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年毛主席接見族侄，得知湘潭縣書記是誰后，不放心道：當得了嗎

1954年深秋的一個清晨，北海的湖面仍冒著霧氣，主席批閱文件到黎明，忽然被一張湘潭縣的組織名單吸引——縣委書記毛華初。看到這個熟悉又陌生的名字，他放下鉛筆，輕聲念了一遍。屋里只有燈泡嗡嗡作響，警衛員卻清楚地聽見了那句自言自語：“當得了嗎？”隨后，他吩咐秘書把剛到北京開會的毛特夫找來。

毛特夫午后趕到中南海，匯報工作之余被主席突然打斷。“湘潭縣的書記是誰？”一句話問得很直接。毛特夫答道：“毛華初。”主席略一沉默，眉頭舒展開來，還不放心又追了半句，“他行不行？”毛特夫用力點頭：“行，鄉親們服氣。”這才換來老人家的一聲“那就好”，話語輕，卻聽得出一絲放下心來的味道。

許多人不知道，這個“縣太爺”走到今天并不容易。二十年前，1934年的冬夜，瀟湘大地寒風徹骨，毛華初還是流落街頭的小乞丐。生母羅醒被捕犧牲前，把年幼的他托付給難友王淑蘭；也就是后來毛澤民的夫人。為了給孩子找活路，王淑蘭咬牙帶著他一路輾轉，先后躲過追捕、躲過轟炸，最后在1938年領著他敲開延安棗園的門。

第一次見面時，延安陽光刺眼。主席彎腰打量這個骨瘦如柴的小孩。“伯伯好！”一句稚嫩的問候伴著一個標準的九十度鞠躬。老人家半開玩笑：“這么小就來了？還打得起收條嗎？”孩子抬頭回答：“我討過飯，吃得消！”就這么一句硬氣的話，讓主席決定留下他。延安保育小學、少年抗日先鋒隊、中央二局機要科，一條線鋪開，他的生活從此與黨和軍隊連在一起。

當年二局糧食緊張，毛華初瘦得脫相。主席視察時看到，不聲不響地讓財務把自己津貼分出來補給二局。那頓棗湯窩頭不算豐盛，卻改變了很多年輕人的身體狀況。也正是在這種細節里，毛華初明白了“無名英雄”四個字的分量。

1945年，轉入東北工作前夕，毛華初又一次來辭行。主席想了想，最終只掏出部分稿費遞過去。公家馬不能給，紀律不容破例。臨別時發現侄子衣服單薄，便把自己的灰呢大衣披在他肩頭，“路上冷，披著。”窯洞門口那一幕，被不少老警衛稱作“延安最難忘的背影”。

東北土改、剿匪、建政，毛華初一路干到科長。1949年隨南下工作團回到家鄉，接手湘潭縣這攤子爛賬：地主余糧、廠礦接收、退役安置全堆在他桌上。有人說“主席侄子當縣官好擺譜”，鄉親們卻見過他晝夜帶隊整治漣水堤，鞋子踩爛三雙。多年后提起，他只搖頭：“那時候真想睡上一個囫圇覺。”

時間回到1954年。毛特夫向主席轉述了這些情況。“行，就讓他放開手腳干。”老人家聲音很低，但語氣里透出一種“家里孩子長大了”的欣慰。

次年春天，毛華初到北京參加會議。秘書葉子龍打電話：“主席約周六晚上見面。”車剛拐進中南海，他就看見主席在廊下等。十年未見，老人的額頭多了皺紋，步子仍穩。匯報湘潭農業互助、韶山水利、老鄉口碑，主席連聲稱好。末了，又問：“身體怎么樣？”毛華初回答“能扛”。主席拍拍他肩膀，半帶囑托：“干部不長久扎根，群眾就心里沒底。”

之后的日子，兩人見面機會越來越少。1964年，北京一次會議間隙，主席在人群里一眼認出侄媳韓瑾行，打趣叫她“李瑾”，再三叮囑“多帶孩子來看看”。那一年，毛華初正在湖南主持農村合作化掃尾，持續奔波，硬是抽不出身。后來得知消息，他只說了一句：“伯伯有交代，干完再去。”

1970年代初，湘潭長塘沖水庫竣工，老百姓把主壩叫“華初壩”。完工那晚，冷風襲人，他獨自站在壩頂，想起那個延安清晨站在自己面前的老人。沒有照片，也沒有詩句，只一句對自己說的話：“當得了嗎？要當得起！”

這位縣委書記最終把自己的一生寫在了土地上。主席當年的那句擔心，如今在湘江兩岸早已是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