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關系劇透警告｜董云裳：明年中美元首若能高頻會晤，能為潛在沖擊“托底”

【編者按】

今年1月特朗普重返白宮后，很快向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重新舉起了“關稅大棒”。經歷了數輪交鋒后，如今中美關系處于新的起點之上。10月中美元首在韓國釜山舉行會晤，特朗普將之稱為“G2會議”；在11月中美元首通話后，中美雙方又基本敲定了對對方元首明年訪問的邀請，明年雙方各自舉辦的多邊主場外交也將為元首交往提供更多契機；近日，美國發布的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將中美關系定義為“同一量級”（near-peer）……上述一切不禁讓人對中美關系下一階段的發展充滿期待和好奇。

在中美元首釜山會晤前，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發布的一篇文章中，有專家借用“劇透警告”（Spoiler Alert）這一概念，指出對此次會晤最好事先設定界限和切合實際的預期。事先“劇透”的預期有助于校準和穩定中美關系。

借用這一思路，在去年推出“尋找‘基辛格’”系列報道的基礎上，今年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國際新聞中心在年終時刻繼續推出“2026中美關系劇透警告”系列報道，與多位不同代際、對中美關系發揮著一定影響的美方各界人士深度對話，請他們為我們“劇透”下階段或者說2026年中美關系，并通過他們的視角去回顧、盤點、發現那些能在中美間發揮橋梁作用，推動兩國交流交往的力量。

在中美元首釜山會晤后的兩個月以來，除了官方高層的持續溝通，已有多個美方代表團訪問中國各地。

美國農產品貿易團，華盛頓州、俄勒岡州等多州官員，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美國外交政策全國委員會代表團，美國科恩集團高級顧問艾倫等先后到訪中國。這些訪問涵蓋了中美地方交流、農業與經貿合作、智庫與學界對話以及政策溝通等多個層面。

12月初，耶魯大學法學院蔡中曾中國中心高級研究員、美國外交政策全國委員會亞太安全論壇主任董云裳（Susan Thornton）隨美國外交政策全國委員會代表團訪問了上海、北京。

12月1日，美國外交政策全國委員會代表團訪問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董云裳（左一）與中心主任吳心伯教授做引導發言。 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公號 圖

董云裳曾擔任美國國務院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在國務院工作期間，她曾多次深度參與中美元首外交。2018年從國務院退休后，董云裳依然熱衷于外交和中美關系事業，加入了耶魯大學擔任客座講師，開設《當代中國研究》《中美外交：政策、法律和戰略》課程，并在美國外交政策全國委員會領導多個涉華二軌對話項目。

12月1日，董云裳（中）隨美國外交政策全國委員會代表團到訪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公號 圖

在結束近日的中國之行回到美國后，董云裳接受了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專訪，分享了她在中國訪問的最新見解。

“這次交流訪問讓我印象最深的是，外界對美中關系的看法比過去幾年更加樂觀。這是這些年來較為少見的。畢竟，此前普遍認為特朗普對華立場非常負面，而且行事風格難以預測。因此，我個人感到相當積極的‘意外’在于，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看到，這樣一種政府形態和領導風格，反而可能為兩國關系帶來某些機會。”

“這也提醒我們，如何把握現有機會將中美關系拉回正軌，使其真正造福雙方乃至全球，是值得認真思考的問題。”她說。

在中美元首會晤后，兩國關系的積極態勢得以延續，而2026年潛在的高層會晤機會，也讓外界對中美關系的可能性抱有更大期待。那么，外界是否可以認為，短期內中美關系正處在一個相對“高點”？

“我認為目前的情況比疫情以來的任何時候都要好。”董云裳在采訪最后說道。

明年中美元首會晤將為雙邊關系穩定帶來積極信號

澎湃新聞：首先，想與您聊聊中美元首會晤。您認為，中美元首在釜山的會晤對于更長期地穩定中美關系起到多大作用？

董云裳：穩定雙邊關系至關重要，而實現這一目標的最佳途徑，就是讓兩國元首像在韓國釜山那樣會晤。這次會面的意義十分重大。這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內，兩國元首的首次會面。此前雙方雖多次通話，但始終未進行面對面的會晤。因此，我認為此次會面對于增進互信、推動此前達成的多項共識落地生效，無疑具有關鍵作用。

澎湃新聞：釜山會晤后，特朗普稱此為“G2會議”，您認為未來中美關系是否會進入G2時代？這將帶來更多合作，還是加劇摩擦？

董云裳：我希望“G2”能帶來更多合作。兩國元首或許會在2026年舉行多達四次會晤，這將創下美中建交以來，兩國元首會晤頻率的歷史新高，至少是兩國關系正常化之后的最高紀錄。因此，我認為這對雙邊關系的穩定來說是非常積極的信號。

兩國元首已就深化美中合作交換了意見。我們（美中）在諸多領域擁有廣闊的合作空間，全球范圍內也存在大量需要攜手應對的議題。若兩國元首能保持如此高頻率的會晤，并圍繞這些議題深入溝通，我相信這將促成更多的合作。

澎湃新聞：在您看來特朗普現在提出的G2，和奧巴馬時期提出的G2還是一回事嗎？

董云裳：“G2”這一說法在奧巴馬執政時期就被提及過，指的是美國和中國需要走到一起，為全球提供公共產品，并共同參與全球事務治理。而這一次，特朗普總統本人也提到“G2”這個說法。我不確定他是否以同樣的方式來理解這一概念，但我覺得，在他看來，這更多是指他本人和習近平主席作為世界上兩大強國的領導人。因此，他們會面時會商討諸多重大議題。

我不確定特朗普是否像看待G7、G8、G20那樣，將“G2”視作一種全球事務治理機制。我只知道他非常尊重習近平主席，也樂于與其會面，并將其視為一位地位對等的領導人。

澎湃新聞：美國發布的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將中美關系定義為“near-peer”“同一量級”。相比“G2”，你認為這種定位，與特朗普對中國的看法是否更為契合？

董云裳：我認為確實如此。特朗普總統把習近平主席看作是另一個大國的對等領導人，希望與其協調處理各類議題，就相關事務進行溝通。所以我覺得這個判斷是準確的，這更像是一種對等的伙伴關系。

特朗普政府對華政策“一致性”已成形

澎湃新聞：我們回過頭來看，特朗普重返白宮近一年，中美關系從“激烈交鋒”到“軟著陸”。您認為，在這一年內美國對華政策出現了哪些最顯著變化？本屆政府做出這些調整的核心動因是什么？

董云裳：最近我在中國訪問時，很多人都把兩國領導人近期的會晤以及隨后雙邊關系的狀態稱為一種“軟著陸”。我想，這意味著中國方面此前認為形勢可能會更加嚴峻，至少在當前時間節點上原本會更艱難一些，而實際發展卻好于預期。

我認為，出現這種走向的部分原因在于，每當美國新一屆政府上臺，通常會經歷一段政策過渡期，團隊組建與政策制定工作尚未完全落定，局勢難免出現波動。在這一過程中，往往會伴隨大量“試探行為”，此次也不例外。美方或許是在試探對華關系的底線，也在貿易談判中試探自身能爭取到的籌碼。

當中國并未在早期施加的各種壓力下讓步時，這促使特朗普政府調整了策略，轉而以一種更加平等的姿態（peer to peer attitude）來進行談判。這一轉變對美方而言，實際上也產生了更理想的效果。

澎湃新聞：這是否也與美國在對華議題上的不同陣營的力量消長有關？

董云裳：這種變化主要可能是因為特朗普政府意識到，若要在他們希望推進的議題上取得進展，就必須建立更加規范的運作流程，以及更為穩定的機制來推動相關工作。在一開始，各類持有不同想法的人都在爭奪話語權和主導地位。隨著時間推移，特朗普逐漸明確了方向，并給出清晰指示，那些主張其他路線的人也不得不隨之調整、服從大局。

如今可以看到，財長貝森特在很大程度上主導著美中之間的經貿關系。同時，國防部長赫格塞思在談論中國問題上也表現出相當的一致性。無論是他對中國的表述方式，還是他強調要避免與中國發生沖突、在保持強大防務能力的同時并無意威脅或挑釁中國。

我認為，特朗普政府政策層面的“穩定性”和“一致性”已經逐漸形成。現在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對華關系問題上，哪些人是特朗普授權，并被賦予主導發言權和決策權的核心人物，而其他一些聲音則相應地退居幕后。

近日，董云裳接受了澎湃新聞的專訪。 視頻截圖

澎湃新聞：我想追問一個問題。您之前提到，此次訪華期間聽到不少中國同仁將近期兩國元首會晤及此后的雙邊關系稱為“軟著陸”。那么美國國內的聲音如何？是否也認為當前中美關系正處于“軟著陸”階段？或是對此有不同的理解？

董云裳：近期美國國內關于美中關系討論中的一個重要的論調是：特朗普曾試圖對中國施壓，卻遭到了中國的反擊。結果是，他不得不在談判中改變策略，轉而以一種“對等、平等”的方式同中國打交道。

因此，我認為這可能是關鍵的變化所在。我不知道是否可以將其稱為“軟著陸”，這更像是一種較為“痛苦的領悟”——美方逐漸意識到，單純依靠施壓手段，無法在對華談判中取得實質性進展。必須真正坐下來，通過談判并達成妥協，才能推動事情向前發展。而美方經歷這種認識轉變，其實經歷了一段過程。

既然現在已經走到這一步，我認為外界對美中談判取得一定進展抱有較高期待。人們也逐漸意識到，中國在談判桌上并不是一個可以輕易對付的伙伴。這同樣是美方經過一段時間才形成的認知。

我不認為美國國內會把目前的態勢稱為“軟著陸”，但確實有不少人樂見美中關系回到更為穩定的狀態。他們不希望看到本屆政府早期那種高度對抗的局面，而是期待對華關系能夠采取一種更加穩健的處理方式，避免不穩定因素。

高層間密集接觸能為潛在沖擊“托底”

澎湃新聞：明年4月特朗普有可能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如果再加上APEC、G20等多邊會議，中美元首可能不止有兩次會晤的機會。如果中美明年真的能實現密集的高層互動，會如何影響未來一段時間（比如1-2年）的中美關系？

董云裳：如果未來能夠實現一系列高頻率的高層會晤，最主要、也是最值得期待的一點在于，這將有助于抑制一些突發的、負面的事件發生，從而為外交斡旋和推進積極成果創造更大的空間。

美中關系難免出現起伏波動。而高層之間保持密集接觸，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對潛在的負面沖擊起到“托底”作用，降低那些可能突然出現，并使雙邊關系偏離正軌的事件所帶來的影響。

在拜登政府時期，就曾發生過所謂“氣球事件”，這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嚴重干擾了兩國關系的發展。這令人遺憾。在拜登政府執政初期，兩國高層溝通和會晤渠道非常有限，直到其執政第三年才在加利福尼亞州舉行峰會。

美中兩國計劃在明年安排多場會晤，這一舉措的積極意義在于，有望為防止雙邊關系“跑偏”搭建一個穩定的框架。同時，也能為真正開展外交工作提供必要條件，使雙方能夠著手推進那些亟需合作的具體議題，包括執法合作、軍方之間的溝通機制、經貿關系、投資、潛在的合作項目等。

澎湃新聞：除了元首互動對中美關系的定調，您認為還有哪些最有可能影響中美關系走向的關鍵變量？

董云裳：美中關系中總會發生一些出人意料的事情，而且這些意外可能來自許多不同領域。雙方關系的覆蓋面極其廣泛，幾乎涉及所有領域：既有人文交流，也有密切的經濟聯系，同時還牽涉大量防務和軍事議題，當然也存在不少分歧。

對我而言，相對積極的一點是，相較于人們在一兩年前對美中可能爆發軍事沖突的擔憂，我如今已不再那么擔心未來一兩年會出現這類情況。因此，我認為最嚴重、最具破壞性的干擾因素，其發生的風險已經低于過去。

同時，我也期待雙方能夠在一些長期存在的地區沖突問題上，挖掘合作潛力，取得值得期待的積極成果。多年來，我們一直在討論如何穩定朝鮮半島局勢；美國和中國能否在中東問題上開展合作，比如加沙的重建工作；還有伊朗問題，盡管在這一議題上中美有過合作，也曾立場相左。

還有俄羅斯和烏克蘭問題，美方一直在努力促成雙方和平談判。如果相關談判能取得突破性進展，且中國能在其中發揮作用，那么這無疑會成為美中兩國極具價值的合作成果。

如果在這些領域能夠實現突破，并且中國也能作出積極貢獻，那將非常令人振奮，也會讓外界真切感受到，這是美中兩國極具價值的合作努力。

澎湃新聞：如果從民間變化來看，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10月公布一項調查顯示，美國民眾對中國的觀感正在從近年的谷底回升。民調提到，大多數美國人（53%）現在支持與中國“友好合作與接觸”，是自2019年以來首次超半數支持。您認為是什么推動了“對華態度回暖”的趨勢？我們是否可以期待美國社會正逐漸擺脫“全面競爭”的對華敘事？

董云裳：首先需要指出的一點是，在外交政策問題上，大多數美國人并沒有非常根深蒂固的看法。他們在很大程度上會受到領導人對相關議題的表態，以及主流媒體報道的影響。因此，對中國的態度出現波動，其實是情理之中的事。即便在對華負面觀感一度非常高的時候，我也始終認為這種情緒根基不深，是比較容易扭轉的。

這種變化背后有幾個原因，我們也不應夸大其詞，目前美中之間仍存在不少猜忌。其中一個關鍵變化在于特朗普談論中國的方式，他的表述是多樣的。一方面，他對中美貿易關系持強烈批評態度，認為現行安排對美國不公平；另一方面，他對中方領導人表現出高度尊重，經常以相當正面的語言評價對方，并表示希望與中國保持良好關系。他作為擁有巨大影響力的公眾人物，這種表態無疑會對美國民眾產生影響。

另一因素是，美國廣大民眾正逐漸認識到中國在全球舞臺上不斷提升的實力和地位。今年不少關于中國經濟、中國科技以及中國內部變化的書籍（在美國）出版，很多有影響力的公眾人物前往中國，向美國民眾呈現了中國的真實面貌。這有助于公眾在更“人性化”的層面上理解中國，而不只是停留在主流媒體所塑造的、相對負面的刻板印象之中。

因此，普通美國人如今能夠接觸到更多樣化的中國，不再只是單一維度的中國故事，而是關于中國社會、中國人以及中國發展不同側面的報道。同時，他們在生活中也會接觸到中國人，比如數量眾多的中國留學生。

現在有更多空間以更復雜、細致的方式討論中國，這必然會對美國民眾產生影響。但我并不認為，美國社會正在遠離“中國是競爭者”的這一判斷。

大多數美國人依然認為，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企業正與美國企業展開正面競爭。他們仍然把中國視為競爭對手，但或許不再那么傾向于將中國看作一個必須對抗、甚至“擊敗”的對手，而是更多地將美中關系理解為一種“既競爭、也合作”的關系。

在處理國際棘手問題上，幾乎沒有其他力量能替代美中兩國

澎湃新聞：今年7月您接受我們專訪時曾談及，“當前特朗普政府對外交手段的運用程度低，負責外交事務的機構也遭到削弱。”半年過去您是否仍堅持這樣的判斷？而這一缺失會帶來怎樣的影響？

董云裳：的確，這一現象耐人尋味。當前傳統外交機制中仍存在很多不足，特朗普政府對國務院等傳統外交機構的倚重程度，也遠不及往屆政府的傳統做法。但與此同時，一些相對“常規”的溝通渠道正在重新打開。

在近期中美經貿談判及釜山會晤中，雙方的外交互動流程已回歸常態，與往屆政府的外交運作模式并無二致。兩國貿易談判代表提前在吉隆坡磋商，為兩國元首將要發表的聯合聲明及相關文件敲定細節。事實上，這種做法在特朗普政府此前的運作模式中并不多見，但這一次確實發生了。這無疑是一個積極信號。

特朗普政府官員也多次表示，希望與中國建立更多溝通渠道。美國防長赫格塞思與中方防長舉行了會談；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訪問了中國，他是相當長一段時間以來首位訪華的內閣級官員。美中之間的執法合作至關重要，這既是雙方缺乏互信、同時也是最需要保持高度溝通與合作的領域之一。當今世界面臨大量跨境問題，無論是犯罪、詐騙還是其他挑戰，都需要美中攜手應對。

由此可見，兩國各部門目前在不同議題上，跨部門的溝通渠道正在逐步打開，而且我預計，在未來一年里，這些渠道還將進一步拓展。

澎湃新聞：您此前判斷特朗普偏好非傳統的外交方式。過去一段時間，特朗普斡旋了以色列與哈馬斯之間的沖突，目前正積極推動俄烏談判。12月初，除了美國中東問題特使威特科夫外，特朗普的女婿庫什納也前往莫斯科。他們都不是職業外交官。您如何評估特朗普的外交用人風格？在處理復雜的國際事務時，這種外交方式是否真的奏效？

董云裳：這無疑體現了特朗普式外交的一個顯著特征：他更傾向于倚重那些自己信任、關系密切、并且能夠非常便捷地向他傳遞信息的人。這些人甚至可以一天之內多次撥通他的電話直接匯報情況。

這既有優勢，也有劣勢。專業外交官熟悉歷史背景、文化差異，更能理解對方立場的來龍去脈，清楚哪些方案在以往被嘗試過、哪些行不通、還有哪些空間。而如果是以“談判者”心態直接介入的人，往往對歷史文化和對方立場的把握不夠深入。但有時候，這反而可能成為一種優勢。

特朗普顯然認為，不被歷史包袱所束縛，反而有助于在一些長期懸而未決、棘手難解的問題上打開新局面。

在俄烏問題上特朗普采取了類似做法。很多人對此并不滿意，認為過多地采納了俄羅斯的立場。實際上，美方正在積極開展“穿梭外交”，在當事方不愿直接會面的情況下，盡力推動雙方立場不斷靠攏。

這是一種非正統的操作方式，但迄今為止，所取得的進展已經超過了過去三年里任何其他嘗試。最終特朗普能否促成相關協議的達成，仍有待觀察。我希望他們能夠成功。

澎湃新聞：最后，您想對中美兩國關注雙邊關系發展的各界人士傳遞怎樣的核心觀點？

董云裳：美中兩國必須認識到，作為全球兩大經濟體和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大國，雙方不僅對自身發展負有責任，也對全球局勢的走向承擔著重要責任。

我十分認同前副國務卿羅伯特·佐利克提出的“利益攸關方”的理念——我們都是現行國際體系下的利益攸關方。而作為其中最重要的兩大攸關方，美國和中國必須攜手合作，做出更多努力，確保世界朝著更加繁榮、和平的方向發展。這正是我對美中關系未來發展的期待。

當然，實現這一目標并不容易，美中兩國確實在一定程度上視彼此為競爭者。但競爭并不意味著摒棄合作。很多企業在市場中既是彼此的競爭對手，同時又在某些業務領域開展合作。而這正是我認為，美中需要構建的復雜且多元的互動模式。

這不是“你死我活”的競爭，也不是零和博弈，而是一種良性競爭。這也是我們必須付出努力的一種關系模式。在應對國際上的棘手問題時，合作本身確實不容易，但現實是，幾乎沒有其他力量能夠替代美中兩國來完成這些工作。我認為，這也正是特朗普在談及“G2”概念時的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