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文物局已經成立工作組南博事件開展核查！徹底包不住了！

國家文物局已經成立工作組南博事件開展核查！徹底包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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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歲的退休員工舉起工牌，手指微微顫抖，聲音卻格外堅定。背后是南京博物院高大的石墻，那里藏著多少不為人知的秘密。

一幅名為《江南春》的明代古畫，靜靜地躺在拍賣行的展柜里，標價8800萬元。而在南京博物院的檔案里，它被記載為“偽作”，于2001年以6800元的價格賣給了一位神秘“顧客”。

這幅畫來自龐萊臣家族的捐贈。1959年，龐家將137件家藏珍寶無償捐贈給南京博物院。大半個世紀后，當龐叔令——龐萊臣的曾孫女——站在法院起訴南京博物院時，她只想知道一個答案：這些承載著家族情懷與國家信任的文物，為何會悄然流向拍賣市場？

01 一幅古畫的奇幻漂流

事情要追溯到2025年。北京一場藝術拍賣預展上，明代畫家仇英的《江南春》圖卷驚艷亮相，估價高達8800萬元。這一消息很快在文物圈傳開，也傳到了龐叔令的耳朵里。

她立刻認出，這正是自家當年捐贈給南京博物院的珍品之一。在龐叔令的記憶中，1959年她的父親龐增和將包括《江南春》在內的137件龐家“虛齋舊藏”捐給南博時，是懷著對國家的信任與文化的熱愛的。

“我父親與我于1959年向南京博物院捐贈的文物，都是珍品，不存在偽作。”龐叔令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堅定地表示。突如其來的拍賣信息讓她既震驚又困惑。

南博的反應卻出乎意料。在12月17日晚發布的情況說明中，院方稱這5幅爭議畫作早在1960年代就經過兩次專家鑒定，被認定為“偽作”。九十年代，他們依照《博物館藏品管理辦法》對這些畫作進行了“處置”。

處置的具體流程隨之浮出水面。1997年4月15日，南京博物院向原江蘇省文化廳提交《關于處理不夠館藏標準文物的報告》，請求將這批文物“調劑”給省文物總店處理。四天后，申請獲批。

被貼上“仿仇英山水卷”標簽的《江南春》圖卷，從此開始了它的流浪之旅。2001年4月16日，一位匿名“顧客”以6800元的價格從江蘇省文物總店買走了這幅“贗品”。誰曾想，二十多年后，它會以近1.3萬倍的價格現身拍賣市場。

02 程序之完美與人性之失

面對質疑，南京博物院展示了一套看似無懈可擊的證據鏈。他們有1961年和1964年兩次專家鑒定記錄，有1997年省文化廳的批復文件，有調撥手續，還有銷售發票。

這套流程在程序上幾乎無可挑剔。每一步都符合當時的規章制度，每個環節都留下了紙質憑證。仿佛一場精心編排的交響樂，每個音符都落在樂譜規定的位置。

龐叔令的律師尹志軍卻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問題核心：“從20世紀60年代鑒定為‘偽作’到20世紀90年代決定劃撥、調劑，直至2001年銷售，跨越了三四十年，其間龐易友毫不知情。”

南博代理律師張涵則援引《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辯解，稱“該批藏品所有權自交付時已依法轉移至國家”，博物館沒有法律義務告知或歸還給捐贈方。

這讓人想起十九世紀英國的濟貧院制度。從表面看，那些程序同樣完美無缺：有申請流程，有資格審核，有賬目記錄，有監督機制。但狄更斯在《霧都孤兒》里描繪的濟貧院中，孤兒們卻在饑餓與寒冷中掙扎。

程序可以完美，而程序之下的人可以不完美。當程序成為遮羞布而非約束力時，程序正義本身就變成了一種諷刺。

03 舉報風波與消失的文物

就在輿論持續發酵之際，一條更勁爆的消息引爆了輿論場。12月21日，一段實名舉報視頻在網絡上迅速傳播。

畫面中，一位自稱是南博典藏部退休職工的老人，舉著自己的工作證，聲音顫抖卻字字鏗鏘：“我實名舉報前院長徐湖平，盜賣故宮南遷國寶，十多年了，必須給國家一個說法！”

這位名叫郭禮典的退休員工，在南博工作了40年。用他的話說，“閉著眼都能摸出庫房里的箱子哪個裝的是官窯”。他揭露的操作流程令人震驚：徐湖平指示專家將真文物鑒定為“贗品”，然后低價撥給江蘇省文物商店，再轉手倒賣給上海某拍賣公司，最終流向法國商人等海外買家。

這套“流水線盜寶”模式，讓國寶在眾目睽睽之下變為私產。

更令人深思的是，當記者聯系到被舉報的徐湖平時，這位前院長言辭閃爍：“這個事沒有經我手，我不是書畫鑒定家。” 隨后又補充道：“我2008年退休，今年82歲了，身體抱恙在家，高血糖，前列腺也不好。”

徐湖平的回應可以概括為兩層意思：一是此事與他無關，因為他不是書畫鑒定專家；二是自己年事已高，身體欠佳，希望外界不要再翻舊賬。

然而，根據現有資料，徐湖平在1997年《江南春》處置文件上確有簽名。這讓他的辯解顯得蒼白無力。

04 兩位院長的悲劇命運

南京博物院的歷史上，有兩位院長的結局格外令人唏噓。他們的故事，仿佛是文博系統命運的一個縮影。

曾昭燏，南京博物院的奠基人之一。她有著特殊的身份背景——曾國藩家族的后裔，中國首位留洋考古的女性學者。她就任院長后，第一件事就是立下規矩：本院人員不得收藏古董，更不得參與文物買賣。

為了以身作則，曾昭燏將自家祖傳的古董茶具全部上交國家。她曾直言：“文物工作者的手必須干凈。”

命運的殘酷卻在1964年降臨。患有抑郁癥的曾昭燏來到南京靈谷寺，給司機一袋蘋果后，從塔上一躍而下。她在口袋里留下字條：“我的死，與司機無關。”

曾昭燏的繼任者姚遷，同樣沒有逃脫悲劇命運。

姚遷堅持曾昭燏定下的制度，對文物借閱嚴格管理。即便是省級領導借閱館藏字畫，他也要求詳細登記并按時催還。這種剛正不阿的作風，讓他得罪了不少人。

后來，姚遷被誣告“學術不端”罪名。原因是他曾口頭鑒定一件文物，下屬將他的意見整理成文并擅自署上他的名字發表。盡管姚遷當時就嚴詞拒絕并批評了下屬，這事仍成了攻擊他的把柄。

《光明日報》連續發表文章批評姚遷，給他帶來巨大壓力。在給朋友的信中，姚遷寫道：“來不及了，來不及了…” 最終，他選擇以死明志。幾個月后，調查組還他清白，但生命已無法挽回。

兩位院長的悲劇，仿佛成了南博歷史上的一個魔咒。此后幾十年，文博系統的人事氛圍悄然變化，敢于堅持原則的人越來越少。

05 捐贈背后的文化情懷

龐叔令的母親，1959年捐贈的親自參與者，直到晚年仍惦記著那些捐贈的文物。龐叔令回憶道：“她在世的時候，一直惦記這事。后來她突發心臟病，就是因為有親友講了南博這個事情，一下子讓她突然生氣，沒緩過來去世了……”

捐贈的本質是什么？在法律上，捐贈是一種單向的“讓渡”行為，一旦完成，所有權就轉移了。但在中國文化里，禮物從來不是白給的，它背后是情感的托付與信任的締結。

龐家捐贈的不僅是137件文物，更是一個家族對國家的信任與文化的傳承責任。當這種信任被辜負時，傷害的不僅是一個家族的感情，更是千千萬萬潛在捐贈者的心。

在文博領域，真偽鑒定本身存在主觀性。今天被認為是“偽作”的，隨著學術進步和技術發展，明天可能被重新認定為真跡。既然如此，處置時為何不能更加謹慎？為何不能給捐贈人一個優先收回的權利？

有業內人士指出，國際上主流博物館對捐贈品處置都極為謹慎，通常會約定優先轉讓給原捐贈人。這不是法律要求，而是道德自覺。

06 希望之光正在顯現

令人欣慰的是，這一事件已引起國家層面重視。江蘇省文旅廳已牽頭成立工作專班聯合調查處理。國家文物局也已接到舉報，并赴南京開展核查。

更值得一提的是，江蘇省委、省政府決定，在前期初步核查基礎上，成立由紀委監委、宣傳、政法、公安、文旅、文物等部門組成的調查組，對南京博物院受贈文物保管處置中存在的問題進行全面深入調查。

調查組承諾，“依據調查結果對違法違規問題進行嚴肅處理，絕不姑息”。

這一刻，我們仿佛看到了文博行業規范發展的曙光。文博單位守護的不僅是文物，更是公眾的信任和文化的根基。當黑暗被曝光，當問題被重視，改變就開始發生。

曾昭燏院長生前常說：“文物有靈，它知道誰真正愛它。” 或許，正是這種對文物的敬畏與熱愛，才是文博工作者最應珍視的初心。

南京博物院的庫房里，依然珍藏著傅抱石先生的后人捐贈的290幅寫生畫稿和71枚常用印章。2014年，傅抱石生前友人賀揚靈之女賀紹英，又將一方刻有“盧繼芳”的傅抱石印章贈予南博。

這些捐贈者，不論大家名家還是普通百姓，都懷著對文化的敬畏之心將珍愛之物托付給專業機構。他們相信，這些寶貝會在那里得到永生，永遠熠熠生輝。

文明的守護者啊，有人暗行茍且事，有人以生命守護文明！歷史的塵埃終將落定，而文物的光芒將會穿越時空，見證著我們這個時代的抉擇與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