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說官場只有“往上爬”?
1975年5月,羅定縣的田埂上,一輛冒著黑煙的摩托車死死攔住了正在看稻穗的郭榮昌。
送信的人氣都喘不勻,只扔下一句硬邦邦的話:“省委急召,立刻去廣州,馬上走!”
那天晚上,坐在吉普車?yán)锏墓鶚s昌手心全是汗。
那是個什么年月?
運動最兇的時候,這種半夜急召,通常就兩個下場:要么帽子戴歪了要挨批,要么是捅了天大的簍子。
誰也沒想到,這次等待他的不是冷板凳,而是一場打破中國政壇幾十年規(guī)矩的“直升機式”飛升。
咱們都知道,體制內(nèi)爬坡,那是真的難。
從縣委書記到省委書記,中間隔著地委、廳局好幾道天塹。
正常人要想跨過去,沒個二三十年根本沒戲,甚至一輩子都在那個坑里蹲著。
可1975年,42歲的郭榮昌硬是一步登天。
這事兒在當(dāng)時的大院里炸了鍋,大家都猜他是不是有什么通天的背景。
其實吧,他最大的背景,就是那張白得像紙一樣的履歷。
那時候廣東局勢微妙,老帥們想穩(wěn),造反派想奪權(quán)。
選人成了一門玄學(xué):老的容易被打倒,小的壓不住場。
這時候,在基層摸爬滾打20年、檔案里翻爛了也找不出一條“政治錯誤”的郭榮昌,成了最佳人選。
這種“和尚頭書記”(意思是沒有小辮子可抓),成了那個特殊年代最稀缺的硬通貨。
上任沒多久,考驗就來了。
那時候“四人幫”還沒倒,那幫人瞎指揮,非要把華南農(nóng)業(yè)大學(xué)搬到窮鄉(xiāng)僻壤去,說是“扎根農(nóng)村”。
這不扯淡嗎?
那些精密顯微鏡、幾萬冊孤本,顛簸兩下全廢了。
可誰敢攔?
誰攔誰就是對抗革命。
省委會上,大家都急得嘴角起泡。
這時候,郭榮昌沒拍桌子,而是玩了一手絕妙的太極。
他笑瞇瞇地拿出張紙,上面全是數(shù)字:“搬可以,革命工作必須支持。
但我讓科技辦的同志算了一筆賬,儀器拆卸、運輸、新校區(qū)建設(shè),一共得要800萬。
只要教育部把錢批下來,咱立馬搬!”
這一招太絕了。
1975年的800萬是什么概念?
那幫人跑到北京去要錢,教育部一看賬單臉都綠了,直接回絕:“沒錢,暫緩。”
就這么著,郭榮昌用一張賬單,硬生生把華農(nóng)給保下來了。
后來老教授見到他激動得掉淚,他卻擺擺手說是錢把人嚇跑了。
這就叫用魔法打敗魔法,有些事兒光有原則不行,還得有算計。
很多人不知道,這個能跟上面周旋的省委書記,15歲時還是在香港碼頭被洋警察拿警棍攆著跑的童工。
1933年出生的潮陽娃,為了討生活流落香港,白天在紡織廠踩機器,晚上讀夜校。
那種被殖民者當(dāng)狗看的屈辱,讓他回國后比誰都珍惜給老百姓做事的機會。
他在廣寧看孩子啃樹皮,自己掏腰包辦學(xué);在羅定修水庫,光膀子跟民工一起扛水泥。
這股子泥土氣,是誰也裝不出來的。
到了1979年,改革開放剛起步,大家都削尖腦袋往上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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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候,已經(jīng)坐穩(wěn)省委領(lǐng)導(dǎo)位置的郭榮昌,卻干了件讓所有人掉下巴的事:他主動找習(xí)仲勛同志,申請“下放”回地委去。
這就好比現(xiàn)在在大廠當(dāng)了副總裁,非要申請去當(dāng)個分公司經(jīng)理。
為啥?
他心里明鏡似的,當(dāng)年上來得太快,中間缺了“地委”這一課。
地基不牢,樓蓋再高也心慌。
他對習(xí)老說:“我想去肇慶,補課。”
真正的聰明人,永遠知道自己缺什么,而不是炫耀自己有什么。
這一去真不是作秀。
在肇慶,他看懷集縣窮得叮當(dāng)響,滿山竹子爛地里。
這時候他當(dāng)年在香港打工的見識派上用場了。
他不光教農(nóng)民編竹席,還利用早年的人脈,直接打通外貿(mào)渠道,把大山里的竹編制品賣到了維多利亞港。
當(dāng)別人還在糾結(jié)“姓資還是姓社”的時候,他已經(jīng)帶著農(nóng)民賺外匯了。
2008年,老爺子躺在病床上快不行了。
電視里放著汶川地震的慘狀,已經(jīng)說不出話的他,顫抖著拉著兒子的手,硬是讓家里捐出了5萬塊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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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9月,郭榮昌病逝,享年75歲。
直到走的那天,他也沒覺得自己當(dāng)過多大的官,只覺得自己是個補完課的學(xué)生。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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