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楓，11，親生的兒子近在眼前也不能相認

舐犢情深

1942年冬天，朱楓在福建龍巖巧遇參加“臺少團”的女兒朱倬， 從那里分手后就再也沒有見過面。第二年秋天，朱楓和曉光自桂林去 重慶，也像幾年前奔赴皖南一樣，不能帶幼子朱明(湘虎)同行，只 有狠心仍將他留在曉光的二嫂陳宜身邊。

1944年湘桂全線撤退，陳宜和負責桂林遠方書店的丈夫朱曦光帶著孩子們遷往重慶，但這時朱楓 已隨曉光離開山城，沿江東下來到了上海，思念之情被滔滔揚子江水 拉得更長、更遠了。

抗戰勝利，結束了八年離亂的苦難，盼來了骨肉團圓的希望。 1945年底，朱曦光一家人也從大后方回到了上海，朱楓歡天喜地地迎 接他們，將大人小孩安排在英士路(今淡水路)226弄14號一處公寓 房內住下。朱明比在桂林見到時又長高了不少，和大他一歲的堂兄朱 暉在重慶即上小學，回上海后仍在一起讀書。

自幼由姑媽朱英和二伯母陳宜撫養的“湘虎”朱明，早已將這兩 位親人當成了“親媽”。即使在回到上海以后，為了支持朱楓的革命工作，陳宜仍然頂替著這個“親媽”的角色，始終未向孩子說明真實 情況。

抗戰勝利后的上海，老百姓的日子很不好過，整天忙碌操勞的 朱楓，隔三差五就來淡水路送錢、送物，照料一家人的生活，也是為 了多看看孩子，但朱明見到她，還跟朱暉一樣叫“阿婆”,

因為陳宜 是朱楓亡夫陳綬卿與其前妻所生，在“名分”上還是后母朱楓的繼女， 她的孩子們自然也成了朱楓的孫輩。

這樣一個特殊的稱謂，對于身為 人母的朱楓來說，該是一種殘酷又難以接受的現實——身處亂 世之中的她又有什么法子呢!

飽經滄桑與憂患、內心又強烈追求著光 明與自由的朱楓，早已將舊禮教的“綱常”置之度外，而工作和斗爭 的需要又讓她不可能去盡一個母親的義務，只有暫時割舍“兒女心”, 強迫自己坦然地去面對這一切了。

被湘虎(朱明)視為“親媽”的陳宜(亦即蘭芬.阿蘭)

出乎朱楓意料的，倒是女兒朱倬的去向。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 降后，9月3日，臺灣義勇隊和少年團的領導人李友邦即派他的副手 張士德，隨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柯堯上將乘飛機赴臺，在臺北升起臺 灣光復后的第一面中國國旗。

9月7日，臺灣義勇隊總隊部由龍巖遷 往漳州，準備渡海凱旋。

10月23日，臺灣義勇隊總隊先遣部隊抵臺， 協助剛剛成立的地方政府維護社會治安及保管物資。

朱楓和女兒朱倬(曉楓)在上海臨別前合影

12月8日，李友邦率領包括少年團在內的全體隊員返臺川，朱倬也到了臺北。

義勇隊和少年團抵臺后不久，正 在大家準備為“建設臺灣”奉獻力量的時候，突然接到國民黨當局的 “解散令”。由于當時島內的斗爭形勢非常復雜，同團長李友邦商議后， 潘超帶著少年團的部分團員又回到了大陸。幾經周折，朱倬得知家人 都已經在上海，才于1946年2月回到了母親的身邊。

打從記事起，朱倬的生活里就只有戰亂和流徙。“九一八”前一 年出生在沈陽、原名叫“沈珍”的她，如今真的長大了，個子也趕上 了媽媽，在“臺少團”這所特殊的抗日學校里所受到的教育，完全印證了朱楓當年在金華送女兒入團時所做的正確選擇——她給孩子報名 時，特地取了“朱倬”這個新學名，就是盼望女兒在革命大家庭里快 快長大、茁壯成材。而此時的上海烏煙瘴氣、人心浮動，顯然不是女 兒的久留之地，盡管做母親的多想將她留在自己的身邊，朱倬也依戀 著終于見到的媽媽，但朱楓從女兒的安全和前途考慮，又一次作出了 勇敢的選擇——把女兒送到蘇北解放區去!

1抗日將軍、臺灣義勇隊隊長李友邦回臺后，于1952年被國民黨當局逮捕，以“參加叛亂”罪殺害。

解放區既是上海地下黨的“娘家”, 也是“白區”廣大進步青年向往的地方，何況通往她的秘密交通線就 在自己人的手里。

1946年初夏的一個晚上，由湯季宏安排的一條木帆 船將朱倬和幾個要好的年輕朋友送離黃浦江岸，趕到碼頭上來送行的 朱楓，向女兒做最后的叮嚀：

“明珍，到那邊就寫信來呀!”

“我知道了，媽媽。”

前一天晚上，朱倬就征求母親的意見，到解放區以后是不是改換 一個名字，因為環境變了，最好取一個比“倬”字更普通、更“大眾 化”的。

女兒的話，讓朱楓想起自己早年的“改名”:從“貽蔭”到 “諶之”和“彌明”,再到“朱楓”,同樣是一步步地記錄著一個生命 在時代蛻變中對光明和理想的追求。回上海后，她對外仍用“諶之” 和“彌明”,只有在革命同志中間，才叫她“朱楓”或者“四阿姐”。

那么,給女兒取個什么新名字呢?

想來想去，“明珍”二字跳出 她的心田，這兩個字里既包含著女兒的原名沈珍，又寄托著對未來的 希望。

明珍帶著母親的祝福去了，她在蘇北解放區上了華中建大醫療 系，成了人民子弟兵中的一名白衣戰士，并在南征北戰的烽火歲月里 為人民解放事業作出自己的貢獻。

直到今天，年過七旬的朱曉楓，這位南京軍區總醫院的離休干部和內科專家，談起這段母親為她送行和 取名的往事，心情還很不平靜——因為黃浦江邊的那晚，也是她今生 和母親所見的最后一面，母親臨別前給她取的名字，也成了她在革命 征途上前進和成長的見證。

在朱楓的言傳身教下，走向人生新路的晚輩還有不少。

方永昌， 是朱楓愛人朱曉光的外甥，鎮海淪陷前也曾和家人一起在山城云和避 難，后來到二舅曦光的桂林遠方書店和大舅朱曙光工作的重慶兵工廠 當學徒。

1947年秋天，他被徐雪寒調到朱楓工作的上海聯 豐花紗布公司做會計，不久又加入鼎元錢莊工作，在此期間他受到朱 楓的多方照顧。朱楓不僅從生活上關心他，為他添置衣物、安排住行， 業務上也手把手地輔導他，讓他較快地掌握了管賬理財的本領，更重 要的還是他“政治上的啟蒙老師”。

她是我政治上的啟蒙老師，教我認識歷史前進的動向， 注意做機密工作的要點。隨著內戰局勢的變化，反動派在蔣 管區的瘋狂鎮壓也不斷升級。我這個毛頭小伙子對斗爭的殘 酷性是認識不足的。

她 (指朱楓。—— 引者注) 發現后，及時對我進行了耐心的教育，使我理解到 環境的險惡和社會的黑暗，在反動派當政的地方， 一定要把“進步”埋在心里，注意隱蔽，不能冒失。要不是她的高度 警惕性和循循善誘的指點，有可能在我身上出事，個人會遭 到不幸，黨辦的企業也將遭受損失。

在“聯豐”和“鼎元”,除了日常的財會工作，還要我辦 理一些“額外”的事項，如通訊聯絡、接濟夏衍等同志在滬家 屬。

記得第一次安排我去完成聯絡工作時，她對我進行了詳盡 周密的囑咐，如怎樣稱呼、如何說話，一一作了交代。還特別 關照我要把身份證帶上。

對她的某些話，我有些不知深淺，但 也領悟到這不是一般帶個信、送些錢的事，而是體現著一種特 殊的關系，是很重要的托付，必須小心翼翼地去完成。

經過一段時間的培養，我逐漸熟悉了環境并能適應眼前 的工作了。后來，雖然不常在她的身邊，她對我仍然十分關 心，不時地從二舅媽(陳宜)那里了解我的情況，轉告我應 注意的事項，直到她轉移去香港工作為止。

抵滬時，朱楓已出獄，二姐在她 身邊護理了好長一段時間，等她行動完全自如后才離開，還留下孩子 和一位親戚幫助照看，組成個“三口之家”,掩護朱楓早出晚歸繼續 為地下黨做工作。

1948年夏天，倬云初中畢業來上海過暑假，朱楓讓姨侄 女和自己一起住在長樂路的單身寓所里，抽出時間來陪她逛公園、遛 馬路、走親訪友，還幫她補習英語、臨帖寫字。

這個夏天，對成長中的顧倬云來說，無疑是一個重要的經歷。

上 高小時，聽老師站在世界地圖前講“中國不會亡”,小小的童心里就 萌動了愛國思想的種子；初中階段，同學間偷偷傳閱艾思奇的《大眾 哲學》、翻譯小說《牛虻》這類進步書籍，正處于青春反叛期的倬云， 也像許多思想活躍的青少年一樣，對淪陷區、國統區的黑暗現實產生 了不滿的情緒，渴望能夠沖破學校和家庭的藩籬，去呼吸外面的新鮮 空氣。

在上海度過的這些日子，雖然朱楓并沒有向剛考上高中的姨侄 女講多少人生觀或世界觀的大道理，但倬云還是從四姨整日奔忙于工 作、生活起居儉樸勤快、待人處事熱情爽朗的個性上，明顯地感受到 一種過去接觸很少，但又特別令自己向往和欽佩的東西，那便是作為 一個知識女性的自立、自強的精神，以及與此共生的積極奉獻于社會 的工作能力和開闊胸襟。

朱楓也留意地觀察著這個姨侄女，一年后她從香港寫給女兒曉楓的 信中，還提到“顧姨(二姨寶鳳)的幾個孩子中，霞珍(倬云的小名) 最可愛，也吃得起苦，去年夏天曾到我處住了一個暑假，她曾吐露對于 家庭生活的不滿”,因為寫信時(1949年9月11日)上海已經解放，曉 楓隨大軍南下并進了上海軍醫大學繼續深造，當時廣大知識青年中正掀 起了參軍和參加革命工作的熱潮，所以朱楓的信中又特別向女兒交代：

“你如果寫信給她們，不妨誠《鄭〉重地叫霞珍到上海來參加學 習與工作。”

“如果她能來上海，在曉光店里 (當時朱曉光也回到上海，任剛剛組建的新華書店經理。 ——引者注)做事很適宜，門市、郵購或會 計她都可以試做，身體好，人也聰敏。”

十天以后，在另一封致女兒曉楓的信里，朱楓再次談及為姨侄女 介紹工作的事：

“今天顧姨父有信來，說起他們也接到了你和曉光的信很是歡喜， 霞珍還有一季可以畢業，以后送她來申做事。這事我上月托人帶信去 也曾提起，現在毫不勉強地同意了，畢竟時勢不同，把他們講正統的 人也改變過來了。”

長期經商又有眾多子女的寶鳳夫婦在新舊時代的轉變關頭，有些 遲疑是很自然的。對于女兒的學業，做父母的看得較重也在情理之中， 但倬云并沒有等到高中畢業“來申做事”。

1950年，當戰火燒到鴨綠 江邊，“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號召化為萬千熱血青年的行動的時候， 她作為武漢市第一批報名參干的高中學生被批準，登上了北去的列車， 遠離家鄉和親人，開赴北國冰城哈爾濱。

由于國家急需專業人才，她 沒有能夠直接上前線，而是像她的表姐朱曉楓那樣，被組織上送進了 醫科大學軍干班。經過了六年的專業學習和長期的工作實踐，顧倬云 已成為我軍醫務界中卓有成績的外科專家。

這位古 稀之年還在辛勤工作的軍中女專家， 一再提到四姨對自己的教育和影 響。多少年來，朱楓烈士追求光明的一生和為國捐軀的事跡，早已成 為晚輩們涌動在內心深處的一股永不干涸的熱泉，時時刻刻激勵著他 們在為人民服務的崗位上嚴格要求自己，做一個高尚的人、純粹的人。

隨著年齡和閱歷的增長，倬云對同樣是女性和母親的朱楓也有了更 多的理解和領悟，每當回憶起1948年暑期在上海與四姨的朝夕相處， 當年一段似乎未曾留意的簡短的對話，竟如重錘般叩響在自己的心 上——那是朱楓在一個休息日的下午，帶倬云去看電影，同去的還有朱明、朱暉小弟兄倆。

那天看的是一部美國故事片，片名叫《舐犢情深》。 影片的內容，顧大夫已回憶不起來了，只記得講的是一個關于親子之 情的感人故事。四姨走出電影院的時候， 一直沒有說話。朱明和朱暉 小弟兄倆蹦蹦跳跳地跑在前面，朱楓和倬云跟在他倆的身后。

突然， 四姨問了倬云一句話：

“霞珍，你覺得小明和小暉有什么不一樣嗎? ”

倬云沒有聽出朱楓問話中的意思，因為她并不知道小明是四姨所生， 身為晚輩的她也不了解四姨在抗戰中的經歷，和多數不知情的親友一樣， 她也真以為小明和小暉一樣，都是陳宜表姐的孩子，因此隨口答道：

“他們小弟兄倆還是蠻像的，比起來，小暉結實些，小明機靈些。”

“哦——”朱楓應了一聲，沒有再說下去。她的情緒原來還沉浸在 電影《舐犢情深》所帶來的沖擊里，倬云的反應倒讓她又回到了現實之中。

為了多獲得一點那部影片的情況，以便更多地了解本書主人公當時 的內心活動，我查考了我能查考到的所有電影史料，只獲得一條相關信息：

《舐犢情深》,美國電影，1931年出品，1932年獲第二 屆奧斯卡金像編劇獎。

看來，這還是一部很優秀的經典影片。銀幕上的骨肉親情，深深 觸動了朱楓那顆做母親的愛子之心和敏感的神經，才情不自禁地說出 了那句可能會讓聽者疑惑其“阿婆”身份的問話來；而在當時，她的 內心所泛起的該是一種怎樣的酸楚和無奈啊!

親生的兒子近在眼前也不能相認，即使在自己的親侄女面前也不得不把流露出來的一丁點兒 真情，再次嚴嚴實實地遮蓋起來 ·……

右起：顧倬云.朱楓：朱明、朱暉.1948年 夏在上海復興公園

不過，事情很快就有了變化。

1948年秋天，朱楓奉調上海地下黨在香港辦的“合眾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對外的說法，是去香港養病，因為那時由于工作的勞累和 個人情感上的原因，朱楓的身體確實出了點毛病，常鬧胃疼，需要休 養和治療，換個環境也許會好一點。

臨行前，她同陳宜商量，把朱明、 朱暉兩個男孩子都帶到香港去讀書，由她來照料，可以減輕陳宜的負 擔；還因為進入解放區的朱曦光和朱曉光兄弟倆，此時都已斷了音訊， 時局變化很快，做這樣的安排，也是為了家人的安全和聯絡的方便。

不知是海闊天空的壯麗景色放松了旅人的心情、打消了以往的顧 慮，還是對即將到來的新生活的期盼促使朱楓重下決心——總之，是 在這艘去香港的輪船上，“阿婆”公開了自己的真實身份：她和小明 之間的母子關系。

朱楓第一次以母親的名義，將快滿十周歲的湘虎攬 在了媽媽溫暖的懷抱里 ……

當小明站在海船的甲板上，怯生生地喊第一聲“姆媽”的時候， 如愿以償又做回了“親媽”的朱楓抑制不住激動和喜悅。在她聽來， 好像那撲打著舷邊的飛濺的浪花、那追逐著船尾的海鳥的聒噪聲，都 變成了海風中回響著的童音：

“姆——媽，姆——媽，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