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睿評｜中東安全秩序論綱②：中國倡導的共同安全秩序與美國霸權秩序正相反

從以色列一側的山上俯瞰加沙地帶被摧毀房屋的廢墟。視覺中國 圖

伴隨中東地區國家追求和平、發展歷史潮流的深化，美國主導的中東單邊安全秩序陷入困境，以及美國在主觀上從中東進行戰略收縮，中東地區的共同安全秩序開始萌生和發展。中國主張在中東實踐新安全觀和全球安全倡議，提出“構建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中東安全架構”，再加上地區國際關系中出現的和解外交，這些新動向不僅是中東共同安全秩序萌芽的表征，對于推動中東地區和解、建設地區安全機制、政治解決熱點問題、促進地區和平發展，也發揮了積極的建設性作用。

2014年，習近平主席首次提出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新安全觀，贏得了國際社會的普遍響應和廣泛認同。

2016年1月，中國政府發布《中國對阿拉伯國家政策文件》，中方“倡導在中東實踐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支持阿拉伯和地區國家建設包容、共享的地區集體合作安全機制，實現中東長治久安與繁榮發展”。

2019年11月，在中國組織召開的首屆中東安全論壇上，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闡釋了解決中東安全問題的“中國倡議”，提出了打造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中東安全架構設想。中國還提出，構建中東安全要以公平正義為基礎、以多邊主義為平臺、以共同發展為涵養、以綜合反恐為保障、以共同命運為依歸的原則性主張。

2021年3月，王毅外長在訪問沙特時提出了實現中東安全穩定的5點倡議，即倡導相互尊重、堅持公平正義、實現核不擴散、共建集體安全、加快發展合作，并明確提出了“探討構建中東信任機制”。

2022年12月，習近平主席在首屆中國-阿拉伯國家峰會開幕式上發表講話，強調要“維護地區和平，實現共同安全”，并表示中方“愿繼續為促進中東和平安寧貢獻中國智慧”。

2023年2月，中國政府發布《全球安全倡議概念文件》，并把“實現中東安全穩定”作為全球安全倡議的“重點合作方向”之一，倡導共同推動構建中東安全新架構。中國倡導的中東共同安全秩序在主體、手段、理念都體現了在維護中東安全方面的中國理念和中國方案。

安全主體：域內外國家共同維護中東綜合安全

在安全主體方面，中國倡導尊重中東國家的主體地位，并通過中東域內外國家的合作，實現并維護中東的綜合安全和共同安全。

首先，從安全主體和安全受益者來看，中國強調中東安全是所有中東民眾、中東國家和整個中東地區的共同安全，而不是霸權國家或少數國家的安全。一直以來，外部力量長期主宰中東秩序，中東國家被迫受制于外部勢力的操控，難以主導自身發展，地區國家缺乏自主性。因此，中東共同安全秩序的核心原則是“中東是中東人的中東”。中國不斷呼吁“國際社會尊重中東人民主人翁地位，為中東安全穩定增添正能量”，這也是中國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議的核心內容，即“壯大維護地區安全的內生力量”。

其次，從安全秩序的實現方式來看，中國主張中東安全應由地區國家基于共同的規范和制度、通過共同協商的方式實現，其核心是確保中東國家的主體地位，進而為中東安全秩序提供根本保障。中國強調“中東很多事情盤根錯節，大家要商量著辦，不能一家說了算，一家說了也不可能算”，中國更堅持“要摒棄獨享安全、絕對安全的想法，不搞你輸我贏、唯我獨尊，打造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架構”。

最后，中國主張由中東域內外國家共同維護中東的綜合安全和共同安全。綜合安全強調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不可分割，共同安全強調自身安全與共同安全不可分割、安全權利與安全義務不可分割，從而實現普遍安全、共同安全。例如，2022年召開的首屆中阿峰會確定了涵蓋支持發展、糧食安全、衛生健康、綠色創新、能源安全、文明對話、青年成才、安全穩定的八大行動計劃，其中很多內容涉及綜合安全，充分體現了中國的綜合安全觀。

在實踐層面，中國不僅積極在傳統安全領域致力于推動巴勒斯坦問題、阿富汗問題、伊拉克問題、伊朗核問題等中東熱點議題的政治解決，并在促進沙特與伊朗和解、巴勒斯坦內部和解等方面發揮了重要建設性作用，而且在反恐、反海盜、抗擊新冠疫情，以及維護能源安全、應對氣候變化、防治荒漠化等非傳統安全領域，與中東國家開展了廣泛合作，得到了地區國家的普遍認可。

安全手段：通過合作、對話化解中東地區的對抗和沖突

中東安全困境在國際層面的表現主要包括兩點：一是域外霸權國家在中東地區的長期對峙，二是域外霸權國家與中東國家間的矛盾沖突。總之，沖突性、對抗性成為過去中東地區安全格局的典型特點，導致中東地區發展缺乏應有的和平環境。因此，中國倡導的中東共同安全秩序“主張堅持合作之道，通過政治對話、和平談判來實現安全”。“合作安全是通過制度性安排而不是威懾或制裁來實現安全的一種方式”，其目的在于“確保有組織的侵略行為不會發生或者一旦發生能夠予以制止”。

在中東外交政策實踐中，中國不斷倡導通過合作和對話解決地區沖突。習近平主席強調指出：“武力不是解決問題之道，零和思維無法帶來持久安全。對話過程雖然漫長，甚至可能出現反復，但后遺癥最小，結果也最可持續”，故而“域外力量應該多做勸和促談的事，為中東和平發展提供正能量”。

值得一提的是，成功促成沙特與伊朗和解，是中國通過合作和對話化解中東地區對抗和沖突取得的最大成就。在2022年12月習近平主席訪問沙特、2023年2月時任伊朗總統萊希訪問中國的過程中，沙特、伊朗都表示歡迎中方提出的實現中東安全穩定、促進海灣地區國家對話的倡議。外交實踐表明，中國與沙特、伊朗的頻繁互動，最終促使雙方實現了和解。

2023年3月10日，中國、沙特和伊朗在北京發表三方聯合聲明，沙特與伊朗同意恢復外交關系。此后，沙伊雙方相繼實現了互派大使、高層互訪、經貿合作、在新一輪巴以沖突中保持溝通協調等一系列復交和合作成果。“盡管沙特和伊朗有改善關系的內生動力，但中國無疑為雙方復交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這也是中國全球安全倡議的一次成功實踐。”

沙特與伊朗的和解無疑對于維護海灣地區乃至整個中東的穩定具有重要意義，這是因為在擁有兩個或兩個以上大國的地區，地區和平與否取決于地區大國能否合作。區域大國間的合作往往帶來和平，而缺乏合作往往更容易發生戰爭。

安全理念：“倡導包容性和解”、推動中東地區“和解潮”

從建構主義的角度看，中東地區安全困境表現為不同民族和國家之間互不信任、彼此敵視的“霍布斯文化”特質，并因外部強權力量的操控不斷強化，進而成為根深蒂固的戰略文化，特別是在阿拉伯國家、伊朗、以色列、阿拉伯世界內部，以及伊斯蘭教遜尼派和什葉派、世俗民族主義和伊斯蘭主義等不同群體和意識形態之間形成了敵對性的社會結構。例如，在伊朗和阿拉伯國家敵對關系的結構下，“伊朗同任何一個阿拉伯國家之間的爭端都可以被視為是伊朗同阿拉伯世界之間的爭端。”

中國倡導的中東共同安全秩序強調不同文明、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和教派之間應求同存異、包容互鑒，為此，中國“倡導包容性和解，反對搞壓制性妥協”，其目標是“在共同體內各成員國培育出一種濃厚的共同觀念，產生出不以戰爭手段解決彼此間爭端的強烈互信，從而塑造一種和平變遷的穩固預期”。事實上，“互信和集體認同能夠形成，就會在各國之間造就一種濃厚的共同體感，衍生出不以戰爭手段解決彼此爭端的共識，從而徹底擺脫‘安全困境’。”

在參與中東安全治理的過程中，中國始終秉持“倡導包容性和解”的理念，這也是中國秉持的文明觀在安全領域的體現，即“倡導文明對話，反對文明歧視”，主張“樹立新時代文明交流互鑒的典范”。 概言之，中國“倡導包容性和解”的安全理念，順應并推動了中東地區國際關系的“和解潮”。

自2010年底“阿拉伯之春”以來，沖突對抗、零和博弈構成了中東地區國際關系特別是地區大國關系的核心特征，其主要矛盾包括以沙特和伊朗為中心的遜尼派與什葉派的對抗，土耳其和沙特領導的“親穆斯林兄弟會陣營”與“反穆斯林兄弟會陣營”的對抗，以及以色列與伊朗領導的“抵抗軸心”之間的長期對抗。

2016年沙特與伊朗斷交事件、2017年沙特等阿拉伯國家與卡塔爾斷交危機，土耳其與沙特圍繞支持和反對穆兄會的長期爭斗，以及地區大國在也門、伊拉克、敘利亞的代理人博弈都是地區大國對抗的集中體現。這些矛盾與對抗多與強調民族、教派的認同沖突密切相關。而自“阿拉伯之春”以來，面對中東的民族矛盾和教派分歧，中國一貫倡導、鼓勵、支持中東地區不同文明、國家、民族、宗教（教派）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包容，超越民族和教派隔閡，摒棄意識形態偏見，實現和諧共存。

自2021年以來，中東地區國際關系出現了罕見的“和解潮”，中國又積極順應并推動中東地區的持續和解。近年來，除了以色列與伊朗的關系仍嚴重對抗外，主要地區國家之間的關系都出現了緩和的積極變化。

其一，沙特陣營與伊朗陣營從對抗走向緩和，并在中國的外交斡旋下實現復交。沙伊和解不僅有助于改善伊朗與海灣阿拉伯國家的關系，還帶動了伊朗與整個阿拉伯世界關系的緩和，也有利于鞏固海灣合作委員會的內部關系。

其二，親穆兄會陣營和反穆兄會陣營的關系實現了全面緩和，其突出表現是土耳其與沙特、埃及、阿聯酋關系的緩和，兩大陣營關系的緩和不僅有利于緩解地區國家圍繞穆兄會的意識形態和影響力爭奪，也有利于化解海合會內部的矛盾，同時更有助于推進地區國家特別是海灣國家與土耳其的合作。

此外，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土耳其的關系也一度走向緩和，只不過由于新一輪巴以沖突的爆發而趨于停滯。

從總體上看，中東地區“和解潮”的出現，無疑有助于以合作為基礎的共同安全秩序的建立。2021年以來，中國積極順應地區國家的和解訴求，特別是不斷勸說沙特和伊朗通過對話、談判、協商消除分歧，共同維護海灣和中東地區的安全，進而對于化解沙特和伊朗之間的民族和教派分歧、實現包容性和解發揮了重要建設性作用。

整體而言，在秩序理念和政策實踐層面，中國倡導的中東共同安全秩序都得到了地區國家的積極認可，共同安全秩序建設也不斷取得新的成果。

總之，中國倡導的中東共同安全秩序具有共同性、自主性、合作性、包容性的特點，并且對于促進中東地區和解、建設地區安全機制、政治解決熱點問題、促進地區和平發展，都發揮了積極的建設性作用，也代表著中東安全秩序的未來發展方向。

[本文根據論文《從單邊安全到共同安全：冷戰后中東地區安全秩序的進化》（《外交評論》2025年第4期）的部分內容改寫。]

“中東睿評”是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劉中民教授的專欄，堅持現實性、理論性、基礎性相結合，以歷史和理論的縱深回應現實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