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李玲說，中西醫之爭背后的本質是兩種文明之爭，這帽子扣的！

中西醫之爭：不是文明對立，而是醫學體系的互補與融合

北大教授李玲提出的“中西醫之爭背后的本質是兩種文明之爭”的觀點，有一定的文化視角價值，但將這種爭論完全歸結為文明對立，則陷入了“非此即彼”的認知誤區，既不符合中西醫發展的歷史邏輯，也忽視了二者服務于人類健康的共同目標。

從文化根源來看，中西醫確實孕育于不同的文明土壤。中醫植根于中華農耕文明，強調人體與自然、臟腑之間的關聯性，診療過程注重“辨證施治”“標本兼顧”，其理論體系是中華民族數千年生活實踐與醫療經驗的結晶。而西醫脫胎于西方近代科學文明，以還原論為基礎，依托解剖學、生理學、病理學等實證科學，注重對人體器官、組織、細胞的微觀研究，診療手段強調精準定位病灶、通過藥物或手術直接干預病變部位。兩種醫學體系的思維方式、診療路徑差異，的確折射出東西方文明在認知世界方式上的不同，但這種差異是互補關系而非對立關系，更不能等同于“文明之爭”。

“文明之爭”的說法，暗含著“誰優誰劣”“誰取代誰”的對抗性思維，而中西醫之爭的核心，從來不是文明層面的“站隊”，而是醫學理念、診療標準、評價體系的碰撞與磨合。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爭議的焦點集中于“中醫的療效如何用現代科學標準驗證”“西醫的局部干預如何兼顧人體整體平衡”等具體問題——比如中醫的經絡理論尚未完全被現代解剖學證實，但這并不影響針灸在臨床鎮痛、調理內分泌等方面發揮作用；西醫的抗生素能快速消滅致病菌，但也可能破壞人體腸道菌群平衡，而中醫的中藥調理則能彌補這一短板。這些爭議的存在，不是為了劃分文明的“高低”，而是為了推動兩種醫學體系在實踐中相互借鑒、優化升級。

從現實發展來看，中西醫結合早已成為全球醫學發展的重要趨勢，這恰恰印證了二者并非文明對立的兩端。我國提出的“中西醫并重”方針，在臨床實踐中結出了豐碩成果：在新冠疫情防控中，中醫的清肺排毒湯等方劑有效緩解輕癥患者癥狀、降低轉重率，西醫的呼吸機、抗病毒藥物則為重癥患者提供生命支持，二者協同作戰成為抗疫的重要特色；在慢性病管理領域，西醫通過儀器監測血糖、血壓等指標，中醫則通過中藥、推拿、食療等方式調理患者體質，實現“標本同治”。這些實踐案例表明，中西醫的融合，不是一種文明對另一種文明的“征服”，而是兩種不同的智慧體系為了共同的目標——守護人類健康——而進行的協作。

此外，將中西醫之爭歸結為文明之爭，還可能忽視爭論背后的現實利益因素。在醫療市場、學術話語權等領域，確實存在不同群體的訴求差異，部分爭論的產生，并非源于文明理念的沖突，而是與行業標準制定、資源分配、利益博弈等現實問題相關。如果簡單將其上升為“文明之爭”，反而會掩蓋這些具體問題，不利于構建理性的討論氛圍。

歸根結底，醫學的本質是“治病救人”，無論中醫還是西醫，都只是人類應對疾病的工具與方法，其價值高低，最終要由臨床療效和公眾健康福祉來評判。東西方文明孕育出的兩種醫學體系，如同人類智慧的“兩條腿”，只有相互支撐、協同前行，才能走得更遠。所謂的“中西醫之爭”，不該是文明層面的對立與割裂，而應是推動醫學進步的動力，最終指向的，是更完善、更高效的人類健康保障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