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諫和諷諫是問題的根本嗎？

古代大臣給皇帝提意見，有的直接提叫做直諫，甚至冒死諍諫，有的能成功，有的不能成功，甚至被皇帝忌憚，被貶官，還有的直接被殺頭。有的大臣善于委婉地諷諫，可以獲得皇帝的認可。那么直諫和諷諫是問題的根本嗎？

當然不是。在封建制度下，大臣要忠于皇帝，要做忠臣，而不做奸臣。他們還是書生時期，就讀儒家經典，要向圣賢靠攏，卻往往不能做圣賢。一旦他們做官之后，就要忠君愛國，本身思想受到限制，并不能責怪他們，因為他們受的教育就是封建式的教育，而不是社會主義的教育。他們希望遇到明君，因為明君可以知人善任，善于納諫，秉公執法，而他們正好可以在明君的庇護下，發揮自己的才能，要直接給皇帝提意見，而不會有什么避諱。可是歷史上的明君為數很少，并不是每個皇帝都是明君，昏君反而很多。善于直諫的大臣往往得不到好果子吃，很容易被皇帝貶官，有的甚至直接被殺頭。尤其是那些死諫之士，總是覺得可以給皇帝提意見，讓皇帝采納自己的意見，就可以安邦定國，其實他們自身有能力限制，提的意見不無偏頗，當然也有可能提了中肯的意見，皇帝需要采納。可是在皇帝的眼中，他們這種直諫方式就是“訕君賣直”，只是要批評或諷刺皇帝，進而提高自己的聲望，甚至要留名青史。皇帝不喜歡直諫的大臣，因為直諫有逼宮的嫌疑，逼迫皇帝采納大臣的意見，而皇帝是九五之尊，掌管天下的大權，哪里肯隨便采用一個大臣的建議呢？

即便到了宋代，有了議事大臣，皇帝也不會輕信一個議事大臣的建議，而是自己做決定。越是這樣，皇帝就越是驕縱，總是覺得自己的想法是對的，當然，也有可能組織智囊團，就是整個龐大的文官系統運轉起來，要給皇帝提一些意見，還要代替皇帝來管理天下大事。明朝的好幾個皇帝都有不上朝的經歷，萬歷皇帝二十幾年不上朝，朝廷內部的文官系統照樣運轉，只是國家逐漸走向衰敗。給皇帝提意見的大臣消失不見了，那么這個國家將會變得腐敗透頂，尤其是官僚系統，已經成了一缸黑醬，不見一些其他的顏色。初入官場的官員要把自己染成黑色，要服從官場的潛規則，才可以生存下去，不然就會被其他的官員排擠，甚至不被皇帝待見。更多的皇帝喜歡諷諫的方式，不管是喜歡東方朔的漢武帝，還是喜歡鄒忌的齊王，都喜歡諷諫的方式。似乎臣子委婉地提意見，或者巧妙譬喻，更適合皇帝的口味。皇帝有自己的威嚴，并不可能輕易采用一個臣子的意見，即便是議事大臣提意見，皇帝也不可能立刻肯定或否定，總是顯得很有城府的樣子，甚至要“研究一下再說”。其實皇帝很有可能是個草包，還不如議事大臣有才學，不如議事大臣能看到事情的真相。但皇帝要裝，要裝得很有城府，而且要總攬大局，其實他也拿不出什么意見。

不管是直諫還是諷諫，都是給皇帝提意見，其實這種提意見的方式沒有錯，錯的很可能是這種制度。在封建制度下，大臣要忠于皇帝，叫做“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事實上很多大臣并沒有完全忠于皇帝，而是為了顯示自己的地位，顯示自己的能耐，就要給皇帝提意見，而絕大多數大臣都不會給皇帝提意見，只要會喊“吾皇萬歲”就可以了，甚至報喜不報憂，把皇帝蒙在鼓里。歷史上的奸臣并不多，魏征遇到了從諫如流的唐太宗，才不會被斬首。而鄒忌諷齊王納諫，本身就有一些討巧的意味。到了現在，很多人主張“善諫而不肆”，要學習鄒忌委婉諷諫的方式，而不要學比干那種冒死諍諫。這種說法是錯誤的，把社會主義制度等同于封建制度，把剛直不阿，敢于對領導直言不諱的人定義為不識時務者，骨子里透著“唯權力馬首是瞻”的思想。現代社會講究民主和法治，不再像古代一樣，領導終身制，或者說老百姓希望出現明君英主，出現好官。應該健全社會主義制度，用制度來約束權力，最終要領導為老百姓服務，而不是為官僚系統服務。在封建專制制度下，出現昏君和奸臣是自然的，老百姓無力選擇。而在社會主義民主制度下，應該出現英明的領導人，出現為人民服務的官員。倘若忽視了民主，仍然搞古代官場運作那一套，官員拼命搜刮民間財富，行賄受賄，賣官鬻爵，用于官場運作，那么官僚體系就會出現問題，而且不具備自我凈化能力。

現在的領導人不再搞終身制，而是要采用選舉制。華盛頓打贏獨立戰爭以后，有人擁護他當君主，他當即拒絕。他反對保王黨，反對君主制，主張建立共和國，只當了兩屆總統，就下野還鄉了。他說：“自由國家的思想習慣，應該鼓勵領導政府的人謹慎從事，把自己限制在憲法規范內，避免在行使權力的時候，一個部門侵犯其他部門的權力。這種侵犯的意圖，將導致把一切部門的權力都集成為一個，成為一個專制政府。”他不參加第三屆總統競選，感到一個人如果長時間掌握最高權力，就會有濫用職權的趨勢。雖然資本主義民主有其虛偽性，但其三權分立，普選權、罷免權、不搞終身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是光輝的，即便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者和發展者，也要借鑒和采納。列寧說得好：“如果對偉大的資產階級革命者不抱至深的敬意，就不能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現在的社會已經進入了社會主義階段，沒有封建制的存在余地，可是很多人的思想仍然是封建性的，給領導提意見的時候，要用委婉的諷諫，領導能聽就算是明智，領導不聽，就不要再提了，卻不能認定為領導是昏君。甚至很多人都認為委婉地提意見無傷大雅，比直接提要好得多，其實仍然是封建思想在作怪。領導有毛病，就需要其他人提出來，沒有什么直見和諷諫之說，也沒必要逃避責任，更不要認為領導會打擊報復。倘若事實上給領導提意見的人遭到了領導的打擊報復，那么領導就真的成了封建官僚，成了濫用職權的人，卻無人能管，而整個官僚體制又不具備自我凈化能力，于是很多人就三緘其口了。

看來直諫和諷諫不是問題的根本，體制和制度才是問題的根本，要建立真正社會主義的民主制度，講究法治精神，而不要把精力集中在直諫或諷諫上面，以免再走封建主義的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