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公開的“性史”

文 | 難得君

1922年春天，北京。

北大教授張競生和往常一樣，翻著《北京晨報》。副刊上一段不長的文字，讓他停了下來。

文章寫的是一個叫褚松雪的南方女子。她為了逃開家里定下的親事，一個人從浙江嘉興跑到了山西陽高，在那兒當上了縣立女校的校長。讀到這兒，張競生心里動了一下。這女子，有點像易卜生筆下那個摔門而走的娜拉，只不過，她活在實實在在的中國鄉下。

更讓他驚訝的事還在后頭。

這位女校長，為了騰地方給學生上課，居然叫人把學校旁邊廟里的菩薩像給搬走了。

在那個年頭，動菩薩，還是個小地方的女人帶頭，這得多大的膽兒？

張競生坐不住了，他提起筆，按照報上的地址，給這個素未謀面的褚松雪寫了封信。

信里沒太多客套，他直說佩服她的勇氣，稱她是“中國的奇女子”。

他寫：“你打倒了有形的偶像，我還在和許多無形的偶像爭斗。咱們算得上是同志，該交個朋友。”

信寄往那個北方小城時，褚松雪的日子并不好過。

逃婚，聽著是壯舉，背后的滋味只有自己知道。

她從江南水鄉跑到山西，先在大同教書，因為長得好看，被當地一個叫“鄭胡子”的軍閥盯上，逼著要娶她。

沒辦法，她只能繼續跑，跑到更偏的陽高。

剛把女校的攤子支起來，又要頂著全城的白眼和議論去搬菩薩。她心里不是不怕，只是沒退路。

就在她覺得四面都是墻的時候，張競生的信到了。一封來自最高學府的信，幾句明白的肯定，對她來說，像黑屋子里突然推開的一扇窗，光進來了。

收到回信，看了附贈的照片，張競生對這個女子的印象更具體了。

信上的字句有棱角，照片里的人眼神倔強。他覺得，這樣的人不該埋沒在鄉下。

當時北大不招女生，但他上心打聽，終于找到路子。他告訴褚松雪，北大新成立了研究所，他能引薦，讓她準備篇論文。

1923年暑假，褚松雪到了北京。

兩人見了第一面。她27歲，他35歲。

之后，她果然進了北大研究所國學門念書。在北大，人們常看見他們在一起，散步，吃飯，聊天。

感情這東西，處著處著就生了根。張競生先開的口，他想結婚。沒想到，褚松雪拒絕了。她不是不喜歡他，但她是個不婚主義者，覺得那張紙是枷鎖。事情就這么擱下了。

轉機來得有點意外。

當年在大同逼婚的“鄭胡子”，不知怎么打聽到褚松雪在北京，竟又追了過來。

為了徹底絕了這邊的麻煩，張競生舊事重提，不過換了個說法：不結婚，但可以像“情人”一樣共同生活。

這個說法，戳中了褚松雪追求自由的心，也符合張競生從法國學來的那套浪漫愛情觀。

兩個人就這樣走到了一起，住進了什剎海邊的四合院。外人看著，和尋常夫妻沒兩樣。

一年后，他們有了個兒子，小名叫“真兒”。

如果故事停在這里，那是個才子佳人沖破束縛的圓滿劇本。

可惜，生活從不給人簡單的劇本。

他們的裂隙，最初源于張競生一個驚世駭俗的舉動。

1925年冬天，他在《京報副刊》登廣告，公開征集個人的“性史”。

他想把這當成學術材料，研究人性。但在那個時代，這無異于引爆了一顆炸彈。

在張競生的堅持和每日勸說下，褚松雪最終鼓起勇氣，提筆寫下了《我的性經歷》一文。

她以真摯的筆觸，毫不避諱地描繪了自己的性經驗，展現了她對自由與真實的追求。

后來，張競生從眾多來稿中精心挑選出7篇優質文章，并附上獨到點評，由北京光華書局公開出版了《性史》第一集。

開篇之作，便是褚松雪的《我的性經歷》。這本書的出版，不僅是對性教育的勇敢探索，更是對封建禮教的一次有力挑戰。

罵聲像潮水一樣涌來，張競生得了頂“性欲博士”的帽子，成了輿論眼里的“文妖”。

壓力之下，他在北大也待不住了，決定南下去上海。

臨走前，兩人有過爭執。褚松雪覺得，他是家里的經濟支柱，不該輕易離開北大。她說自己可以出去工作。張競生不答應，理由一是覺得北大已變味，二是放心不下孩子交給保姆。

最后，還是褚松雪讓步，跟著他去了上海。

在上海，日子表面平靜，底下卻藏著不安。張競生在學校當教務長，晚上寫書。

褚松雪在家帶孩子。從前那個敢拆廟的女校長，現在困在廚房和孩子的哭鬧聲里。

她心里空了一塊，開始用筆名“褚問鵑”給報紙寫文章。稿子登出來，反響不錯，找她約稿的越來越多。她漸漸把心思都撲在了這頭，家事難免疏忽。

有一次，孩子哭得厲害，張競生被吵得寫不進東西，嘟囔了幾句。正埋頭寫稿的褚問鵑也不高興，頂了回來。

吵著吵著，她起身就要走。張競生從背后抱住了她。那一刻他應該是懂的，他愛的就是這個不馴服的靈魂，怎能又親手把她關進籠子？

但懂歸懂，隔閡還是生了根。

褚問鵑的活動越來越神秘，常有陌生男人來找她，她也常早出晚歸。張競生忍不住懷疑她有了外遇。

他不知道的是，褚問鵑早已秘密加入了組織，后來更是成了國民政府婦女部的重要人物，身居部長高位。她周旋在政治旋渦里，這些，張競生全然不知。

矛盾在一次激烈的爭吵后爆發了。張競生甚至動了手。那天晚上，在兒子的哭聲里，褚問鵑摔門而去，坐船去了武漢。

她徹底告別了“褚松雪”的過去，以“褚問鵑”之名，投身到洶涌的革命洪流中。

在武漢，她擔任湖北省婦女協會的交際部長，找到了被需要、被尊重的價值，整個人煥然一新。

張競生留在上海，陷入了頹唐。

他后來開書店，印他那套“性育小叢書”，封面上用了巴黎的裸體畫，還雇年輕女店員，再次引發爭議，書店很快被查封。

他的人生，好像在褚問鵑離開后，就一路往下滑。

1929年夏天，在外漂泊了兩年的褚問鵑，突然失魂落魄地回到了上海的家。

政局變幻，武漢待不下去了。張競生看著眼前這個憔悴的女人，心里百感交集，有恨，有嘲弄，也有一絲憐憫。

最終，為了孩子，他接納了她。

兩人決定去杭州換個環境。

沒想到，剛到杭州第二天，張競生就在西湖邊被警察抓了。原來是當年北大代理校長、時任浙江省教育廳廳長的蔣夢麟，一直記著《性史》讓北大蒙羞的舊賬。是褚問鵑，動用了自己經營多年的人脈，找到省主席張靜江說情，才把張競生救了出來。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當年張競生堅決反對她從政，最后卻是靠她的政治關系脫了險。

這事之后，褚問鵑再次消失了。

這一次，是永別。

分手后，兩人走上了截然不同的路。

褚問鵑投筆從戎，憑借才華一路做到上校，成為軍中有名的女官員。

抗戰勝利后，她隨長官赴任，兒子黃嘉（她給兒子改了名）也長大成人，去了臺灣經商。

1946年，張競生曾赴臺想認兒子，但父子長談一夜，終究觀念不合，未能如愿。

褚問鵑晚年也到了臺灣，與兒子團聚。她一直獨身，再也沒有嫁人。

她寫了很多文章，尤其愛寫故鄉嘉興。她給自己的住所起名“嘉禾寄廬”，明白告訴別人，自己是“寄居”在此，心在大陸。

1993年，褚問鵑在臺灣去世，終年97歲。

臨終前，她把兒孫叫到床前，叮囑了兩件事：第一，墓碑上一定要刻上“嘉興”二字；第二，墓碑的方向，必須朝著大陸，朝著故鄉。

而早在1969年，張競生便在廣東老家病逝了。

他晚年歸于平靜，默默從事著鄉村建設。他或許至死都不知道，那個曾與他親密無間、又毅然離去的“情人”，曾達到過怎樣的高度。

回過頭看這一場相遇，像兩顆流星在夜空中猛烈碰撞，迸發出耀眼光芒，又沿著各自的軌跡，墜入無邊的黑暗。

他們因反抗傳統而共鳴，因志同道合而靠近，最后又因追求的不同而撕裂。張競生要的，或許是一個能理解他驚世駭俗理念的“新女性”伴侶，但這個伴侶最好仍在他的精神引領之下。

而褚問鵑，從逃婚那一刻起，她要的從來不是任何人的附庸，而是完完全全的“自己”。她的戰場，從家鄉的祠堂，到北大的校園，最終延伸到廣闊而殘酷的政治沙場。她的一生，都在出走，都在追尋。

他們的故事里，沒有簡單的對錯。只有兩個真實而勇敢的人，在時代的大浪里，拼命想抓住自己認為對的東西，為此不惜頭破血流，不惜背棄愛人。那一點最初的懂得與溫暖是真的，后來的隔閡與傷害也是真的。

愛情沒能救贖他們，理想也沒能始終同行。但恰恰是這種不圓滿，這種深刻的斷裂，讓我們看到了一代人的掙扎與代價。

歷史的塵埃落定，他們用力活過、愛過、反抗過的痕跡，并沒有完全消失。

但歷史往往就是這樣，一不留意就開始開倒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