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潤：一張財富排行榜里的二十五年｜我們的四分之一世紀

經濟觀察報記者 鄭晨燁

編者按：2025年，經濟觀察報以“我們的四分之一世紀”為年終特刊主題，旨在通過數十位時代親歷者的故事，共繪一幅屬于這段歲月的集體記憶圖譜。

2025年12月9日，廈門。胡潤在電話那頭顯得有些匆忙，信號斷斷續續——他正在機場辦理登機手續，還有45分鐘，廣播就要催促這位55歲的英國人前往下一個城市。

25年來，這種在路上的狀態成了他的生活常態。

在這通被電流聲干擾的電話里，他試圖回溯1999年自己剛來到中國時的故事。那時他29歲，名字還叫Rupert Hoogewerf，是安達信會計師事務所的一名審計師，往返于倫敦和上海。

在上海，他利用業余時間翻閱報紙、上市公司年報和厚厚的企業黃頁，他問身邊的中國同事：“誰是中國最富有的人？”

沒有人能給他一個確切的名字。

那是中國經濟野蠻生長的年代，財富處于隱秘和不透明的狀態，沒有人統計，也沒有人愿意被統計。

出于好奇，他用最原始的查閱方式，制作了一份包含50人的中國富豪榜單，這或許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份聚焦于“當下”財富人群的排行榜。中信集團的奠基人榮毅仁在這份榜單中被排在了第一位。

他把這份榜單翻譯成英文，用傳真發給了《財富》、《商業周刊》和《福布斯》等商業刊物，最終，《福布斯》用3000美元買下了這份稿件，刊登在雜志上。

2025年10月，胡潤研究院發布了第27次“胡潤百富榜”，上榜門檻已經達到了50億元人民幣，名單上的人數也從最初的50人變成了1434人。

在剛剛過去的四分之一個世紀里，胡潤從一個旁觀者，變成了中國商業史的一個貼身觀察者。他記錄了中國財富的激蕩與流轉，也見證了“首富”這個詞，如何從一個燙手的標簽，變成一個行業的坐標。

2002年的胡潤

一個敏感的話題

1999年，當第一份榜單發布時，“財富”在中國的商業語境中是一個充滿張力的詞匯。

胡潤回憶，那個時候，企業家不僅對“錢”敏感，對學歷、居住地等個人信息都保持著高度警惕。

這種敏感并非毫無來由，在早期的榜單中，部分上榜者的結局加劇了這種恐懼，或者說，在千禧年初的商業環境中，低調是生存的本能。

在胡潤制作的1999年中國富豪榜中，排在第16位的牟其中，后來因南德集團信用證詐騙案入獄；在2001年的榜單中排名第二的楊斌、第三的仰融，隨后相繼因經濟犯罪接受調查或入獄；2004年登頂首富的黃光裕，也在幾年后身陷囹圄。

隨著這些名字的倒下，媒體和坊間開始將胡潤發布的富豪榜戲稱為“殺豬榜”。有傳聞稱，稅務部門會拿著榜單去查稅，公眾拿著榜單去獵奇，而上榜者則忙著給胡潤發律師函。

媒體和坊間開始將這份榜單戲稱為“殺豬榜”，有傳聞稱，稅務部門會拿著胡潤發布的榜單去查稅，公眾拿著榜單去獵奇，而上榜者則忙著給胡潤發律師函。

2005年，胡潤將太平洋建設的嚴介和排在榜單第二位，標注財富125億元。

此前，嚴介和在公眾視野中十分神秘，榜單發布后，嚴介和公開對媒體表示質疑，稱不知道數據從何而來。但后來，嚴介和又在不同場合承認，這是一次配合的“炒作”，目的是讓公司出名。

這是那個草莽時代特有的互動方式，沖突、試探、利用與被利用。

在與記者交流的過程中，胡潤用“敏感”這個詞來形容那段時期。

胡潤說，從1999年到2012年這十幾年間，宏觀環境的每一次關鍵轉折，都會讓企業家群體變得特別敏感，他印象最深的是2002年，當時很多企業家對未來看不清，唯一的選擇就是隱藏起來、低調下來。

2012年之后，胡潤觀察到，隨著中國資本市場制度的不斷完善，上市成為企業做大做強的必經之路。

“上市是一把雙刃劍。”胡潤說，它能帶來融資，能規范企業制度，但前提是必須披露股份信息。

當IT、互聯網、新能源等需要大規模融資的行業崛起時，企業家們發現，他們必須接受公眾的審視，必須將財富置于陽光之下。

馬化騰、張一鳴、雷軍等技術型創業者的出現，改變了富豪群體的畫像。他們不需要通過隱匿資產來獲得安全感，相反，透明的股權結構是他們獲取資本信任的基石。

但這種觀念的轉型并非一蹴而就。

胡潤提到，中國第一代企業家身上始終存在一種“矛盾”。一方面，他們為自己從數億人中脫穎而出感到自豪；另一方面，受傳統文化“財不外露”觀念的影響，他們又本能地抗拒張揚。

同樣，這種矛盾也體現在消費行為上。中國企業家群體是全球奢侈品市場的重要買家，他們購買勞斯萊斯、路易十三和頂級名表，但在公開場合，他們往往強調自己生活的簡樸。

胡潤始終堅持一個觀點：最偉大的財富是陽光下的財富。他認為，只有當財富能夠被公開討論、被合法記錄時，商業社會才算進入了成熟期。

25年來，這份“胡潤百富榜”榜單的意義，也逐漸從最初的獵奇，轉變為一份對中國民營經濟活力可量化的記錄。

哪怕到了2025年，說起“胡潤百富榜”，市場上依然會有爭議，依然會有討論，但恐慌已經退去。部分企業家們甚至開始習慣于用排名來衡量自己在行業中的坐標，甚至用它來作為企業實力的背書。

從1999年的50人，到2025年的1434人，這不僅是數字的增長，更見證了中國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歷程。

唯一的房地產商

除了對財富態度的轉變，榜單上名字的更替，也記錄了中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變化。

2014年的胡潤

在胡潤的記憶里，早年的“胡潤百富榜”幾乎就是房地產商的通訊錄，1999年第一份榜單中，50%的上榜者從事房地產相關行業。

那是中國城市化進程剛剛啟動的年代，住宅、辦公樓、商業廣場的需求井噴，土地紅利制造了最大規模的財富神話。

直到2018年，在胡潤百富榜的前100名中，房地產商依然占據了三分之一的席位，許家印、王健林、楊惠妍，這些名字輪流占據著榜首或前列的位置。

然而，到了2025年，在胡潤百富榜的前100名中，只剩下了一位房地產商，龍湖集團的吳亞軍，排名第99位。

曾經的首富許家印，因涉嫌違法犯罪被采取強制措施；王健林的財富在經歷了多輪資產出售后大幅縮水；碧桂園的楊惠妍家族也因行業調整而財富大降。

“早年中國需要城市化，需要更多的地方去辦公、去住，這個問題陸陸續續被解決了。”胡潤說。

舊的造富機器熄火了，新的引擎正在轟鳴。

2025年的胡潤百富榜中，工業產品行業以16.5%的占比穩居上榜人數榜首，緊隨其后的是消費品和生命健康行業。

占據榜單頭部的名字也換了一撥人。

71歲的鐘睒睒以5300億元第四次成為中國首富，他賣水，也賣茶飲。農夫山泉在包裝飲用水領域的市場占有率第一，而其推出的無糖茶飲“東方樹葉”在近年來獲得了爆發式增長。

排在第二位的是42歲的張一鳴，財富4700億元；第三位是54歲的馬化騰，財富4650億元；第五位是56歲的雷軍，財富3260億元。

盡管外界習慣將胡潤的榜單稱為“富豪榜”，但胡潤在與記者的交流中特意糾正了這個說法。

他說自己其實并不喜歡“富豪”這兩個字，因為這聽起來“只是錢多”，卻忽略了財富背后的價值，他更愿意將這群人稱為“超級財富創造者”或是“超級企業家”。

他認為，盡管宏觀經濟面臨挑戰，但過去的二十五年，是中國歷史上財富積累速度最快、規模最大的時期，區別于靠土地升值積累財富的模式，眼下，新一代富豪的財富更多來自技術突破和全球市場。

寧德時代的曾毓群（3300億元，第四名）靠動力電池拿下了全球市場；小米的雷軍靠智能手機和新能源汽車實現了財富增長1960億元，成為2025年財富增長最多的企業家。

胡潤特別談到了“新質生產力”在2025年“胡潤百富榜”中的崛起。

尤其是在生物醫藥領域，翰森制藥的鐘慧娟、百利天恒的朱義，因為在創新藥研發上的突破，財富增長顯著；在算力賽道，寒武紀的陳天石財富增長了近1500億元，進入榜單前20名。

胡潤坦言，他對生物醫藥領域的增長感到意外，深入研究后才發現，自己此前低估了中國藥企的研發能力。

這些數據描繪了中國經濟的一條清晰曲線，資本正在從房地產中撤離，流向芯片、電池、機器人和創新藥。

在觀察這群掌控著巨大財富的人時，胡潤發現了一個中國特有的現象——他們是全球最愛“讀書”的富豪群體。在歐美或印度，企業家成功后很少會回到學校。但在中國，功成名就的企業家去讀EMBA、CEO班甚至DBA（工商管理博士）是一種常態，他們甚至不只讀一個，往往會讀很多個。

胡潤認為，這不僅是為了獲取知識，更是為了在新的商業環境中重建人脈圈層。

第一代企業家很多學歷不高，他們通過后天的學習來彌補短板；而新一代創業者，如寒武紀的陳天石、米哈游的蔡浩宇，本身就是學霸出身。

當然也有反例。霸王茶姬的創始人張俊杰，10歲父母去世，流浪7年，18歲才開始學寫字，22歲創業，如今以135億元的財富上榜。

這種草根逆襲的故事，給胡潤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反復強調自己實在想象不到張俊杰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并在最后取得成功的。

膽子再大一點

2025年10月，胡潤接到了印度辦公室總經理的電話，對方語氣急切，請求胡潤幫忙在中國買一個叫“Labubu”的玩偶。

這位印度總經理告訴胡潤，他10歲的女兒過生日，點名只要這個禮物。

在印度，雖然還沒有泡泡瑪特的門店，但孩子們通過社交媒體已經認識了這個長著尖牙的IP形象。

這個細節讓胡潤意識到，中國企業的出海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在海爾、聯想的時代，中國企業出海更多是依靠并購，買下國外的品牌和渠道。而現在，TikTok、Shein（希音）、Insta360（影石創新）、大疆，以及泡泡瑪特，正在用自己的品牌和產品直接占領全球年輕人的心智。

榜單顯示，2025年上榜企業家中，有三分之一涉足出口業務。Shein的許仰天、影石創新的劉靖康，這些80后、90后創業者，從創業第一天起，瞄準的就是全球市場。

“他們不需要像上一代那樣去適應全球化，他們本身就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胡潤說。

2025年的胡潤

在全球化的同時，中國民營企業也迎來了大規模的代際傳承。

娃哈哈的宗慶后去世后，女兒宗馥莉接手了這家龐大的飲料帝國；天合光能董事長高紀凡的女兒高海純也開始走向臺前。

外界普遍質疑二代能否接得住一代手中復雜的政商關系。

胡潤對此持樂觀態度，他認為，二代從小目睹父母的辛勞，對企業價值觀有天然的認同，他們大部分也通過商學院建立了自己的朋友圈，父輩的人脈也會通過某種形式傳承。

胡潤還講了一個故事。他的一位朋友，28歲接班，管理著一家擁有1.3萬名員工的企業，接班后，這位二代發現，父親最信任的一位高管，多年來一直在欺騙公司。這位年輕的接班人必須做出的第一個重大決策，就是“干掉”這位父親的老部下。

“這對二代的成長很有幫助，但也挺可憐的。”胡潤說。接班不是坐享其成，而是另一種形式的創業，他們要解決的是父輩留下的管理黑洞和制度漏洞。

在采訪的最后，話題回到了胡潤自己身上。

1997年，在安達信工作的他，決定給自己另起一個中文名。他原本的名字叫“胡儒沛”，取自“儒家”的“儒”。印名片時，他覺得這個名字筆畫太多，太傳統。

他問印名片的工作人員：“現在流行兩個字還是三個字？”對方說流行兩個字。

他翻開字典，找到了“潤”字。發音和他的英文名Rupert相似，寓意也好，后來，一位朋友告訴他，山西有一位財神也叫“胡潤”，他出身貧寒，偶得元寶致富后，修橋鋪路、造福鄉里，被尊為“元寶財神”。

胡潤覺得這個巧合很有趣，他做富豪榜，也是在挖掘商業世界的“元寶”。

那么，如果能穿越回1999年，會對那個29歲的自己說什么？

當記者問到上述問題時，胡潤不假思索地回答：“膽子大一點。”

他承認自己骨子里是一個保守的人，在富豪榜影響力最大的那些年，曾有朋友問他，如果給他1000萬元，他會怎么用？胡潤當時的回答是：“我不知道怎么用。”

他坦言，當時不知道該怎么把這筆錢花在生意上。“如果那時候膽子大一點，說不定我自己早就上榜了。”他笑著說。

機場的廣播響了，胡潤匆匆掛斷了電話。他要去趕下一趟航班，而在他身后的這四分之一個世紀里，那張榜單上的名字換了一撥又一撥。

有人在獄中，有人在海外，有人在病榻，更多的人依然在會議室、在工廠、在去往機場的路上……

（作者 鄭晨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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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晨燁

深圳采訪部記者 關注新能源、半導體、智能汽車等新產業領域，有線索歡迎聯系：zhengchenye@eeo.com.cn，微信：zcy096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