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偉大的中國人，居然是他？

誰是歷史上最偉大的中國人？

這問題的答案，千人千面

如果讓李碩回答，我猜他很可能選周公

李碩在3年前出版的現象級史學著作《翦商》中指出，周公通過“制禮作樂”的系統性改造，終結了殷商神權暴力祭祀傳統，奠定了以德政禮法為核心的華夏倫理政治秩序

他是歷史敘述的塑造者、文明轉型的工程師、政治體系的構建者，華夏文明或中華（漢）傳統文化的根基，濫觴于周公

想聊這個大眾鮮有關注的上古史學問題，還是因很多國人對俄烏戰爭、中日關系、潛在臺海沖突的看法，以及最近很火的充斥大漢族主義暴論的“1644史觀”，都和我一直推崇的普世價值內核沖突

把自由、平等、民主、人權之類的普世價值合一起，看一種思想是進步or退步，關鍵在于是否符合文明

現代漢語“文明”是古詞新用，明治維新時日本學者選用漢語古典詞“文明”對譯“civilization”

civilization源于拉丁語civis（公民），指城市化、社會開化的進步狀態

文明對應的是野蠻，不講道理，誰胳膊粗聽誰的，直接用暴力解決矛盾，獲取資源

后來又將其內核拓展，亂穿馬路、隨地吐痰、出口成臟也被視為不文明現象

整個人類歷史，就是從野蠻逐漸走向文明的過程

3000年前的上古時代，人類文明還處于小范圍零星分布狀態，文明底色還很不扎實，表現在很多統治者殘暴嗜血，視人命為草芥

同時，為洗腦民眾，維護統治，統治者有將自己和王族神圣化的沖動，最典型的就是古埃及

殷商也一樣

天壇祈年殿中央的牌子上寫著“皇天上帝”，把God翻譯成“上帝”就從這來的，后來被一些基督徒拿來論證中國人自古信上帝，就有點扯了

殷商信仰的并非獨一神，而是三個層次的神祇

最上層的“帝”或“上帝”是至高無上的主宰神，控制自然力量、戰爭勝負和王朝命運，但不直接享受祭祀，而是通過次一級的祖先神間接溝通

有點類似天主教的圣母，王室祖先死后會陪在上帝身邊，同樣擁有神力，可向上帝轉達祈求

最下層的是日月風雨雷電山河土地等自然神，這些神靈直接影響農業生產，商人通過定向祭祀祈求農業豐收

出土的甲骨文大多記載的是占卜與祭祀，說明殷商時期的宗教和上古時代其他文明差不多，也是一種很原始的巫術，類似薩滿教，今天在神道教和藏傳佛教中依然能看到原始薩滿的影子

商王經常將戰俘（如羌人）作為祭品殺掉，或在王室成員死后將其奴隸或親信處死陪葬，以供神靈和祖先在另一個世界享用

用現代人眼光看，如此殘忍，何不反抗？

因為洗腦太深

商王既是世俗的最高統治者，也是最神圣的大祭司，壟斷了與祖先/上帝溝通的權力，殷商也是類似中世紀歐洲和今天伊朗的政教合一的神權國家

殷商從建立伊始，就有意識把人祭作為維持血腥恐怖統治的重要手段，既把王室神圣化，又起到恐嚇民眾的作用

而《翦商》則將祭祀環節中的人祭拔高到整個殷商信仰乃至政治體系的核心

其他上古文明多少也有類似的人祭現象

比如商周之際崛起于兩河流域的亞述帝國，被認為是 史上第一個跨民族統治的大帝國，以極端的戰爭暴力和殘酷屠殺著稱，因為他們認為戰爭是祭祀戰神阿舒爾的方式

中美洲獨立發展的古印第安文明更像，最早是同樣商周之際誕生的奧爾梅克，并被后來的瑪雅、阿茲特克傳承，也擁有發達的歷法、精美的玉器，以及令人毛骨悚然的人祭制度，甚至還有被視為“純凈”的嬰兒祭祀，因為神靈的力量需要定期用“生命能量”滋養，否則宇宙會失衡、太陽將不再升起

雖然上古文明各有文化獨創性，但大多存在宗教神秘主義和暴力人祭現象，像米諾斯和邁錫尼文明時代的古希臘那樣鮮有人祭發現的，反是異類

原因可從馬克思的階級分化理論展開，也可從古人對無法理解的自然現象和對死亡的恐懼入手，也可能出于戰爭或減少人口壓力的需要，這不重要

我想說的是，用中國處于半封閉環境的地理決定論來解釋獨特的大統一帝國能邏輯自洽，但那是后話，青銅時代的古中國文明，并不具有超越時代的獨特性

文明早晚要前進，人祭這種野蠻現象終究會被歷史淘汰

世界范圍看，第一個轉折點出現在公元前6世紀的所謂“軸心時代”，孔子、老子、釋迦摩尼、筏馱摩那、瑣羅亞斯德和古希臘先賢集體閃亮登場，他們的理論將人類文明大幅推進，是第一次思想大革命

細分看，不同文明進步的方式，又截然不同

古埃及早期也有陪葬人祭現象，后期逐漸廢除，轉為更實用主義的仆從雕像陪葬

就在殷商鼎盛時期，埃及出現了史上最富爭議的法老——阿肯那頓

他老婆是被譽為古埃及第一美人的內費爾提提，她那尊著名的彩色半身像現藏于柏林新博物館，嚴禁近距離拍照

他死后繼位的兒子叫圖坦卡門，名氣更大，因為他的陵墓是唯一保存完好的法老陵墓，尤其是那具存放于埃及博物館，壓根不讓拍照的黃金面具

圖坦卡門墓能被長期掩蓋不被盜，正因為后世法老想消除他父親 阿肯那頓激烈的宗教改革痕跡

原始人類有一種多神崇拜本能，只要神祇們各司其職，祭司和神婆就能名 正言順把祭祀活動搞復雜，讓自己顯得更專業，油水也更多

久而久之，祭司集團就會成為一股尾大不掉的政治力量， 阿肯那頓想奪權，與利益集團一刀兩斷，就得釜底抽薪，廢除傳統的多神崇拜，獨尊太陽神阿頓，并 取消祭司作為神人溝通的中介職能，宣稱只有自己和王后才真正了解阿頓的神諭

太陽神的形象也不再是之前拉或阿蒙神那種 人身動物首，而是簡單的太陽圓盤

可惜這種更抽象而普世的一神教改革過于超前，失去權力和財富的祭祀和官僚集團集體抵制，看不懂的老百姓也不擁護，導致阿肯那頓死后改革迅速流產

阿肯那頓死后半個世紀，古埃及迎來了第十九王朝的第三位法老，大名鼎鼎的“埃及乾隆”—— 拉美西斯二世

主流學界認為摩西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就發生在這一時期

摩西的宗教改革同樣指向一神教，但不同于 阿肯那頓依靠王權強行改革，摩西采用了獨一神與以色列民立約的獨特方式，成功建立整個民族傳承至今的文化內核——猶太教

還是以人祭為例

古代以色列人所生活的閃族文化圈充斥人祭現象，用于 取悅神靈、求福避災

這里說的“神”，圣經里也多次提到過，比如巴力和摩洛

但摩西五經中多次譴責人祭為“可憎之事”，視其為巴力崇拜的標志，后世先知耶利米等也發表過類似言論

最知名的還是亞伯拉罕獻以撒的故事，說明亞伯拉罕時代的迦南的確有獻祭兒童的宗教傳統，但上帝只想test亞伯拉罕的信心，并在下刀時明確喊停，最后以公羊替代

通過這次test的亞伯拉罕得到上帝的喜悅，被賜福為“萬國之父”，也就是今天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的共祖

這種來源于不可撤銷/修改的人神立約的全新一神教，暗藏了今天所說的普世價值的種子

比如強調順服、和平、憐憫和仁慈，這就站在了野蠻殘暴的對立面

耶穌說神愛世人，以致于送我來做你們的替罪羔羊，我內心柔和謙卑，愿你們平安

穆罕默德說真主是 至仁至慈的主，伊斯蘭本意就是和平，目標是實現內心的平安、社會的安定及后世的救贖

所謂亞伯拉罕三教同體異支，就這么來的

再如上帝面前沒人有特殊性，哪怕國王犯錯，上帝一樣懲罰（無論大衛王、所羅門王還是后續北以色列/猶大國的王），沒人能超越神所定律法的約束

發展到后來，才有了獨立宣言里的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和今天說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還有對社會正義的樸實追求

摩西律法中包含了大量關于保護窮人、孤兒、寡婦和外邦寄居者的條款， 甚至還規定“十一奉獻”（拿出收入1/10）中的一部分，給需要幫助弱勢群體

“ 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

后來耶穌和穆罕默德，雖身份地位和行事風格不同，但都喜歡和備受欺凌最卑微的社會邊緣人打成一片

要知道，當時全世界都處于奴隸社會，這種對正義的追求，遠超時代

摩西時代距離軸心時代還有700年，摩西偉大的宗教改革帶領以色列人率先躍入下一階段文明

注意，我這不是在傳教，只是客觀描述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各宗教起到的客觀作用

以色列人原創的一神教的確比當時全世界普遍信奉的多神教更高級、更普世、更經得起邏輯推敲，但依然是“神本位”

而神日常不會出來說話，神諭解釋權甚至連知識本身都被祭司集團壟斷，絕對權力必然導致絕對腐敗，當然這是后話了

摩西的時代，中國也正站在分水嶺上，那就是《翦商》的副標題——殷周之變與華夏新生

上面說的這神那神的，今天多數中國讀者會感到陌生，就因為3000年前周人成功推翻殷商殘暴統治后，周公不像摩西把原先商人信的殘暴的多神教轉變為更仁慈的一神教，而是徹底“去宗教化”

商人的祭祀不具有道德審判功能，更接近單純的交易性質，神靈不會因獻祭者品德好壞而降福/降災，只根據祭祀是否虔誠周到決定

周公覺得這套理論不好，會讓權力不受約束的統治者對濫殺無辜毫無敬畏之心，應該反過來，祭祀重要的不再是祭品，而是統治者自身的德行操守，你按上帝要求好好治國，就賜福于你，反之，不行仁政反施暴政，上帝就降禍于你

所謂“上帝使其滅亡，必先使其瘋狂”

問題是，此前殷商對超自然的最高主宰已用了“帝”或“上帝”的概念，如果180度強行改變“上帝”形象，類似阿肯那頓的宗教改革，百姓不易接受，容易流產，所以周公索性放棄“帝”的概念，改用今天中國人更熟悉的也更抽象的另一個概念——

“天”或“老天爺”

由此，周公提出了他的核心理論：天命靡常，惟德是輔

政權合法性來源于“天命”，周王又稱“天子”，但天命隨時可能轉移，是否轉移的依據來自統治者自身德行，德行敗壞，政權就會被推翻（德不配位）

如果天不下雨，莊稼歉收，不是獻祭不夠誠懇，祭品不夠豐盛，而是統治者自己德行出了問題，你得反思、懺悔、餓肚子，祈求上天寬恕

所以周公把商的末代君王帝辛（殷壽）描繪成十惡不赦、荒淫無道的暴君，什么酒池肉林、炮烙之刑的罪名全按他頭上，還給他封了“紂王”這個帶有強烈貶義的名號

但事實上，帝辛文武雙全，聰慧過人，為了進一步削弱神權和舊貴族的勢力，加強中央王權，他也在做類似阿肯那頓的改革，引起商朝內部貴族強烈不滿，嚴重動搖了統治根基

而牧野之戰的失敗，更多是軍事戰略失誤的結果，并非個人昏庸

當時主力精銳正在山東蘇北一帶平定東夷，來不及回師，臨時湊的奴隸部隊心懷怨恨，陣前倒戈，才導致商周之變

相反，對周文王周武王的描繪則極盡褒獎

相應的，商王朝之前還得有個夏王朝，同樣因末代君主夏桀殘暴無德，才被有德之君商湯取代

這叫“天道”

如此一來，這套天人感應的歷史敘事就能邏輯自洽，令人信服

按照《翦商》推論，為徹底改造華夏文明基因，周公還有意識銷毀了商代人祭的文字記錄，既避免后人懷疑自創的全新敘事，更不讓后代統治者知道治國原來還能玩這么“花”…

統治者身份從“鬼神代言人”轉變為“道德示范員”，即用道德禮法取代宗教信仰后，華夏文明開啟了比以色列更進一步的早熟之路——從神本位轉向人本位！

為配合統治思想重大轉型，還用政治上的分封制、經濟上的井田制、社會上的宗法制和儀式上的禮樂制進行配套

老百姓不再那么關心鬼神之事，自然把更多精力花在世俗上

這才有了后來孔子說的“敬鬼神而遠之”，才有了孟子說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戰國亂世禮樂崩壞，儒家沒市場，不講仁義道德、統治手法殘暴的法家思想最終幫始皇一統天下，但沒法和周公以降傳承千年的文化相抗衡，最終兜兜轉轉，還是在武帝時重新獨尊儒術

到了再次禮崩樂壞的魏晉南北朝，滿口仁義道德的儒家又不好使了，主打躺平無為的道家和佛家趁機崛起

經唐宋流變，最終在南宋形成以儒家為核心，三教合一，并在元明清一脈相承的所謂“中國傳統文化”

夏商周被統稱為“古三代”，在“夏商與西周，東周分兩段”的順口溜里，被后世國人普遍認為類似元明清一脈相承的王朝

其實這段歷史跨越一千多年，三者性質迥異

夏是非典型的部落聯盟，“公天下”向“家天下”的過渡期，統治合法性源自英雄的余威（禹的功績），所以夏王更像“盟主”，但對周邊部落的控制力很有限

商是典型的部落國家，極度迷信+恐怖的神本位文明，商王壟斷與神對話的權力，統治合法性源自鬼神的授權

周是天下一家的封建國家（宗法制家族國家），崇尚禮樂道德的人本位文明

商周之變，絕不是簡單的王朝更迭，更非一脈相承，而是華夏文明徹底的斷骨再造，具有很強的歷史偶然性

正因周公建的這套文化內核叫“輕鬼神，重道德”，等級森嚴但又蘊含溫情，崇尚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忠孝廉恥勇的價值觀，使中國人形成了溫潤順從的民族性格

一方面利于皇權維護統治，另一方面也減少社會內部摩擦，使文明在面對自然災害和外敵侵入時，展現出強大的凝聚力、可塑性和同化能力

后來邏輯更嚴謹、組織更嚴密的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傳入時，雖然我們本土的道教理論混亂，不是對手，但也沒被完全同化，也不像印度那樣，整個文明被伊斯蘭教徹底撕裂，內斗不止

若沒有3000年前周公苦心孤詣的“蒙騙式”改革，讓全民族集體患上“失憶癥”，以“禮樂”代“血祭”，把祭祀從討好鬼神的交換方式變成懷念祖宗的倫理儀式，我們引以為傲的這套華夏傳統價值觀還會否存在，難說嘞~

因為3000年前的奧爾梅克文化中的人祭傳統一直延續到幾百年前的瑪雅/阿茲特克時代，沒有人為刻意阻斷的話，這種剝皮獻祭的殘忍習俗就能一直延續下去，直到西班牙殖民者入侵才被強行切斷

華夏文明的幸運在于，3000年前，一個叫周公的人，早早把我們從這種恐怖循環中解救了出來！

3000年前，在東方和西方，周公和摩西幾乎同時開啟了遠超時代的思想大革命，使華夏文明和以色列文明，長期成為獨步天下的兩大特質文明

但到近代，兩種文明對人類進步的貢獻，卻大相徑庭
一神教上帝信仰，長期剝奪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經歷漫長黑暗的中世紀后，終于由文藝復興吹響了人本位重新崛起的號角，經宗教改革淬煉，最終在18世紀啟蒙運動的第二次思想大革命中，完成現代意義上普世價值的構建
周公改革雖讓華夏文明成為唯一沒被原始教條鎖死的上古文明，我們不再恐懼“反復無常的神”，也無需擔心“說一不二的神”，敬畏對象變成“內心的德”
但內心良知的約束力顯然不如那威嚴可怕的神
西方人的道德感源自上帝審判，我行善是給上帝看，違背道德就是背叛真理
中國人（包括日韓）的道德感源自恥感文化，我行善是為做個體面人，不違背道德是不想在鄉里鄉親面前丟臉
所以國人的道德約束更易在熟人社會的交往中發揮作用，所謂死要面子活受罪，我得在人面前體現出謙謙君子的模樣
但如果身邊都是陌生人，不會影響對我的道德評價呢？
那做不文明行為的道德壓力就會小很多
網絡更是隱名的公共空間，所以噴子特別多，但兩個噴子一旦線下經第三方朋友介紹見面了，那三觀再不合也不會馬上對噴，所謂見面三分情，伸手無打笑臉人
可見，中國人重“私德”，輕“公德”
更可怕的是，一個人的時候，能否守住道德底線（慎獨）？
王陽明說“此心光明，亦復何言？”
問題是沒有全知全能永生神7*24小時無死角全天候監控和生前死后各種報應等著，幾人能做到一輩子光明磊落？
這也導致國人習慣結果導向，以成敗論英雄，所以為達目的，可以不擇手段，但這一切只能做，不能說，一個眼神你懂的~
所謂“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但天地就算知道又如何？
進而形成性格上的虛偽：用滿口仁義道德換來好名聲，同時又包裹內心真實欲望——金錢、美女、權力……
即“偽君子”
同時，儒家鼓勵精英把時間精力都花在研讀圣賢書上，因為古人早建立了一套完美社會的理論體系，只要認真研讀，就能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久而久之，所有精英都把科舉當官作為最高人生目標，不忘初心的還能追求“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遠大理想，只要世俗成功與享樂的，就整天夢想升官發財死老婆，那當官的能不貪嗎？
于是文明越來越趨向保守，對未知世界探索欲越來越小，對顛覆性事物和觀念的警惕心和排斥感越來越強
這種情況在安史之亂后越發明顯，到崖山之后積重難返
沈括這樣的天才只有政治生命終結，被貶謫軟禁，萬念俱灰，沒人能說話，閑得發慌才想起寫《夢溪筆談》，而他人生最快樂的時光是作為王安石左右手往死里整蘇東坡的光輝歲月……
到了明代，海瑞這種“不懂人情世故”的清官，反而像“活化石”，成了官官避之不及的異類
這種社會環境，怎么可能產生科學革命？ 禮樂制度帶來了社會安定，人人“腳踏實地”，也嚴重削弱了創新土壤，不再“仰望心空”

還有，道德是一種能定性難定量的人際交往準則，有些復雜的尖銳矛盾，光靠道德說教無法解決

但以和諧為最高目標的禮樂文明，習慣傾向掩蓋深層矛盾，用和稀泥的方式形成表面和解

有矛盾也別一堆人舉牌子擋路上大呼小叫，影響多不好，你可以打12345投訴呀，放心，民有所呼，我有所應，我們一定會給你回復，哪怕很無厘頭的投訴事由都要想方設法幫助解決~

而現代契約文明則更傾向就事論事，直面沖突、剖析本質，直到博弈出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能定量分析的解決方案

如果深層次矛盾長期在地下累積，最終只能以極具破壞性的方式（如王朝更替）集中爆發

傳統中國道德約束手段遇到了新問題，西方也一樣

因為進入現代社會，越來越多西方人不信上帝了

不信有上帝隨時看你有沒有做壞事，也不怕死后審判，如何約束人不作惡呢？

這也是我在修訂《謙卑識真理》第四章《信仰危機》時修不下去的主要原因

15年前我認為人類社會核心問題在于信仰危機

但有些次級危機，如生態危機，在國人信仰未發生重大轉變的情況下，單靠政府強力施政，就得到很大程度緩解

更要命的是，我開出的社會問題終極解藥：全民重建信仰，根本不可能實現

過去30年，全球宗教信仰變化呈現兩大趨勢

一是“南升北降”

窮國信宗教的人越來越多，特別是撒哈拉以南非洲信基督教的快速增長

但發達國家快速世俗化，有宗教信仰的人越來越少

二是伊斯蘭教與無特定宗教信仰者（包括無神論、不可知論）雙增長

前者主要靠高生育率代際傳承，后者則走出中國（過去認為無神論者絕大多數在大陸），在全球發達國家大幅增長

但由于無神論者和低生育率人群高度重合，信仰難以代際傳承，長期看，穆斯林絕對占比會更高

現代社會，信仰越來越退出公共事務，成為非常私人的選擇（除了某些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國家，那是另一個棘手問題，此處不展開）

所以摩西開拓的信仰之路，如今更適合作為內生動力，用來“慎獨”，防范他人看不見，法律也無法觸及的內心深處的“隱蔽之惡”

周公開啟的教化之路，更適合作為人際協作的社會規范，讓不同背景的人在沒有三觀共識的情況下，依然能和平共處，減少不必要的內耗摩擦
我寫這篇文章，同樣有這個目的
但如果一個人既沒內在信仰約束，又不要臉，完全不在乎別人的道德批評呢？
所以現代社會，不管以色列那套傳統信仰約束還是中國傳統道德倫理教化，亦或其他古文明傳統精華，都只能做補充
現代社會的基石，還是普世價值
比如健全憲政民主共和制度，進一步完善法治，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不選擇性執法，利用童叟無欺的明規則，建立契約社會，約束每個人的作惡沖動
在不違法的領域，則充分保障每一個人的自由
再如AI時代，度讓一部分公民隱私權，通過大數據等技術手段強化監控，進一步壓縮“隱蔽之惡”不被發現的空間
不可能讓每個人都信仰上帝，也不可能要求每個人都是道德圣人，唯有形成對普世價值的共識，才能確保沒有任何人能像古代暴君，隨意踐踏他人的生命與尊嚴

這是人類從野蠻走向文明的必經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