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某位官員連跳多級晉升為省委書記

誰說官場只有“往上爬”？

1975年5月，羅定縣的田埂上，一輛冒著黑煙的摩托車死死攔住了正在看稻穗的郭榮昌。

送信的人氣都喘不勻，只扔下一句硬邦邦的話：“省委急召，立刻去廣州，馬上走！”

那天晚上，坐在吉普車?yán)锏墓鶚s昌手心全是汗。

那是個什么年月？

運動最兇的時候，這種半夜急召，通常就兩個下場：要么帽子戴歪了要挨批，要么是捅了天大的簍子。

誰也沒想到，這次等待他的不是冷板凳，而是一場打破中國政壇幾十年規(guī)矩的“直升機式”飛升。

咱們都知道，體制內(nèi)爬坡，那是真的難。

從縣委書記到省委書記，中間隔著地委、廳局好幾道天塹。

正常人要想跨過去，沒個二三十年根本沒戲，甚至一輩子都在那個坑里蹲著。

可1975年，42歲的郭榮昌硬是一步登天。

這事兒在當(dāng)時的大院里炸了鍋，大家都猜他是不是有什么通天的背景。

其實吧，他最大的背景，就是那張白得像紙一樣的履歷。

那時候廣東局勢微妙，老帥們想穩(wěn)，造反派想奪權(quán)。

選人成了一門玄學(xué)：老的容易被打倒，小的壓不住場。

這時候，在基層摸爬滾打20年、檔案里翻爛了也找不出一條“政治錯誤”的郭榮昌，成了最佳人選。

這種“和尚頭書記”（意思是沒有小辮子可抓），成了那個特殊年代最稀缺的硬通貨。

上任沒多久，考驗就來了。

那時候“四人幫”還沒倒，那幫人瞎指揮，非要把華南農(nóng)業(yè)大學(xué)搬到窮鄉(xiāng)僻壤去，說是“扎根農(nóng)村”。

這不扯淡嗎？

那些精密顯微鏡、幾萬冊孤本，顛簸兩下全廢了。

可誰敢攔？

誰攔誰就是對抗革命。

省委會上，大家都急得嘴角起泡。

這時候，郭榮昌沒拍桌子，而是玩了一手絕妙的太極。

他笑瞇瞇地拿出張紙，上面全是數(shù)字：“搬可以，革命工作必須支持。

但我讓科技辦的同志算了一筆賬，儀器拆卸、運輸、新校區(qū)建設(shè)，一共得要800萬。

只要教育部把錢批下來，咱立馬搬！”

這一招太絕了。

1975年的800萬是什么概念？

那幫人跑到北京去要錢，教育部一看賬單臉都綠了，直接回絕：“沒錢，暫緩。”

就這么著，郭榮昌用一張賬單，硬生生把華農(nóng)給保下來了。

后來老教授見到他激動得掉淚，他卻擺擺手說是錢把人嚇跑了。

這就叫用魔法打敗魔法，有些事兒光有原則不行，還得有算計。

很多人不知道，這個能跟上面周旋的省委書記，15歲時還是在香港碼頭被洋警察拿警棍攆著跑的童工。

1933年出生的潮陽娃，為了討生活流落香港，白天在紡織廠踩機器，晚上讀夜校。

那種被殖民者當(dāng)狗看的屈辱，讓他回國后比誰都珍惜給老百姓做事的機會。

他在廣寧看孩子啃樹皮，自己掏腰包辦學(xué)；在羅定修水庫，光膀子跟民工一起扛水泥。

這股子泥土氣，是誰也裝不出來的。

到了1979年，改革開放剛起步，大家都削尖腦袋往上爬。

這時候，已經(jīng)坐穩(wěn)省委領(lǐng)導(dǎo)位置的郭榮昌，卻干了件讓所有人掉下巴的事：他主動找習(xí)仲勛同志，申請“下放”回地委去。

這就好比現(xiàn)在在大廠當(dāng)了副總裁，非要申請去當(dāng)個分公司經(jīng)理。

為啥？

他心里明鏡似的，當(dāng)年上來得太快，中間缺了“地委”這一課。

地基不牢，樓蓋再高也心慌。

他對習(xí)老說：“我想去肇慶，補課。”

真正的聰明人，永遠知道自己缺什么，而不是炫耀自己有什么。

這一去真不是作秀。

在肇慶，他看懷集縣窮得叮當(dāng)響，滿山竹子爛地里。

這時候他當(dāng)年在香港打工的見識派上用場了。

他不光教農(nóng)民編竹席，還利用早年的人脈，直接打通外貿(mào)渠道，把大山里的竹編制品賣到了維多利亞港。

當(dāng)別人還在糾結(jié)“姓資還是姓社”的時候，他已經(jīng)帶著農(nóng)民賺外匯了。

2008年，老爺子躺在病床上快不行了。

電視里放著汶川地震的慘狀，已經(jīng)說不出話的他，顫抖著拉著兒子的手，硬是讓家里捐出了5萬塊錢。

同年9月，郭榮昌病逝，享年75歲。

直到走的那天，他也沒覺得自己當(dāng)過多大的官，只覺得自己是個補完課的學(xué)生。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