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后人秋素莉，李思思是其學生：我會寫的第一個字是“秋”

1960年3月，長春市中小學普通話比賽的現場話筒剛一架好，17歲的秋素莉就聽到評委席竊竊私語：“這女孩的聲韻真準。”臺下燈光晃得人發熱，可她一句沒飄，字音落點干脆。也正是那一次，吉林電視臺決定把初建頻道的開麥權交給這位少年播音員。人們不知道的是，站在鏡頭前的她，心里反復默念的第一個字仍是“秋”——那是堂姑秋瑾的姓氏，也是秋家接續半個世紀的密碼。

時間撥回1907年7月15日凌晨四點，紹興軒亭口一片死寂。秋瑾雙手被縛，步子卻不緊不慢。押解隊伍中有人小聲感嘆：“像走進課堂。”同一時刻，山陰縣令李鐘岳在公堂后院呆坐良久，油燈發出輕微噼啪，燒得他眼眶通紅。三個月后，這位官員于自宅懸梁，留下一句并未記錄入案的遺言——“負心于俠義”。史料無多，可幾張舊電報依舊保存著行刑當天的時間戳，從分秒里透出晚清官場最后的猶疑與掙扎。

秋素莉從小聽父親念這些陳年細節。東北冬夜冷到結冰，大炕上一盞煤油燈搖曳，父親指著《警世鐘》舊印本說：“姑姑寫‘秋風秋雨愁煞人’，其實是替咱家，也是替蒼生。”話音里沒多少抑揚，卻讓孩子記住了民族危亡時那股凜冽的風。試想一下，一個尚未進中學的女孩，在作業本上練習書法時，為何執意從“秋”字下筆？答案簡單——這是血脈里帶來的選擇。

1958年，《紅領巾的故事》在長春選角。劇組助理舉著厚厚的登記表，隨機走進十一中課堂，用東北口音喊：“誰是大隊長？”秋素莉下意識站起，半分鐘后就被確定為主演。影片播出，當地報紙用“秋家新芽”作標題。媒體并不清楚秋氏先人當年流血的經歷，卻真切感受到這種家學給少年帶來的篤定。

李思思常說，第一次去老師家補課，看見茶幾玻璃板下壓著一張舊黑白照片，照片里褪色的女子手按馬鞍，目光犀利。李思思好奇：“這是誰？”秋素莉輕輕答：“秋瑾。”兩字出口，氣氛陡然凝重。隨后便是短短一句叮囑：“上臺前，心不慌，聲音要讓聽眾信服。”這句臺詞后來成了李思思的口頭禪。也正因如此，外界把秋素莉稱作“播音師母”，不單是技藝傳授，更是精神點撥。

有意思的是，秋家人遷居東北后，家譜仍舊由浙江親族保管。1978年改革開放初期，一位來自紹興的老者特意帶著家譜北上，將紙頁翻到光復會那一欄，指給秋素莉看：“這段空白，本想給后人自行填補。”話雖含蓄，卻道出家族對新時代的期許——革命年代用熱血，和平年代靠實干。秋素莉沒回話，只是把那卷泛黃薄紙收進柜子最上層。

播音工作并不輕松。上世紀六十年代的監控設備原始，錄像磁帶價格高昂，一旦口誤直播無法剪輯。央視調檔案時發現，秋素莉在八年內只出現過一次輕微咬字問題，記錄寫明“齒音未閉”。這樣近乎苛刻的自律，與秋瑾當年寫絕命詩時的從容，隱隱相合。業內同行私下評價：“她像把刀，光亮，鋒利，卻從不張揚。”

1995年10月8日，秋瑾誕辰一百二十周年紀念活動在紹興舉行。秋素莉登臺，面對嘉賓與學生朗聲誦讀自作詩：“金秋十月聚山陰，秋雨秋風覓英魂。”現場靜得可聞呼吸。臺下有年輕人低聲說：“聽她讀詩，比看新聞聯播還嚴謹。”那天，紹興城里飄起細雨，與資料記載的1907年景象頗為相似。歷史像被拉出一道暗線，讓人瞬間明白，記憶從不虛無。

晚宴結束已近深夜，秋素莉繞到軒亭口舊址。燈光灰黃，石碑濕漉，她抬頭望了一會兒，說了四個字：“姑姑，晚安。”同行者未敢作聲，只默默退到一旁。短短四字，對外人不過寒暄，對秋家卻是告慰。自此之后，她再未公開談及那晚的細節。

進入新世紀，一批新生代主持人走到臺前。李思思與同學在北廣宿舍討論“播音腔是否過時”，秋素莉給出的答案十分簡潔：“技術要進步，底色別丟。”底色是什么？——秋字開頭的骨氣。李思思后來回憶：“老師話少，卻針針見血。”言語雖淡，卻把秋瑾當年“革命需流血”的堅決感，在和平環境里轉換成了對職業的堅守。

不得不說，秋氏家風并非豪言壯語，而是日常瑣碎中的執拗。開麥前反復推敲一個停連，校準聲壓，校對字幕，一切都像練劍，需要咬牙沉住氣。正因為如此，臺上短短幾十秒播報，才能擊中觀眾的注意力。有人統計，秋素莉累計播音時長超過兩萬小時，相當于在鏡頭前站足兩年多，而差錯次數始終保持業界最低。

2020年秋，一檔講述家國記憶的欄目邀請秋素莉錄制。她推掉休假，帶上一本《秋瑾詩詞集》來到演播室。排練間隙，她隨手翻到《革命軍》仿寫稿，用眼神示意導演把這段加進開場旁白。導演略顯猶疑，“會不會太書卷氣？”秋素莉笑著搖頭：“聽眾會懂。”結果播出當晚反饋火爆，收視曲線一路上揚，節目組事后才意識到，這并非單純追思，而是借文字觸及觀眾內心的那股硬氣。

回望這些零散節點，從秋瑾赴死到李鐘岳自盡，再到秋素莉守麥，橫跨一個多世紀的故事并未因歲月流逝而淡化。清末的刀光、電波時代的燈光，看似毫不相干，卻在“秋”字之下串聯成線。有人說血脈的力量難以量化，然而當鏡頭里的秋素莉依舊字正腔圓，姑姑當年的馬蹄聲仿佛就在遠處回蕩。