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提籃橋監獄里的“漢奸少將”，受刑時死不開口，因為腰里揣著延安那五個字的絕密指令
1946年3月，隨著那個叫戴笠的“特務王”摔死在岱山，上海灘的天瞬間變了。
提籃橋監獄里，老虎凳、辣椒水輪番伺候，國民黨特務們正往死里折磨一個中年人。
這人前幾天還是軍統局上海二站的少將組長，但這會兒已經被新上任的毛人鳳打成了“漢奸余孽”。
特務們下手極狠，就想撬開他的嘴，讓他承認自己是混進來的異類。
但審訊的人打死也想不到，眼前這個被折磨得血肉模糊的男人，不僅是戴笠生前親自點將的情報干才，更是一個已經在敵營核心潛伏了整整15年的中共特工。
最讓人脊背發涼的是，就在幾年前，當他因為在汪偽政府里官做得太大而嚇得睡不著覺時，延安方面給他的密令居然只有五個字：“大膽往上爬。”
這人叫李時雨。
說實話，在那個年代的諜戰圈子里，他絕對是個異數。
別人的潛伏是當個小職員、發個報，稍微有點動靜就得撤。
李時雨倒好，他的潛伏生涯簡直就是一場名為“步步高升”的職場真人秀。
從東北軍的小辦事員，混到汪偽政府的立法委員、少將，最后還搖身一變成了國民黨軍統的高層。
這劇情，電視劇都不敢這么拍。
把時間倒回到1931年，那時候李時雨還是個北京法政大學的高材生。
這就注定了，李時雨走的是一條高端的“技術流”路子。
1934年，他靠著同鄉關系混進了東北軍，這還只是熱身。
真正的高端局是他在天津的那段日子。
那時候天津淪陷，日本人和偽政權急著裝門面，搞所謂“法治”。
李時雨靠著老同事推薦，直接干到了天津地方法院的檢察官。
這職位有多香？
手里握著能穿越日軍封鎖線的特別通行證。
一般人拿這證件也就倒騰點煙土、棉紗發點橫財，李時雨卻干了件把腦袋別褲腰帶上的事兒——他開著檢察院的公車，把延安急缺的一整套大功率無線電臺設備，大搖大擺地運出了戒備森嚴的天津城。
那一幕現在的電影都拍不出來：車窗外是荷槍實彈的日軍崗哨，看到這輛掛著“檢察院”牌照的車，鬼子不僅不敢查，還得立正敬禮。
李時雨手握方向盤，手心全是汗，臉上卻還得端著那股子官威。
這一手，就是典型的燈下黑，越危險的地方越安全。
但這還不是最驚險的。
1939年，汪精衛投敵，在南京搞偽國民政府。
那邊的漢奸大頭目陳公博急缺懂法律的人才。
李時雨作為“青年才俊”被推了上去。
在一次法律草案會上，李時雨一眼看出了條款里的邏輯漏洞，那份專業勁兒瞬間把陳公博給鎮住了。
從此，李時雨就像坐了火箭。
職位一路飆升，最后竟然當上了汪偽政府的“立法委員”，肩膀上還掛了少將軍銜。
大家腦補一下那個畫面：白天，他穿著筆挺的軍服，跟陳公博、周佛海這些大漢奸推杯換盞，在那指點江山；晚上回到家，關上門，他卻得面對巨大的心理煎熬。
全中國的老百姓都在戳著脊梁骨罵他是“漢奸”，這種滋味，真不是人受的。
他徹底慌了，這官當得太大了，大到讓他覺得隨時都會暴露。
于是他冒死給北方局發了封急電，意思很明確：首長，我現在位置太顯眼了，是不是該撤了？
沒過多久，組織的回復來了。
沒有安慰，沒有解釋，只有那句斬釘截鐵的命令：
“為了獲取更有價值的情報，要大膽往上爬，官做得越大越好！”
這五個字，直接把李時雨的任督二脈給打通了。
他明白了，在這個沒有硝煙的戰場上，他的“官位”就是最好的防彈衣，他的“權勢”就是刺向敵人心臟的匕首。
既然組織讓爬，那就爬到頂！
李時雨徹底放飛了自我。
他利用“立法委員”的身份，參加了汪偽政府幾乎所有的核心會議。
日軍的“清鄉”計劃、偽軍的兵力部署，甚至連國民黨軍統策反偽軍的黑名單，都被他源源不斷地送到了延安。
毛主席在延安看到的很多關于日偽高層的絕密情報，其實就是出自這位“漢奸少將”的手筆。
更絕的還在后頭。
1945年日本投降，汪偽倒臺。
按理說，李時雨這種“大漢奸”該被清算了吧？
結果呢，劇情來了個神反轉。
當時戴笠急著接收汪偽的資產和特務網絡，親自飛到上海收編人才。
李時雨利用自己在偽政府積累的人脈，把自己包裝成了一個“為了生存身不由己”、但手里掌握著上海黑白兩道資源的能人。
戴笠是個實用主義者，他太需要這種人了。
于是，昨天還是人人喊打的偽少將，搖身一變，成了國民黨軍統局上海二站的組長，專門負責肅奸。
這簡直是黑色幽默的巔峰——共產黨的情報員，頂著前漢奸的帽子，在國民黨的特務窩子里抓漢奸。
利用這個職務，李時雨不僅保護了一大批地下黨同志，還把國民黨準備發動內戰的兵力部署摸了個底掉。
可惜，常在河邊走，哪有不濕鞋。
戴笠一死，毛人鳳搞內部清洗，李時雨因為歷史背景太復雜，還是被扔進了提籃橋監獄。
在長達兩年的關押里，特務們用盡了手段。
但李時雨心里清楚，他們手里沒實錘，全是猜測。
只要自己咬死不松口，只承認是為了貪圖富貴在偽政府混飯吃，絕不承認跟共產黨有半毛錢關系，就有活路。
在獄中，他每天背《道德經》，給獄友講法律段子，把自己偽裝成一個看破紅塵的舊官僚。
這種極深的城府，硬是把軍統那幫老狐貍給騙了。
1949年初，國民黨兵敗如山倒，李時雨被以“證據不足”為由釋放。
出獄后的他并沒有馬上跑，而是繼續在上海利用舊關系策反國民黨高官，直到最后時刻才在組織掩護下轉移。
1949年的春天，當李時雨站在北平，向黨組織報到并喊出“歸隊”二字時，他已經離開組織核心整整15年了。
這15年，他背負著洗不清的罵名，在三個死敵陣營里如履薄冰。
如果沒有那句“大膽往上爬”的信任，常人早就瘋了。
1999年，91歲的李時雨在北京病逝。
直到閉眼前，他還總跟子女念叨那句改變他一生的五個字。
墓碑上沒刻什么將軍頭銜，就名字和生卒年，干干凈凈。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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