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初永城武裝蜂起，因為他的出色工作，很多武裝才走上抗日正途

會議傳達了5月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和8月政治局洛川會議精神，分析了蘇魯豫皖邊區的政治形勢，根據毛澤東關于“抓緊時機在各方面作好準備”的指示，作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組織各種抗日力量，團結廣大人民群眾與國民黨片面抗戰路線作斗爭，使已經發動起來的抗日戰爭發展成為全民族抗戰，爭取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的決議，要求各級黨組織大力開辦不同形式的訓練班，為抗日救亡運動培訓千千萬萬的領導干部和骨干分子。

會后，劉屏江即返回永城，聯絡黨員，著手恢復黨的組織。

11月，在縣城東關王卓然家召開了黨員代表會議。劉屏江在會上傳達了中共蘇魯豫皖特委黃口擴大會議精神，決定成立中共永城縣工作委員會，劉屏江被推舉為工委書記，盛稅堂、王更生為組織委員，王卓然、陳建平為宣傳委員。

工委決定，在永城著手恢復黨的組織，對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時期的黨員重新登記，而后逐一審查批準。會議作出了“發動群眾，開展反霸斗爭；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開展抗日救亡運動；開辦抗日救亡訓練班，培訓抗日救亡運動領導骨干；充分利用國共合作的關系，公開地領導抗日救亡工作”等決議。

會后，劉屏江赴徐州向蘇魯豫皖特委匯報，得到特委的批準。

11月29日，永城縣民眾抗日救亡運動動員委員會成立，抗日縣長魯雨亭任主任委員，中學校長丁振東任副主任委員，劉屏江等工委成員皆被選為委員。

1938年2月4日，中共永城縣工委以縣動委會的名義開辦了永城縣抗日青年集訓班，參加的有青年學生、小學教員和社會進步青年等約500余人。集訓10天即分配到各區鄉開展抗日救亡工作。

緊接著又以縣城中學學生和集訓班中的積極分子為基礎，開辦有180余人參加的抗日青年訓練班。劉屏江、王卓然、陳建平均在青訓班任教，講授《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和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的《戰時七項禁令》等。

軍事教官由國民黨永城縣保安大隊副郭鳴堂擔任。此人系國民黨CC派分子，思想反動，仍大講“攘外必先安內”等反動內容。劉屏江、王卓然、陳建平等便在青訓班中發動學員驅逐郭鳴堂，把“打倒破壞抗日分子郭鳴堂”、“驅逐郭鳴堂出永城”等標語貼到縣政府和縣大隊門前。

劉屏江親自找到縣長魯雨亭，堅決要求撤換郭鳴堂：“此人不去，青訓班無法繼續開辦，永城抗日之局面亦難于打開?！濒斢晖ぢ爮乃囊庖?，以郭鳴堂“破壞抗日，破壞國共合作”為名，上報李宗仁將其撤職。

根據抗日救亡工作需要和中共蘇魯豫皖特委指示，劉屏江和王更生向縣長魯雨亭提出以青訓班學員為基礎，吸收社會進步青年和小學教員，按照永城區劃成立5個工作團，由動委會領導分赴各區開展抗日救亡運動，讓學員在實際工作中學習鍛煉的建議，得到了魯雨亭的贊同。

工作團在鄉下召集群眾開會演講，宣傳抗日救亡的道理，張貼標語，畫漫畫，演抗日劇《放下你的鞭子》，教唱抗日歌曲《抗日進行曲》、《大刀進行曲》、《游擊隊歌》和《五月的鮮花》等，組織抗日聯莊會，號召群眾有錢出錢，有槍出槍，有人出人；反對土豪劣紳、惡霸，對派款貪污嚴重的聯保主任和保長，發動群眾清賬斗爭，揭發批判，改造或撤換。

工作團在鄉下一個多月，全縣約500名保長竟被撤換改選掉300多名。永城縣的抗日救亡運動，開展得如火如荼，轟轟烈烈。

永城的抗日工作，引起了一些頑固分子的反對。國民黨永城縣黨部書記長CC分子趙鐵卿，勾結地方反動勢力侯海若、蔡紫巖、王鳴岐、郭鳴堂等，造謠中傷，惡毒攻擊工作團在鄉下宣傳抗日是搞“赤化運動”；改選保長，打擊惡霸是胡作非為，無法無天。遂聯合上告到國民黨商丘第二督察專員公署和河南省黨部。省黨部責令魯雨亭“克日解散工作團，解散動委會”。

面對反動勢力的猖狂進攻，劉屏江和王卓然親自到商丘第二督察專員公署交涉，責問：“為什么取消抗日工作團？抗日何罪？反霸何罪？”要求保留抗日工作團。商丘專署未予應允。劉屏江非常氣憤，指責這是“破壞抗日，破壞國共合作，公然違背蔣委員長的訓令”的犯罪行為。

回到永城后，劉屏江等不但沒有解散工作團，反而把工作團員全部召集到縣城，決定利用李宗仁與河南省政府的矛盾，直接找李宗仁交涉。

在孔廟前的集會上，劉屏江動員說“國難當頭，抗日無罪。我們要堅持抗戰，決不做亡國奴，堅決反對破壞抗日的一切言行，決不解散工作團！”國民黨省黨部的決定激起了同學們的怒火，一致表示“堅決抗戰到底”，“決不解散工作團！”

隨后，劉屏江、王卓然、王更生、陳建平等帶領100多名學員，打著“永城縣抗日救亡學生隊請愿團”的大旗，徒步集體奔赴徐州第五戰區總動委會請愿。

一到徐州，劉屏江、王更生等便找到第五戰區司令長官部高級參議兼總動委會秘書長劉漢川，匯報了永城縣抗日救亡運動開展的情況，及地方頑固勢力破壞抗日、抵制李宗仁司令長官的《戰時七項禁令》等種種言行。

劉漢川代表第五戰區總動委會和司令長官李宗仁對永城縣動委會和抗日工作團的工作表示滿意和支持，并親自接見了請愿隊伍，轉交了李宗仁給縣長魯雨亭的專函。請愿斗爭取得了勝利。

工作團接管區鄉政權后，深入開展抗日救亡宣傳工作，公開宣傳共產黨員的抗日主張；打擊不法的土豪劣紳，反對任何破壞抗日的言行，調查人口，登記槍支，擴大抗日聯防自衛隊，組織區鄉動委會和修筑國防公路等。

永城縣的抗日救亡運動，在中共永城縣工委的領導下，得到蓬勃發展，為抗日民主根據地的建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938年5月12日，永城淪入日軍之手。劉屏江等工委成員轉移到鄉下繼續領導抗日救亡工作。

19日，日軍攻陷徐州。國民黨軍隊從徐州前線撤往后方，途經蕭縣、永城、宿西、夏東、碭南，沿途丟下大批槍支彈藥，散兵游勇到處亂竄。加之日偽軍在永城城鄉燒殺搶掠奸淫，人民跑反，流離失所，無家可歸，永城一帶處于無政府的混亂狀態。

淪陷后的永城人民，紛紛自發抗擊日本侵略者。很多人以淪陷前的抗日聯防自衛隊為基礎，聚眾招兵，扯旗抗日，打擊日偽軍。一時間，永城各地群眾性的抗日武裝蜂起，或曰抗日游擊隊，或曰抗日自衛隊，或曰抗日人民軍，名目繁多。

這些隊伍興起迅速，發展較快，且成份復雜，號令不一，紀律渙散。因之，群眾稱之為“雜八隊”、“呼隆隊”。他們雖然打著抗日旗號，但并沒有得到正規的訓練和引導，還有一些被反動勢力所控制，各霸一方，各行其事，互相爭斗，因而抗日不足，擾民有余。

為了引導這些群眾抗日武裝走抗日道路，劉屏江和盛稅堂、王卓然、陳建平等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們奔走于各“雜八隊”之間，宣傳抗日救國、保家安民的道理，教育“雜八隊”不做漢奸，不當亡國奴，要做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并促使各部聯合起來，一致打擊日本侵略者和漢奸走狗。

同時，他們把原學生隊員重新組織起來，建立起自己的抗日武裝——永城縣抗日救亡武裝學生隊，派出部分隊員到各“雜八隊”中任職，教育、聯合、引導“雜八隊”抗日。

經過劉屏江、盛稅堂、王卓然等艱苦細致的努力工作，不少“雜八隊”轉變作風，嚴格紀律，走上聯合抗日的道路，并開赴戰場，伏擊日軍，鏟除漢奸，鎮壓惡霸，并不同程度地獲得了戰利品，使日偽軍不敢輕舉妄動。“雜八隊”的抗日行動，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日偽軍在永城的猖獗。

1938年秋，魯雨亭在芒碭山區組織抗日武裝游擊隊，劉屏江、王卓然、陳建平等參加，他們搜集槍支，動員青年農民參加游擊隊。劉屏江和王卓然、陳建平給魯雨亭做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同舊軍人出身的劉子仁進行了針鋒相對的說理斗爭，促使魯雨亭接受共產黨的領導，把游擊隊列入我黨領導的湖西人民抗日義勇隊第二總隊第二十九大隊，后編入彭雪楓領導的新四軍游擊支隊，為第一總隊。

1939年春，彭明治、吳法憲領導的八路軍一一五師蘇魯豫支隊到達永城縣北的芒碭山地區。劉屏江首先與之取得聯系，并積極為其介紹情況，當向導，送情報，協助開辟夏永碭抗日根據地。

他還經常來往于永北、夏東各“雜八隊”之間，對薛湖地區大股“雜八隊”聶開統、聶永熙部做艱苦細致而又耐心的政治工作，使他們丟掉狹隘的地方主義觀點，只有與八路軍、新四軍聯合，才能打敗日本侵略者，而不被敵人消滅，才有光明的前途。二聶受其鼓舞，表示一定與共產黨聯合抗日到底。不久，聶開統部歸編八路軍蘇魯豫支隊，聶永熙部歸編新四軍游擊支隊。

1940年夏，劉屏江調到新四軍游擊支隊政治部任宣傳科長。不久，又調到豫皖蘇邊區黨委宣傳部工作。

1941年春，國民黨20萬大軍進犯豫皖蘇邊區根據地。新四軍第四師在3個月艱苦的反頑斗爭失利后，奉命撤往津浦路東休整。劉屏江在隨軍東撒途中，不幸犧牲，時年34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