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周恩來逝世后，鄧穎超深情感謝韓宗琦：我們這輩子沒兒沒女

1960年深秋清晨，西花廳的燈還亮著，周恩來披著灰呢大衣走出院門，隨身文件袋一刻也不離手。那天安排的是一次口腔復查，醫生叫韓宗琦。診室里，兩人握手寒暄，周恩來笑說：“麻煩小韓，再給我的牙加把勁。”一句半開玩笑的話，讓本來緊張的年輕醫生一下子放松。自此之后，韓宗琦幾乎成了總理的“專屬牙醫”。

韓宗琦的來歷并不普通。他的母親曾與鄧穎超同住一間宿舍，天津女子師范的同學情誼，延續到下一代。醫患關系之外，還有半分“長輩與晚輩”的親近。每逢例行檢查，周恩來必會問一句：“你母親最近身體怎樣？”簡短關懷，既是禮節，也是信任。

時間推到1974年，北京醫院的病房燈火通明。癌癥折磨著周恩來，他仍堅持批閱從各部委雪片般飛來的文件。韓宗琦換好白大褂，站在床前，勸總理少說話保體力。周恩來點頭，放下鉛筆，低聲回應：“還得靠你們。”那聲音沙啞，卻有股子硬勁。

1976年1月8日9時58分，心電圖忽然成了平線。護士低泣，醫師摘下聽診器，鄧穎超撲到床邊，雙肩輕顫。整理遺體的任務，鄧穎超只提了三點：無骨灰保存，無特殊待遇，不搞追悼會。話音未落，李先念當即反對，認為國家和人民無法接受如此“簡單處理”。會議室里空氣凝重，但決定已改：追悼會必須辦，告別儀式也要有。

尸體解剖結束的當晚，太平間氣溫逼近零度。韓宗琦與護理人員一起為總理凈身、更衣。他動作很慢，仿佛怕驚擾熟睡的人。扣好中山裝最后一粒紐扣，他注意到總理左腕那塊“上海牌”手表。指針仍在走。表盤泛黃，表帶已脫線。韓宗琦輕輕取下，用白紗布臨時系好。旁邊工作人員問：“要留下嗎？”韓宗琦只搖頭，喃喃一句：“這是他的心跳。”

隨手表一起收入匣中的，還有一枚長方形“為人民服務”像章。兩件小物后來被移交天津紀念館，成為無聲的見證。整理完遺容，鄧穎超走進來，紅腫的眼睛一瞬又濕了。她握住韓宗琦的手，聲音發顫：“我們這輩子沒兒沒女，想不到恩來倒得了你的濟了。”短短一句，將感激和無奈盡數托出。

1月11日晚，靈車緩緩駛離北京醫院。長安街兩側，黑紗、白花、棉帽排成看不到盡頭的隊伍。呼吸聲里夾著抽泣，風聲也像在哀號。士兵敬禮時手套顫動，連崗哨口令都啞了調。汽車開過，百姓低頭，直到尾燈消失還不愿散開。

抵達八寶山后，高音喇叭反復解釋總理生前主張火化，不占國土。仍有人情緒失控，想沖到靈堂，最后被溫言勸回。火化爐點燃那一刻，吊唁室內哭聲突然高漲。鄧穎超扶棺木低喊：“恩來呀……”聲音斷裂，門外韓宗琦抬手捂眼，肩膀止不住地抖。

深夜時分，骨灰盒送至勞動人民文化宮。三天吊唁，隊伍從天安門東長安街口排到金水橋。老兵拄拐，小學徒背書包，沒人抱怨寒冷。每人走到靈前，只鞠一個躬，不多停留，依序離開。秩序自發維持，這就是民心。

1月15日追悼會后，親屬在西花廳的小客廳里商量骨灰去向。鄧穎超按約定決定撒骨灰。親侄女哭問：“連骨灰都留不住嗎？”鄧穎超只說：“他要把最后一點也交給土地。”沒人再出聲。撒灰任務交給衛士長張樹迎，他先拒絕，終究答應：“保證完成。”

當晚，三袋骨灰被裝上運輸機。機場昏黃燈光下，鄧穎超雙手捧盒，艱難邁步。她對機組人員說：“拜托各位。”沒有更多言語。飛機升空后依次飛越密云水庫、天津海河、黃河入海口。領航員一聲令下，骨灰飄散，高空冷風瞬間把它們帶向廣袤大地。

飛機返航已近零點。張樹迎、高振普回到西花廳，鄧穎超仍等在廊下。三人對視，沒有寒暄，只是無聲點頭。燈光映在地磚上，長長的影子交錯又分開。韓宗琦那天沒去機場，他坐在診室，細擦那塊白布纏著的老手表。秒針跳動清晰，像在提醒：責任未完。

周恩來長眠于山川，鄧穎超把一份沉重托付給后輩。韓宗琦守著那幾件遺物，繼續為中央首長做牙科保健。有人問他為何如此執著，他擺擺手：“總理把命給了國家，我這點子小事，算什么。”話說得輕，卻映出一種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