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進了大廠,你就不是你了!
如今,大廠員工開始流行不用真名,也不叫“皮特”“Lily”,而是取花名。
比如馬云的花名叫“風清揚”,之后阿里董事會的高管們相繼用“十八羅漢”取了花名。
而如今三只松鼠更是因為花名上了熱搜。
三只松鼠一號人物花名叫“松鼠老爹”,他的妻子也有一個萌寵的花名“松鼠老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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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連內部員工也都是清一色“鼠里鼠氣”的花名。“鼠你美”“鼠掉了”“鼠膽大”……好不熱鬧。
而花名也早就不是某個公司的獨特產物,而是互聯網大廠普遍存在的文化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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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名,早在互聯網公司初創期間就屢見不鮮。
之前在網絡上還盛傳一個笑話:用一句話來證明你曾是阿里的員工。答案居然是到離職都只知同事的花名,而不知真實姓名。
比如阿里董事會主席吳泳銘的花名為東邪,支付寶用戶總監的花名則為蓬萊大仙,而現任阿里副總裁的彭蕾因當年文藝氣息濃厚而取了花名林黛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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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僅杭州就有八成以上互聯網公司都采用了花名制度。
而三只松鼠正是發跡于互聯網冉冉升起之時,當年阿里巴巴治下的淘寶如日中天,三只松鼠以獨特的品牌形象迅速搶占市場,成為堅果產品系列的頭部公司。
花名也自然在三只松鼠中盛行,目前8個黨支部下轄員工都冠以“鼠姓”,鼠鼠文化的精神引領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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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大型的年會活動時,清一色牌卡擺在桌上,有不少網友調侃,這是“鼠爹鼠媽”一家親的感覺啊!
不得不說,別人入職領工牌,互聯網打工人入職領“馬甲”。
當然,花名作為一種企業文化,也和企業特質及經營業務高度契合。
拼多多在初創時期,團隊員工都以農莊的水果、蔬菜作為花名。比如創始人黃崢的花名是阿莊,CEO陳磊的花名是土豆,高級副總裁趙佳臻的花名為冬棗……
可以想象,當初一提到花名,大部分人都能明確這個初創企業的業務范圍。
而騰訊的花名則對標外企,員工的昵稱均為英文名。很多人都知道馬化騰的昵稱是Pony,但在騰訊也曾出現過新員工不知就里的Pony是大Boss的笑話。
不同公司、不同定位,通過花名給予了不同的呈現。
華為作為地地道道的科技創業公司,花名也一板一眼。一般以簡單的阿拉伯數字延續員工昵稱,妥妥的工程師形象。
就連網易也在2020年受到花名制度的影響,宣布了公司員工將以昵稱在業務溝通和交流中使用,還建議最好不要帶上姐、哥、總、工等稱謂,主打親切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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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至今日,互聯網公司蓬勃發展了20多年,花名除了企業文化之外,也被賦予了更多的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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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名文化,在互聯網公司的不同階段都有著不同的印記。
在初創時期,花名能更多地體現員工的特質,可以在合作中加速與同事的互相了解,降低新同事之間的陌生感,還能有效避免在職場中不知如何稱呼的尷尬。
很多公司都要求員工在起昵稱時,體現積極向上、活力滿滿的寓意,否則將無法通過審核。
而當初高曉松入職阿里時,就因為“田伯光”和“瘦頭陀”的形象不夠正面而被駁回,最后才以“矮大緊”作為自己的花名。
想想看,同事之間彼此打招呼都是一眾“江湖兒女”,自然拉近了關系,也避免了初次接觸的距離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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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對于新員工來說,面對老員工的不同職級,確實會一臉懵,而花名則加速了新員工的快速融入。
早在20年前,聯想公司就曾宣布同事之間、上下級之間不得用“總”來稱呼,違反者將以罰款作為提醒的處罰。
在當時的創業環境下也曾帶動一大批技術人員闖入互聯網的大潮中,和傳統的企業相比,不管是自由度還是創新環境都具有很強的吸引力。
就連騰訊的總裁馬化騰也曾表示,不分職級,沒有先來后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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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對于以“快”著稱的互聯網行業來說,在拉近距離的基礎上減少了管理層次,讓管理者能夠更大程度地管理員工,減少了信息傳遞的失真率。
扁平化管理作為互聯網大廠的模式之一,不但拉近員工之間的距離,實現員工與領導層之間的自然交流,還能最大限度地為企業高效發展賦能。
當然,花名的使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將生活和工作進行了隔離。
部分互聯網員工在采訪中表示,在工作中同事們以花名互稱,在休息時生活是屬于自己的,朋友和家人都以真名稱呼,反而能夠很好地將工作和生活做切割。
畢竟工作和生活互不干擾,也是當下年輕人的一種追求。
互聯網公司的年齡結構都偏年輕化,降低自上而下的溝通成本,也有利于企業的運營。
不得不說,花名制度在企業的長期發展過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特別是在同業競爭中,為了防止同行通過獵頭以各種方式挖走人才。花名制度也在一定情況下模糊了員工的真實背景,使得獵頭增加了大量的時間和人力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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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目前,互聯網公司大力宣揚平等的職場文化,正在對抗與失效間拉扯。
20多年后,曾經蓬勃發展的互聯網公司已經變成龐大的管理體系,僅阿里巴巴的員工就已超過20萬人。
有的新員工甚至卡在了申請花名這一節點,前前后后幾天時間都徘徊在“提交審核-已被占用”的循環里。為了“通關”不得不請教老員工,從字典里專門挑選生僻字自由組合,早年花名的寓意也被模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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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少員工就表示,通過觀察比較有辨識度的花名,必然是公司的上層領導或者是核心人物。而那些讀不出具體含義甚至是邊緣化的花名,則有可能是入職時間不長的員工,而沒有花名的員工,則屬于外包員工。
同樣,對于某些專有花名,也是特定人員對于關系密切下屬的辨別方式。
曾經在某大廠實習過的李文斌(化名)就曾表示,對于“嫡系”往往是領導建議下屬以某個系列為名,比如“福來”“福寶”“福少”等,江湖派系就此應運而生,被賜了名的就擁有了自己的山頭,新來的員工則屬于邊緣人物。
雖然表面上仍然不允許以“哥、姐、總”來稱呼,企業內部層級卻早已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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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反觀一些互聯網公司的花名文化也在悄無聲息地退潮。
比如2020年推行花名制度的網易,在執行了一段時間后便沒了下文,大部分員工仍然按照各自的習慣去稱呼對方。
不得不說,互聯網公司推行花名或許曾經是為了提高效率和創新發展,但當它逐漸固化為一種形式時,那種最直接、最本真的人際連接,是否也在不知不覺中消失?
花名從一種充滿理想色彩的文化工具,演變為一套管理方式,其變遷本身就是互聯網行業從草莽走向成熟的縮影。
它曾試圖減少等級隔閡以降低交流成本,但最終又以另一種更隱蔽的“文化”悄然延續了傳統企業的模式。
花名在互聯網公司所帶來的困擾不僅僅是稱謂本身,而且打工人在高度系統化的商業體系中,個體身份被定義、被重塑,甚至被模糊化的普遍困境。
參考資料:
- 三聯生活周刊:《職場花名有什么講究?》
2.刺猬公社:《互聯網大廠,花名不能停》
3.精神文明報:《怎樣的花名文化才是“家人文化”?》
4.氫商業:《三只松鼠員工必須起名“鼠XX”還得喊顧客主人,打工人進大廠花名享被奪舍了》
作者:紅菱
編輯: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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