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興東：中美科技競爭進入“交匯點”，中國企業如何穿越周期？

中國企業必須以開放、高投入、全球化的姿態，迎接“人機共生時代”的智能文明，才能在新的時代浪潮中，實現真正的崛起和超越。

文｜朱耘

ID | BMR2004

2025年這一年，人工智能大模型無疑是全球科技圈關注的焦點。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常務副院長、烏鎮數字文明研究院院長方興東在接受《商學院》記者專訪時指出，中美兩國在科技創新領域呈現明顯的“上下半場”差異：從PC時代到移動互聯網，再到如今的人工智能浪潮，美國始終占據著技術創新的“上半場”優勢——在技術驅動的早期階段，基礎性突破幾乎都源自美國。而中國則在“下半場”展現出獨特優勢：當技術趨于成熟，進入應用驅動、用戶體驗優化和市場普及階段時，中國企業的創新能力開始顯現。

方興東指出，這種格局的形成與歷史發展路徑密切相關。中國高科技產業起步于“市場換技術”戰略，整個產業體系由外來力量建構，因此在基礎研發方面先天不足。同時中國文化中追求“風險盡可能低”的務實精神，與高科技研發所需的“高投入、高風險”精神相悖，構成了中國科技創新的文化掣肘。但今天，中美科技競爭進入了“交匯點”，中國企業需要以“高投入、高回報”模式，在全球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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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研發投入穿越周期

2025年，世界互聯網大會烏鎮峰會已舉辦至第12屆，亦恰逢“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理念”提出10周年。每屆大會，方興東都深度參與。12年間，美國換了4任總統，ChatGPT橫空出世，中美科技競爭從暗流涌動走向明面博弈，今天中國無論在人工智能、高科技還是互聯網領域，都已是與美國并重的關鍵力量。

2014年，首屆烏鎮峰會上最主流的互聯網企業是阿里巴巴、騰訊、百度等；隨著移動互聯網的崛起，字節跳動、美團等企業成為主流。到2025年，“杭州六小龍”以及諸多人工智能機器人公司居于C位。然而對比美國的互聯網企業，盡管有OpenAI等新興公司，但是包括蘋果、谷歌、亞馬遜在內的互聯網巨頭，依然能屹立在行業前列。在方興東看來，中國的互聯網企業在穿越周期方面，需要向這些頭部企業學習。

互聯網企業如何穿越周期？方興東的答案是加大研發投入。他舉了個例子，2014年，阿里巴巴上市的時候，市值超過2000億美元，比亞馬遜和Facebook都高。但2025年10月31日Wind數據顯示，亞馬遜市值2376.8億美元，Meta（Facebook）市值1645億美元，阿里巴巴市值為410億美元。“產生差距唯一的原因，就是技術研發投入不足，沒有穿越周期的能力。”方興東對記者說。

事實上，盡管中國GDP已經達到美國的60%—70%，高科技產業規模也日益接近，但在研發投入方面，中美存在著數量級的鴻溝。“美國每年在研發方面的投入占全球約50%，中國僅占15%左右，在基礎研發投入上，兩國更是存在數量級的差距。”方興東說。

記者統計了中美兩國知名科技企業的研發情況發現，2024年，華為的研發投入占營收的比例最高，達20.8%，“真正的高科技企業有一個全球通用的標準，即研發投入占比約15%，美國各類科技公司基本達到了這個標準，而中國，無論三大運營商、互聯網公司還是大部分高科技企業，都遠未達到這一強度，只能稱其為科技企業，與高科技無關。但華為的研發投入遠高于該比例。”方興東說。

如今恰逢中美科技競爭的“交匯點”，中國企業必須以華為為學習對象，承擔高風險、加大研發投入。中國科技創新的趨勢，已不可逆轉。

“隨著華為和DeepSeek等企業的成功示范，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意識到高研發投入模式的重要性，學費交多了、跟頭摔多了，結果就不一樣了。”方興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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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技術過度資本化

在當前最熱門的大模型領域，方興東認為，中美兩國呈現出兩種截然不同的發展路徑。OpenAI、谷歌、微軟等巨頭正向百萬卡級別的算力規模邁進，而中國企業目前大多停留在數十卡到十幾萬卡的水平。表面看來，中美雙方在算力規模上有著不小的差距，但并非算力規模越大越好。

DeepSeek的出現，讓人們看到了另一路徑，“技術早期階段，確實需要大投入去探索各種可能，但當技術能夠轉化為實際價值時，性價比就變得至關重要——如何創造更大價值、最大程度降低成本，是主流化階段的核心命題。”方興東說。

盡管方興東認可美國的技術探索精神，但他也對當前的“泡沫”表示擔憂。“OpenAI最初作為非營利組織取得突破，但成功后迅速從數百億美元估值飆升至萬億美元級別，已遠超實際價值。”方興東認為，高科技企業，資本是其重要的燃料，但不能本末倒置。

方興東并不反對高科技企業的高研發投入模式，并認為這恰是中國企業需要向美國學習的地方，但美國高科技企業面臨的問題是資本過度化、政治過度化。“2000年的互聯網泡沫，大家還記憶猶新，當技術被過度資本化和政治化后，技術就從工具變成了武器，風險會非常大。”

此外，當前在算力分配方面，亦有政治化的傾向，這種通過算力來形成可控的國際格局，違背了技術發展的本質。

從某種意義上講，當前的情況也是中美科技戰的延續，這也讓中國深刻認識到掌握核心技術的重要性。“如果說‘十四五’期間，中國是‘明白過來開始行動’，那么‘十五五’必須真正解決核心技術問題。”方興東說。

對于今后科技發展的方向，方興東認為，只有在操作系統、芯片等領域真正實現自主可控，未來穩定可靠的合作才能真正建立起來。

方興東提醒企業家，真正的機會在別人沒有發現趨勢之前就已做大量工作，而不是“追漲殺跌”，企業家須具備洞察力，遵循“技術邏輯”和“產業邏輯”，而非“政策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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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建數字共通的“三個原生”

方興東回憶，2014年世界互聯網大會烏鎮峰會剛剛舉辦時，中國在國際網絡治理中還是邊緣參與者，如今中國已與美國并列為兩個最重要的力量，“烏鎮峰會作為中國提供的國際公共物品，意義越來越凸顯。”

為此，方興東提出了“數字共通”的理念。在他看來，中國互聯網雖然發展得很好，但跟世界之間不太共通。他舉例稱，提起中國制造，義烏小商品絕對是“頂流”，小商品市場全球化程度非常高，全世界的商人都在這里，這是商品的共通。接下來，中國要做好互聯網的“數字共通”。“只有‘通’，大家才能找到共同點，烏鎮互聯網大會不可能通過一次會議就解決所有重大問題，但可以讓中國更多走出去，讓外國人更多走進來，大家先碰起來，這是‘數字共通’的意義。”

作為義烏人，方興東對全球化有著獨特理解。他特別關注中國技術如何幫助發展中國家。

“中國接入互聯網31年來，美國、歐洲、日本、韓國都曾幫助過我們。今天，中國的一個重要使命就是關注發展中國家，解決數字鴻溝問題。”他認為，技術的快速發展，實際上是擴大而非消除了數字鴻溝。非洲有三分之一的地區還沒有穩定電力，怎么發展人工智能？所以要既發展技術，也發展經濟，通過技術帶動經濟。而這一模式，中國可以提供比歐美更好的解決方案。理由有三：在技術可及性維度上，當前美國在用政治干預技術，但技術本應是普惠的，所有國家都應該享受最好的技術；在成本適配性上，美國的蘋果手機1000美元一臺，中國的手機很多是1000元人民幣，但是在非洲、印度等地，很多人需要200元的手機，而這種符合發展中國家需求的設備，歐美企業可能沒法提供，但中國企業可以；在基礎設施維度上，非洲有豐富的太陽能資源，但沒法轉化成現實應用，而基礎設施建設恰恰是中國的強項。

展望未來，方興東提出了AI原生、全球原生和開放原生“三個原生”發展理念。

AI原生，即機器要成為變革的主力軍，而不僅僅是工具；全球原生則是對于中國企業而言，14億人口的市場已經非常大了，但也只是全球的一部分。未來能夠崛起的，必定是具有“80億人”市場思維的全球化公司；開放原生的底層邏輯在于開源、開放、共享是這個時代集聚力量的主要方式。封閉式研發已經不適應時代需求，高校、企業、社會之間的邊界將越來越模糊。誰越開放，誰越有力量。

最重要的是，全球科技格局正在從美國單一體系向中美雙體系演進。“中國體系一定會建立起來，與美國體系并存競爭。”方興東說，“有了競爭，高科技發展會更好。任何個人、公司、國家，都可以在兩個體系間游刃有余——你待我不好，我就選另一個體系；你待我好，我就跟你靠近。”

中國企業必須以開放、高投入、全球化的姿態，迎接“人機共生時代”的智能文明，才能在新的時代浪潮中，實現真正的崛起和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