要站在更高的高度，從結構性調整的角度去思考未來的發展。這就是我一直想表達的核心觀點。

Q:最后，對于有志于想投身到管理領域的學子們您有什么寄語嗎？

馮耕中：我特別想對大家說的是，思維決定高度，管理改變人生，希望我們的青年學子通過MBA的學習，能夠為社會做出更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