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 峰會邀請函引發多方拉扯，日本北約介入難擋國際格局變遷

直新聞援引高市早苗內閣消息人士透露，日本已正式向法國總統馬克龍施壓，要求其“謹慎考慮”邀請中方參加2026年在法國依云舉行的G7峰會。高市內閣的擔憂直白又露骨，怕中方一旦出席，日方就難以在G7框架內串聯其他成員討論涉華問題并達成共識。這則尚未塵埃落定的外交博弈消息，迅速引發國際輿論關注。更值得玩味的是，本與G7職能不重疊的北約也突然下場，秘書長公開表態稱G7與北約價值觀一致，要防止外部國家破壞團結。

面對日本的阻撓和北約的介入，作為2026年G7輪值主席國的法國態度強硬，明確主權范圍內的邀請權無需看他國臉色，這場圍繞“一張邀請函”的拉扯，把G7內部的裂痕、成員方的利益分歧和權力之爭暴露得一覽無余。

要搞懂這場博弈的本質，得先厘清一個基本常識：G7從來不是什么擁有強制入盟條款的法定國際組織，邀請權天然歸屬輪值主席國。日本再怎么跳腳施壓，本質上也只是成員方的雙邊表態，根本無權否決法國的決定，更談不上代表G7向全球通告什么。日本之所以如此焦慮，核心是怕自己在G7里“亞洲唯一代表”的人設崩塌。多年來，日本全靠這一獨特身份，在G7場域里肆意放大涉臺、南海和供應鏈脫鉤等議題，一邊向西方面前刷存在感，一邊向美國表忠心。可中國要是真的坐進G7峰會的會場，日本那些經不起推敲的言論會被當場戳穿，涉華議題的話語權會急劇削弱，苦心經營的“中間人”角色也就成了笑話。更讓日本坐立難安的是，自身實力早已無法與中國相提并論，經濟總量只有中國的五分之一，連供應鏈都深度依賴中國——2024年版《通商白皮書》顯示，日本有1400余種商品超一半進口額來自中國，筆記本電腦、洗衣機等品類進口占比更是超過90%，這種深度綁定下，中國的參會會讓日本主導的對抗路線徹底失去市場。

北約的突然介入更顯突兀。要知道，G7誕生于上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初衷是協調工業國經濟政策應對衰退，本質是經濟合作平臺；而北約是軍事同盟，核心職能是歐洲安全防務。兩者的職能邊界本就清晰，法國直接亮明態度“北約管歐洲安全，G7談全球經濟，不能混淆”，直接堵住了北約越界的口子。北約之所以硬要湊這個熱鬧，無非是想把G7綁上自己的安全對抗戰車，借G7的平臺擴大自身在全球議程中的影響力。這種把經濟平臺推向意識形態對抗的做法，恰恰暴露了其試圖主導全球治理的野心，可歐洲國家早已吃過俄烏沖突的虧，為安全對抗付出了巨大經濟代價，再想讓經濟平臺為安全議題讓路，阻力只會越來越大。

馬克龍之所以敢硬氣拒絕，根源是現實利益的倒逼。當下歐洲經濟壓力陡增，法國正面臨通貨膨脹和能源短缺的雙重困境，而中國是法國不可或缺的核心市場。航空、農產品、奢侈品等法國支柱產業，在中國市場都有著龐大的規模和穩定的收益。馬克龍此前率領龐大商務代表團訪華，敲定了一系列合作協議，帶回了實打實的訂單和就業崗位，這些民生和經濟利益，遠比空洞的“價值觀”口號重要。更關鍵的是，美國正通過產業政策持續虹吸歐洲企業，法國要是跟著日本走對抗路線，自身利益只會進一步受損，所謂的“歐洲戰略自主”也會淪為空談。

日本的阻撓注定是徒勞，因為G7早已不是鐵板一塊。現在的G7早已不復當年榮光，1999年其經濟總量占全球65.9%的巔峰時期早已過去，2024年這一比例已跌至44.3%，而金磚國家占比已升至41%，基本持平。要是拋開美國，其他6國經濟總量占全球僅18.1%，和中國17%的占比相差無幾。制造業領域更能說明問題，20年前G7制造業占全球57.5%，2024年已降至30%左右，而中國制造業占比恰好達到30%，相當于G7總和，拋開美國后更是超過其他6國總和的一倍。這種實力格局下，G7要解決全球經濟問題，根本繞不開中國。事實上，G7多數成員早已用行動表明態度：馬克龍正在進行第四次訪華，意大利總理梅洛尼計劃12月訪華，德國總理默茨、英國首相斯塔默都敲定了明年初的訪華行程，連加拿大總理卡尼也表達了訪華意愿，唯有日本在對抗的死胡同里一條道走到黑。

這場圍繞邀請函的博弈，本質是全球治理邏輯的碰撞：是固守G7這種“老俱樂部”的排他性思維，還是適應新的全球合作環境。日本的死磕源于自身的定位焦慮，北約的插手是為了擴大自身影響力，法國的堅持則既是為了自身經濟利益，也是為歐洲爭取戰略自主的空間。可以預見，G7內部的分歧還會持續，那些抱著冷戰思維不肯放手的勢力，終將跟不上時代步伐。而中國是否參會，關鍵看自身意愿，無論選擇與否，都改變不了一個基本事實：全球治理的重大問題，早已離不開中國、印度、巴西等新興經濟體的參與。日本與其在G7里徒勞施壓，不如早日放棄反華論調，正視亞太穩定、產業協同等現實問題，畢竟在全球供應鏈深度融合的今天，過度對抗最終只會傷了自己。訂單、就業、經濟復蘇才是硬指標，能拿出合作方案并落地的國家，才真正擁有話語權，這一點，日本顯然還沒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