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崗兩個字,我爸一聽就手抖。昨晚刷完《老舅》最后兩級,我直接給他打了個電話,問他當年怎么挺過來的。他沒回答,只問了一句:劇里那個餓死的季強,真叫這個名字?
原來真有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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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慶軒從國營飯店改叫野玫瑰歌舞餐廳那天,后廚的老季被擋在玻璃門外。人事科只丟給他一句話:編外人員,不包分配。老季把圍裙疊成方塊,塞在胸口,走了十公里回家,桌上只有半袋玉米面。三天后,鄰居在鍋爐房后面發現他。那年我七歲,只記得爸下班回來,鞋幫上全是雪,手里卻拎著一只活雞,說老工友給的,不能讓家里人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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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國明把這事拍成了戲,郭京飛那張苦哈哈的臉一出現,我就認出來了——像極了我舅。我舅當年為了讓我媽頂替崗位,自己寫了自愿離職,轉頭去蹬三輪。冬天零下二十度,他回來先灌一口散裝白酒,再笑著從懷里掏出熱乎乎的烤紅薯。他說,單位沒了,人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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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里趙海龍跳海那段,我沒敢看第二遍。張曉梅的背叛像一把鈍刀子,割得慢,卻疼得深。崔國明只是好心當紅娘,沒想到把兄弟推進了深淵。我爸說,那時候離婚就是天塌了,男的覺得丟臉,女的覺得沒路。趙海龍跳下去前,把結婚證撕得粉碎,紙片飄在碼頭,像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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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秘書更壞,壞得真實。我爸當年也被穿小鞋,年終評先進,名字被換成了領導的侄子。他沒吵,只回家把獎狀框拆下來,換上了我小學的三好學生。他說,不爭了,給孩子爭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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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組把牡丹電視、永久自行車擺在崔國明家里,我一眼認出那臺電視——我家也有一臺,換臺要擰旋鈕,咔噠咔噠響。那時候電視是家具,不是玩具。我媽用鉤針鉤了塊電視罩,上面繡著牡丹花,怕落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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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說,拍的不是懷舊,是那股子韌勁。我信。崔國明最后一個人拉扯六個孩子,其中四個不是親生的。我爸當年也幫同事領過工資,錢不多,一張張疊好,用橡皮筋捆著,送到家屬院。他說,單位散了,人情不能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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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劇,我終于明白爸為什么對下崗兩個字過敏。那不是簡單的失業,是整個生活被連根拔起。可他們沒倒下,只是把腰彎得更低,像地里的麥穗,風越大,頭越低,根卻越扎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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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終字幕出來,我聽見我媽在廚房剁白菜,刀落在案板上,咚咚咚。那一刻,我覺得崔國明就是我爸,我爸就是崔國明。時代碾過去,他們沒躲,只是把身子挺成了橋,讓我們踩著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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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崗不是故事的終點,咬牙活下去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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