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晚年感嘆道：我這輩子最后悔的，不是選錯路，而是忘看腳下

1942年春季，江津鶴山坪存在著一間租來的廂房。陳獨秀帶著咳嗽的癥狀，對著最后一任妻子潘蘭珍面帶笑容地說道：別人聲稱我走錯了道路，我認為道路并沒有選擇錯誤，只是在行走的時候忘記了留意腳下的情況。窗外的油菜花呈現出極為耀眼的黃色，如同他創辦《新青年》時所在的北大圖書館的琉璃瓦一般。這位年齡達到63歲的老人顫顫巍巍地指著雨后變得泥濘的田埂說道：你瞧那挑糞的農夫，行走的步伐比我們更加穩當。

我認為陳獨秀所說的看腳下蘊含著農耕文明的智慧。1937年出獄之后他本可以前往香港進行避難，但是卻前往了武漢重慶。有一次胡適寄送美金來接濟他，他把錢退還了，并且表示胡適知道他的執拗。這種知識分子的倔強，在某種程度上是他脫離實際的一種體現。1927年他堅持工人階級主力論的時候，毛澤東在湖南的山里把農民協會搞得十分熱鬧。

記得我在翻閱檔案的時候看到一個細節，陳獨秀晚年修改《小學識字教本》手稿的時候，總是喜歡赤腳踩在泥土地上書寫。房東家的小孩問他為什么這樣做，他瞇著眼睛說地氣能夠通達人心。他的這種近乎巫術的習慣，和他早年的情況完全不一樣。當初他主持中國共產黨建黨的時候，是把《共產黨宣言》當作數學公式來進行套用的。最為諷刺的是，當他真正學會貼近生活實際的時候，他腳下就僅僅剩下江津那一片土地和水土了。

這么來看，他和毛澤東之間的分歧早已有了伏筆。在1927年的中共五大上，毛澤東提交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但是陳獨秀卻對其進行批評，稱過分強調農民會使得革命的性質變得模糊不清。他對于書本理論的這種執著，如同晚清時期的秀才談論治理國家和安定天下一樣。而在他去世前的半年時間里，當讀到延安整風文件的時候，突然向濮德志感慨：毛潤之總算是把‘看腳下’這三個字領會透徹了。

當然，忘記關注腳下的情況會帶來慘痛的代價。長子陳延年被亂刀分尸并投入江中時，身上穿的仍然是帶有補丁的灰布衫。次子陳喬年在即將犧牲之前大聲呼喊革命者絕對不會下跪，腳鐐將他的踝骨磨得露出了血跡。而他們的父親此時正被共產國際扣上右傾投降主義的帽子，在租界里書寫《我們的政治意見書》。這種時空錯位所呈現出的悲壯之感，比任何小說都更加殘酷。

或許可以這樣來看，陳獨秀的醒悟有著血淚沉淀。1940年他在給托派友人寫信的時候突然說道，蘇聯二十年的教訓讓他明白，無產階級民主要是沒有選舉自由，就好像穿鞋忘記穿襪子一樣。這句話聽起來平常，但是卻是他用七年牢獄以及兩個兒子犧牲換來的覺悟。如同他自己所自嘲的那樣，他以前把列寧的語錄當作尺子來衡量中國，量來量去量出個四不像。

當這位五四運動的總司令處于貧病交加的狀況時，反而展現出了士大夫的風骨。戴笠帶著支票本前去請教對日策略，他歪在竹椅上冷笑著說，蔣介石殺了他的兩個兒子，他和蔣介石之間就只有國事可以談論，沒有私人交情可以言說。事后卻跟潘蘭珍小聲嘀咕，那特務頭子的皮鞋光亮得能夠照見云彩，可惜卻照不見地上的螞蟻。

歷史有著這樣的幽默之處。當下在安慶陳獨秀的墓前，總會有人放置兩雙布鞋。其中一雙象征著他所走過的救國之路，另一雙則隱喻著他尚未完善的實踐論。這還真與他晚年的感慨相契合：我如同《水滸傳》里的李逵一般，掄著板斧沖得過于迅猛，都沒來得及顧及自己是否踩了莊稼地。

那我們再來說說，陳獨秀最后的日子有著矛盾的圓滿。他不領取國民黨的津貼，卻收下臺靜農所送的本地辣椒，還批判斯大林的獨裁，并且堅持用俄文校對《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的譯文。他這樣又那樣的倔強，不也是另一種腳踏實地？如同他臨終前堅持將《小學識字教本》里步字的注解改成兩足交替叫做步，或許到最后治國的時候，他還在思索著如何走路。

現在當我們重新閱讀《新青年》發刊詞的時候，常常會被科學與民主所散發出來的光環所吸引，卻很容易忽略第六卷中他所寫的一段編后記：要是讀者各位覺得理論過高，不妨先看看窗外挑水的工人是如何保持扁擔平衡的。這種從云端到地面的視角上的轉變，或許才是關注腳下情況的關鍵所在。因為路從來都不在書本里面，而是在農夫挑水的田埂之上，在工人擦拭汗水的廠房之內，在書生們最終肯低下頭的塵土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