謊言，全是謊言！南京博物院前院長徐湖平，目前已經撒了兩個謊言

2025年12月19日，南京博物院前院長徐湖平面對鏡頭，語氣堅決地表示1997年的那場文物處置“完全沒有經手”，甚至自詡退休二十年來“不再過問外界事務”。

然而，新華社次日公布的檔案卻狠狠打了臉：那幅當年僅作價6800元賣掉的《江南春》，撥交單上赫然寫著“徐湖平”的簽名，而如今這幅畫竟在拍賣行標價高達8800萬元。

白紙黑字的簽名為何不能為證？這筆跨越萬倍的糊涂賬到底誰來買單？

這簡直就像是一場拙劣的魔術表演，試圖在眾目睽睽之下把大象變沒。

徐湖平說這個事“沒有經他手”，還特意強調自己“不是書畫鑒定家”，試圖用專業壁壘來構建免責的防火墻。

可檔案室里那張泛黃的撥交記錄，清清楚楚地印著“徐湖平”三個字，時間定格在1997年5月8日，這不僅是墨跡，更是權力的指紋。作為一名院長，在那個位置上簽下名字，就意味著對這道行政程序的最終背書，無論你是否懂鑒定，簽字的那一刻，責任就已經鎖死。

更有意思的是他的第二個謊言，他說2008年退休后，“近20年不再過問外界的事”，聽起來像個超脫世外的隱士。

但這話連他自己恐怕都不信，就在2024年1月，他還站在“禪心妙韻”星云大師書法展的開幕式上致辭；同年6月，他又出現在江蘇省收藏家協會的展會上，原本安排3分鐘的發言，他硬是講了40多分鐘。

他在臺上談笑風生，教收藏家“別光盯著錢看”，享受著前院長的余暉，可一旦涉及到過去該負的責任，就立馬把自己藏進“退休老人”的保護色里，這種選擇性記憶，比直接的謊言更讓人玩味。

讓我們把事情攤開來看，1959年，龐增和把137件古畫捐給了國家，這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任，到了1961年和1964年，專家兩次把《江南春》定為偽作，這其實給后來的處置埋下了伏筆。

1997年，南博申請把這批“不夠館藏標準”的藏品調劑出去，撥交給文物總店，院長簽字，這流程在紙面上似乎無懈可擊。

但問題在于，這是一條斷裂的鏈條，誰提出的調劑？復核的標準是什么？最關鍵的是，捐贈人知情嗎？

法律專家說得很直白：簽字意味著責任鏈上的一環，你不能既享受權力的紅利，又拒絕簽字的重量，哪怕畫是假的，它作為一件流傳有序的文物，其處置也必須嚴絲合縫。

2001年，這幅畫以“仿仇英山水卷”的名義，在文物總店以6800元賣給了某位“顧客”，請注意，“顧客”這兩個字模糊了關鍵的買家信息。

從6800元到8800萬元，這中間的巨大價差，簡直像是一場沒有安全繩的蹦極，徐湖平現在想用“記憶偏差”來擋槍，可檔案不會撒謊，流程的每一個環節都在無聲地指控著那種敷衍了事的態度。

這事兒最讓人寒心的，不是畫真畫假，而是那份被辜負的信任，把好東西捐給公家，是相信公家能好好保管、好好研究。

可現實卻是，后人去查驗藏品時才發現東西沒了，得到的回復是“按規定處理了”，這種冰冷的處理方式，像一盆冷水澆在了所有熱心公益的人頭上。

對比一下國際通行的做法，重要藏品哪怕是調劑，也會優先考慮原捐贈人的意愿，或者至少有一個明確的告知程序，而在我們這里，這一切似乎都在一張內部表格的流轉中悄無聲息地完成了。

當捐贈人的知情權被無視，當“不夠格”成了隨意處置的借口，文博機構的公信力就開始地基下沉。

試想一下，如果每一份捐贈最后都可能變成一張不知去向的發票，誰還敢把家里的寶貝拿出來？這不只是龐家一家的遺憾，這是整個文化收藏生態的損失。

我們常說“文物是活的歷史”，但如果連文物的去向都成了謎，那這段歷史也就斷了根，那個在拍賣會上標價8800萬的《江南春》，像一面鏡子，照出了規則執行的蒼白，也照出了人心深處的算計。

事情發酵到這一步，已經不是一個院長能不能說清話的問題了，江蘇省文旅廳已經成立了專班，南京博物院的承諾核查也在進行中，玄武區法院的官司更是箭在弦上。

這每一步，都是在給那個已經千瘡百孔的公信力打補丁，公眾現在要的不是一個“沒經手”的解釋，而是要看到完整的路徑：誰買的？轉到哪了？為什么突然就成了天價珍寶？這些問題如果不回答，所有的解釋都會被看作是遮掩。

社會輿論的反應也很真實，大家憤怒的不是畫賣了，而是那種“公家的東西好處理”的傲慢，這種傲慢一旦形成慣性，傷害的是整個社會對公共機構的信任基石。

如果連省一級的博物館都能在檔案上玩文字游戲，那基層的文保單位又會是什么樣？

這起事件的后續影響，可能會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里持續發酵，它像一根刺，扎在每一個關心文化傳承的人心頭。

只有把全部的文書、流程、名單攤在陽光下，讓紫外線殺滅那些滋生的細菌，信任才有可能一點點長回來。

簽字不僅是墨跡，更是權力的契約；試圖用選擇性記憶抹去責任，只會讓裂痕更深。

文博界正面臨信任大考，只有把全部流程攤在陽光下，才能止住公信力的流血。

檔案里還有多少未解的謎題？我們還在等待下一個真相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