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丟錢更可怕的是什么？小心你的臉正在“替”別人背鍋

利民之事，絲發必興。如我在訴，念念在茲。人民法院辦理的案件，絕大多數都是看起來十分普通的“小案”。人民法院新聞傳媒總社特推出“如我在訴”融媒體欄目。該欄目從小案小切口入手，通過記錄法官辦案，體現法官注重查明事實的微末細節，注重釋法說理的微言大義，注重“小案”辦理的“情法交融”，展現司法的為民情懷。敬請關注。

一次受阻的旅程，一家千里之外的公司，讓普通公民突然發現自己已寸步難行。真與假的邊界，在法官的抽絲剝繭下逐漸清晰。

“法官，我從沒去過無錫，怎么就成‘老板’了？”法庭上，重慶理發師張良（化名）的聲音里交織著困惑與疲憊。

2023年7月，張良的家庭旅行計劃被一條冰冷的購票軟件提示打斷：他被法院限制高消費，無法購買機票。困惑的他經查詢，震驚地發現自己竟“擁有”一家遠在江蘇無錫的金屬公司，而且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執行董事和股東。

而這一切，他卻毫不知情。

困境：從天而降的“老板”與牢不可破的“身份”

張良的生活軌跡簡單而清晰：自2007年起，他一直在重慶的理發店工作，憑借不斷精進的手藝從學徒做到“優秀店長”。他的世界是剪刀、發廊和熟悉的街坊，與一千多公里外無錫的金屬加工行業毫無交集。

然而，法律事實卻呈現另一番景象。工商登記顯示，2016年，一家金屬公司在無錫成立，法定代表人正是“張良”。因該公司涉訴未履行判決，這位老板“張良”被依法采取了限制高消費措施。

“被限高”意味著什么？對張良來說，不僅是不能坐飛機和高鐵的出行限制，更是一種社會評價的崩塌。

張良的維權之路起初四處碰壁。他嘗試了常規途徑：提起行政訴訟要求滌除登記，被告知超過最長起訴期限，不符合行政訴訟立案條件；報警，被告知過了追訴期限等，也無法立案。最終，他不得不將金屬公司訴至江蘇省無錫市錫山區人民法院，請求滌除不實的工商登記。

承辦法官戴文娜初次接觸此案時，職業警覺被觸動了，心中充滿了審慎與懷疑。在她的審判經驗中，商事糾紛里當事人以“被冒名”為由企圖逃避出資或公司債務的情況并不少見。

“一開始，我以為張良是因為被限制高消費，想通過訴訟來騙取滌除登記。”戴文娜回憶道。區分“借名”與“冒名”至關重要，前者需承擔股東責任，后者則完全無辜。公司債權人權利與個人權益保護的天平，需要極精密的司法衡量。

迷霧：單向的求證與缺失的拼圖

案件的突破口，在于證明張良與這家公司有無關聯。

張良提供了自己的勞動合同、社保記錄、結婚登記證等，證明其長期在重慶工作生活。法官則調取了公司的工商內檔，發現一個關鍵點：張良曾于2011年遺失身份證并補辦，新身份證住址變更為重慶市沙坪壩區。而2016年公司注冊時使用的“張良”身份證，住址卻是丟失補辦前地址重慶市渝中區。這增加了身份證被冒用的可能性。

然而，這些只是間接證據。公司銀行流水顯示，大量資金流入了一個名為“張良”的工商銀行賬戶。這個賬戶是否屬于原告張良？法官詢問張良時，他堅決否認在無錫開過戶。

線索似乎中斷了。法官嘗試了多種途徑：聯系公司過往訴訟的對方當事人，對方表示曾通過微信與一個自稱“張良”的人聯系過，但調取微信記錄，卻一無所獲；向通信運營商查詢歷史登記信息，也因年代久遠無法核實；甚至一度根據線索向口岸調取出入境記錄，卻發現是另一個同名者。

“案件似乎陷入僵局，所有調查都是單向的，我們只能看到表象，觸及不到核心。”法官描述當時的困境。缺少直接證據，真相仿佛被鎖在層層迷霧中。銀行賬戶的開戶材料中，“張良”的簽名是唯一直接線索，但它靜靜地躺在檔案袋里，沉默不語。

突破：庭審設計與字跡泄露的秘密

轉機源于法官對細節的執著追求和一次精心的庭審設計。

法官在梳理海量銀行流水時，注意到公司款項曾流向一個叫“王亮（化名）”的人，這與公司一位曾參與訴訟的前員工“王明（化名）”僅一字之差。關聯案件庭審錄像中，王明的長相與張良遺失的身份證照片確有幾分相似。她決定追加王明作為第三人，并要求他本人必須到庭。

2025年2月，庭審前法官做了精心準備。她先是以“閑聊”方式與提前到庭的王明、張良交談，并“隨意”地請他們分別寫下“張良”二字。這一瞥之下，法官心中一震：王明的字跡與工商檔案中“張良”的簽名驚人地相似。

“我故意說，‘王明你寫的這個字和檔案中有點像嘛’，他立刻否認說，‘一點都不像啊’。但我和書記員后來反復對比，覺得簡直一模一樣。這樣我們心里就有數了。”法官回憶道。

庭審中，法官出示了“張良”賬戶的流水，追問王明與收款人李某某、鄧某的關系。王明承認李某某是其配偶，鄧某是其表弟，均不在金屬公司工作。面對與其主張的工資收入嚴重不符的流水，以及公司資金流向其配偶和表弟賬戶的質疑，王明無法給出合理解釋。筆跡鑒定的委托水到渠成。

筆跡鑒定結論最終一錘定音：工商檔案及銀行開戶資料中“張良”的簽名，均出自王明之手。

落幕：真相與司法的重量

冒名人自以為投機取巧，憑借長相與張良遺失身份證上的照片略有相似，蒙混過了當時相關機構“肉眼比對”的審查，企圖規避自身風險，然而眼見未必如實，水落必定石出。張良遺失的身份證確實被冒用，其既不是金屬公司的真實股東，也不是借名股東。

法律事實得以澄清，法院判決金屬公司應滌除張良作為法定代表人、執行董事及股東的登記事項，王明需予配合。

案件判決后，發生了令人欣慰的連鎖反應：牽連張良的湖南地區執行案件案款迅速得到履行，他的限高措施也隨之解除。王明也主動承擔了案件產生的公告費、鑒定費和訴訟費。

“一邊是生效判決中債權人的權利，一邊是無辜當事人的姓名權，如何平衡是我一直思考的。不能因為找不到冒名者，就讓前案債權落空，也不能讓無辜者持續受害。”法官的感慨，道出了此案超越個案的價值。

反思：小案件與大正義

這個案件如同一面鏡子，映照出市場經濟活動中身份被冒用的風險與維權之艱，也折射出司法裁判中形式審查與實質探究的張力。

對于普通公民而言，比此案更常見的是“被股東”“被法定代表人”后，登記機關因形式審查權限而難以主動撤銷，受害人陷入行政訴訟或民事訴訟的漫長征程。

對于司法機關而言，此類案件審查的核心在于“被登記人是否知情”。法官需要綜合審查身份信息泄露原因、其與公司及相關人員的關聯等，過程復雜且證據要求高。

本案中，法官沒有停留在“誰主張誰舉證”的簡單層面，而是主動穿透迷霧，通過調取流水、追加第三人、設計庭審前“閑聊”、委托鑒定等方式，一步步靠近真相。

“每個案件背后都是一個人的人生、一個家庭的生活軌跡。如果事實離我比較遠，那么就讓我來主動靠近真相，一步不夠的話，那么再更進一步。”戴文娜法官的話，生動詮釋了她心中的“如我在訴”意識——將當事人的急難愁盼當作自己的事來辦。

圖為法官收到當事人贈送的錦旗。

官司勝訴后，張良的生活回歸平靜。他依然是那位手藝精湛的理發師。被冒名的陰霾散去，他終于可以自由地帶著家人，去看想看的世界。

而對戴文娜法官和她的同事而言，這起案件的辦結，不僅是為一位無辜群眾找回了清白，更是司法為民理念的具體實踐。“當我們在案卷中看到一個個名字時，要時刻提醒自己，那不僅僅是一個法律主體，而是一個個有血有肉、有生活、有期待的人！”

【司法小貼士】

身份證遺失或被盜，如何避免被冒用登記？

隨著人臉識別技術的普及，冒用他人身份的現象有所減少，但個人信息保護仍不容忽視。作為第一責任人，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應自覺加強信息防護。一旦遺失身份證等重要證件，應立即掛失并報案。若發現身份被冒用于工商登記或其他事項，務必第一時間保存證據，并向相關部門提出申訴、要求滌除記錄，以最大程度降低損失，維護自身合法權益。

來源：天平陽光客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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