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總理病逝的噩耗傳來，秘書向毛主席請示是否參加追悼會，毛主席無奈表示：我也走不動了

01

“主席，您不去看周總理最后一眼嗎？”

1976年1月14日，北京的冬天冷得刺骨，中南海的游泳池住處里，一直照顧毛主席生活的機要秘書張玉鳳，看著靠在沙發上神情枯槁的老人，終于忍不住問出了這就話。

這不僅僅是她一個人的疑問，也是那時候全北京、全中國老百姓心里都在琢磨的事兒。大家都盯著紅墻里面的動靜，盼著那個高大的身影能再出現一次，去送送那個和他并肩戰斗了半個世紀的老戰友。

誰都知道，這兩位的交情那是過命的。從岡山到長征，從延安到北京，幾十年的風風雨雨都過來了。如今一個先走了，另一個怎么著也得去送送吧？

毛主席聽完這句話，手里拿著的文件“啪嗒”一下放到了腿上。他那只患過白內障剛做完手術的眼睛，費力地轉過來看著張玉鳳。

屋子里靜得嚇人，連墻上掛鐘走動的聲音都聽得清清楚楚。

過了好半天，毛主席費勁地拍了拍自己那雙浮腫得厲害的腿，嘴唇抖動著，緩緩地擠出了六個字。

就這簡簡單單的六個字，把當時兩個偉人那種無法言說的無奈，把那個寒冬里所有的辛酸，全給說透了。

這事兒吧，要是想弄明白，咱們還得把日歷往前翻，翻到1972年那個看起來還沒那么糟糕，其實暗流涌動的年份。

那一年，總理的身體其實已經亮紅燈了，而且是大紅燈。

負責總理保健工作的醫生張佐良，像往常一樣拿著總理的尿樣去做檢查。這本來是個例行公事，可顯微鏡底下的畫面，讓這位經驗豐富的老醫生心里“咯噔”一下。

正常人的尿液里，紅血球頂多也就偶爾看見一兩個，那是累的或者有點小炎癥。可那天總理的樣本里，紅血球足足有四個。

在醫學上，這就是個危險信號，大概率指向一個讓人聽了就頭皮發麻的病——膀胱癌。

張佐良當時就慌了，但他不敢直接拿著報告去找總理。他知道總理那個脾氣，工作起來不要命，要是直接告訴他，他肯定說“沒事，先忙完這陣再說”。

于是，這份沉甸甸的報告，先送到了毛主席的案頭。

毛主席看完報告，眉頭鎖得死死的。他太知道這個老搭檔對這個國家意味著什么了。主席當場就下了死命令：這事兒先對總理保密，但是醫療專家組必須馬上成立，趕緊想辦法治，一定要把人留住。

可很多事情，不是光有決心就能辦成的。

那時候的總理，正處在一個不得不忙、不能不忙的節骨眼上。內政外交，哪一樣離得開他？

醫生們急得團團轉，變著法兒地勸總理休息，勸他做更詳細的檢查。可總理呢？他就像個上了發條的鐘表，一刻都不敢停。

“我不能休息。”
“國家還需要我。”

這兩句話，成了他那兩年的口頭禪。哪怕有時候疼得額頭上冒冷汗，他也只是甚至偷偷吃兩片止疼藥，接著去見外賓，接著去開會。

這一拖，病情就不等人的。

到了1974年，事情是真的壓不住了。尿血的情況越來越嚴重，有時候一天能有好幾次。葉劍英元帥拿著那是帶著血色的尿液樣本送到主席面前時，毛主席的手都在抖。

這回，誰也攔不住了，必須住院。

1974年6月1日，總理離開了西花廳，住進了北京301醫院。

這一進去，就再也沒能回來。

02

在醫院的那段日子，真不是人過的。

咱們現代人聽癌癥，都知道做手術痛苦。可你想想，那是在70年代，總理做手術，不僅僅是把腫瘤切了那么簡單。

為了控制病情，醫生們不得不想盡一切辦法。每一次手術，都得把腹腔打開。那種撕心裂肺的疼，別說是個七十多歲的老人了，就是身強力壯的小伙子也扛不住幾回。

可總理硬是扛下來了。

據當時護士的回憶，總理身上插滿了管子。鼻子插著胃管，因為吃不下飯，只能靠這個輸營養液；肚子上掛著袋子，那是用來排膿血的；胳膊上還扎著輸液針。

就這副模樣，只要人稍微清醒一點，他要的第一樣東西，永遠是文件。

醫生吳階平看著都心疼，勸他歇會兒。總理總是微微一笑，搖搖頭。他心里清楚，留給他的時間不多了，他得多干點，再多干點。

短短幾個月的時間，那個曾經在萬隆會議上風度翩翩、神采奕奕的外交家，那個在十里長街上總是挺直了腰桿的總理，瘦得脫了相。

體重秤上的數字，最后定格在了61斤。

這是個什么概念？一個成年男人，瘦到只剩一把骨頭。

咱們再說回毛主席。

很多人可能會問，總理都病成這樣了，怎么沒見主席去醫院看一眼？是不是像外面瞎傳的那樣，兩人有了隔閡？

這可真是天大的誤會。

其實，在總理住在301醫院受罪的時候，僅僅幾百米之外的中南海游泳池住處，毛主席也在經歷著生不如死的折磨。

這兩位巨人，在生命的最后時刻，竟然像是約好了一樣，一同陷入了病痛的泥潭。

那時候的主席，眼睛因為白內障，幾乎看不見東西。眼前總是灰蒙蒙的一片，看文件得靠秘書讀，走路得靠人扶。

更要命的是，一種類似運動神經元病的怪病纏上了他。

這種病在當時沒有明確的公開叫法，但癥狀很嚇人：吞咽困難，吃飯喝水容易嗆著，最關鍵的是，腿腳不聽使喚了。

你可以想象一下那個畫面：主席想站起來，腿卻像灌了鉛一樣死沉死沉的，根本用不上力。

每次葉劍英從301醫院回來匯報總理的病情，主席都聽得特別認真。秘書給他讀報告的時候，他經常是一言不發，就那么靜靜地聽著。

有一次，讀到總理做完手術身體虛弱的時候，主席的眼眶濕潤了。他指了指自己的眼睛，又指了指自己的腿，那種無力感，身邊的工作人員看著都心酸。

他也想去啊，他也想去看看那個陪了自己大半輩子的老弟兄。

可現實是殘酷的。這兩個曾經叱咤風云、改變了中國歷史走向的偉人，在那個時間點上，都被病魔死死地按在了床上、輪椅上。

這幾百米的距離，對他們來說，比當年的雪山草地還要難跨越。

1974年，馬來西亞總理拉扎克來訪。那是周總理最后一次在這個場合陪同主席接見外賓。

當時，總理強撐著病體，陪著客人走進來。他一直盯著主席看，還要隨時注意時間，怕主席身體吃不消。

會見結束的時候，那個經典的瞬間發生了。

被很多人忽略的一個細節是，總理在門口停下了腳步。他轉過身，看著坐在沙發上的主席。主席也看著他。

兩人的目光在空中碰在了一起。

那一刻，沒有千言萬語，只有兩個重病老人之間的惺惺相惜。

主席慢慢地伸出手，總理趕緊快走兩步，伸出那只瘦骨嶙峋的手，緊緊地握住了主席的手。

這是他們人生中最后一次握手。

這次握手之后，兩人就再也沒有見過面。

03

時間到了1976年1月，北京的寒風像是刀子一樣刮在人臉上。

1月7日深夜，301醫院的搶救室里燈火通明。吳階平醫生和其他專家們已經熬紅了眼。

總理的生命體征正在一點點消失。

就在偶爾清醒的那一瞬間，總理睜開眼，看到了圍在床邊的醫生們。他用微弱得幾乎聽不見的聲音說：“我這里沒事了，你們去照顧別的生病的同志吧，他們更需要你們……”

都這個時候了，他想的還是別人。

1月8日上午9點57分，心電圖上的波浪線，最終變成了一道刺眼的直線。

周恩來總理，永遠地閉上了眼睛。

消息傳到中南海的時候，毛主席剛剛醒來不久。

張耀祠懷里揣著那份沉甸甸的訃告，腳步沉重地走進了主席的臥室。護士孟錦云正在給主席讀報紙。

看到張耀祠進來，孟錦云心里就明白了八九分。她接過那張紙，手有點抖。

她深吸了一口氣，盡量用平穩的聲音，把那個噩耗讀了出來：“周恩來同志，因患癌癥，于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

讀到一半，孟錦云的聲音就哽咽了。

毛主席聽著聽著，閉上了眼睛。

沒有嚎啕大哭，沒有撕心裂肺的喊叫。

只見兩行熱淚，順著他那蒼老的眼角，無聲地流了下來，流過臉頰上的老年斑，滴落在衣襟上。

那是一種什么樣的悲傷啊？是一種心被掏空了的沉默。

下午，總理的后事開始籌辦。

這事兒辦得，讓所有在場的工作人員都忍不住想哭，不是因為排場大，而是因為太“窮”了。

鄧穎超大姐強忍著悲痛，來到醫院。她給工作人員立了兩條鐵規矩：

第一，不許搞特殊，一切從簡。
第二，不許買新衣服，就穿總理平時穿的。

負責給總理理發刮胡子的朱殿華師傅來了。他是北京飯店的老理發師，以前給總理理過發。

當他看到病床上那個瘦得變了樣的人時，手里的剃刀差點沒拿穩。

這時候，工作人員把準備好的壽衣拿來了。

韓宗琦一看，火氣蹭地一下就上來了。

“你們這是干什么？怎么拿這些舊衣服來？沒錢我出！怎么也不能讓總理穿這個走啊！”

那是一套舊得洗發白的中山裝，領口和袖口都有磨損的痕跡。

工作人員委屈得直掉眼淚：“韓師傅，不是我們不買，是鄧大姐不讓啊。而且……而且總理平時就這兩件像樣的衣服，其他的補丁更多。”

韓宗琦聽完，愣住了。他看著那件舊衣服，再看看躺在那里的總理，一個大老爺們，捂著臉哭出了聲。

這就是咱們的一國總理啊。管著這么大一個國家，手里過著那么多的錢糧，最后走的時候，連件新衣服都舍不得穿。

最后，還是朱殿華師傅含著淚，小心翼翼地幫總理刮干凈了胡子，整理好了頭發。為了讓總理看起來氣色好點，化妝師特意化了淡妝，想讓他走得體面些。

04

總理走了，追悼會定在1月15日。

這幾天，整個北京城都沉浸在悲痛里。老百姓們自發地戴上了黑紗，白花賣斷了貨。

大家的目光都看向了那個方向——毛主席會不會去？

按照常理，這是肯定的。當年陳毅元帥去世，主席穿著睡衣，外面披件大衣就沖出去了，那是何等的重情重義。

現在，走的是周總理啊。

1月14日，中南海那邊，工作人員早就把輪椅擦得干干凈凈，急救的氧氣袋、強心針也都備好了。大家都在等主席一句話。

可是，一直等到下午，主席還是坐在沙發上，一動不動。

他的呼吸很沉重，眼神看著窗外灰蒙蒙的天，不知道在想什么。

張玉鳳在旁邊守著，心里也是急得不行。她看著主席那個難受的樣子，實在沒忍住，就問了開頭那句話：

“主席，您不去看周總理最后一眼嗎？”

這一問，像是觸動了主席心里最痛的那根神經。

主席慢慢轉過頭，看著張玉鳳。他的眼神里，沒有責怪，只有一種深深的、無力的悲涼。

他抬起手，想要拍拍自己的腿，但是手抬到一半又落下去了，最后只能在腿上輕輕按了按。

他張了張嘴，費了好大的勁，才發出了嘶啞的聲音：

“我也走不動了。”

這六個字一出來，張玉鳳的眼淚刷地一下就下來了。

原來，不是不想去，是真的去不了。

那個曾經喊出“紅軍不怕遠征難”的偉人，那個在天安門城樓上揮手致意的領袖，現在連站起來走幾步路，都成了一種奢望。

他被困在了這副衰老的軀殼里，只能眼睜睜地看著老戰友獨自上路。

這種痛苦，比直接去參加追悼會還要難受一萬倍。

1月15日下午，追悼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

毛主席讓張玉鳳打開了收音機。

廣播里，傳來了鄧小平致悼詞的聲音，那是帶著濃重四川口音的悲痛：“今天，我們懷著極其沉痛的心情……”

主席一個人孤零零地坐在那里，聽著廣播。

每聽到一句，他的頭就低垂一分。眼淚再一次不受控制地流了下來。

他讓張玉鳳把那個花圈送去了。花圈上寫著：“悼念周恩來同志，毛澤東挽。”

這是他能做的最后一件事了。

追悼會結束后的那天晚上，發生了一件絕密的事情。

鄧穎超大姐捧著總理的骨灰盒，在治喪委員會工作人員的護送下，避開了所有人，悄悄地從人民大會堂的地下通道離開，直奔通縣機場。

為什么要走地下通道？

因為外面的長安街上，還有無數不想離去的老百姓。要是讓他們知道要把總理的骨灰撒掉，那非得把車攔下來不可。中國人講究入土為安，把骨灰撒了，在當時很多人是接受不了的。

但是，這是總理的遺愿。

“不留骨灰，不占耕地，死后也要為人民服務。”

那是一架老式的蘇制撒粉機，本來是用來撒農藥的。

飛機起飛了，沖進了茫茫的夜色里。

飛機上，工作人員張樹迎、高振普兩個人，一邊流淚，一邊執行這最后一道特殊的命令。

骨灰分四次撒了下去。

第一把，撒在了北京上空。這片土地，有故宮，有中南海，有他日夜操勞的辦公室。他在這里工作了大半輩子，舍不得離開這里的人民。

第二把，撒在了密云水庫。那是他親自主持修建的。他生前最關心的就是水利，就是老百姓能不能喝上水，莊稼能不能灌上水。

第三把，撒在了天津海河入海口。那里是他年輕時讀書的地方，是他革命思想萌芽的地方。他在那里遇到了一輩子的伴侶鄧穎超。

第四把，撒在了山東濱州的黃河入海口。骨灰順著黃河水，流進了渤海，流進了太平洋。他生前一直掛念著臺灣同胞，他說過希望能看到祖國統一。或許，他是想順著大海，去臺灣看一看吧。

05

這事兒過去這么多年了，現在提起來，心里還是覺得堵得慌。

1976年的那個冬天，對中國來說，真的太冷了。

兩個老人，一個在醫院里為了省一件新衣服而穿著舊衣離世，把骨灰都撒得干干凈凈；另一個在紅墻里，被病痛困住了雙腿，連送別老友都成了奢望，只能對著收音機流淚。

“我也走不動了。”

這六個字，不僅僅是身體上的無奈，更是一個時代的謝幕。

它讓我們看到了偉人身上最凡人、最脆弱，也最真實的一面。他們不是神，他們也會老，也會病，也會在生離死別面前感到無能為力。

但你反過頭來想，正是這種“無能為力”和“赤條條來去”，才顯出他們的偉大。

總理雖然沒有留下一塊墓碑，也沒有留下一把骨灰。

但是，你看那奔流不息的黃河水，看那巍峨的密云水庫，看那長安街上繁華的燈火。

其實，他哪里都沒去。

正如那句老話說的，有的人死了，但他還活著。他早就融進了這片他愛得深沉的土地里，變成了這山川河流的一部分。

這么一想，那個寒冷的冬天，似乎也沒那么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